《师道与传心》连载|先秦儒家尊师重道典故(二)

二、汤、文、武、周公之传

禹接受了舜托付的天下和“十六字心法”,中原地区空前发展强大。禹的儿子启打破了禅让制,“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中国自此进入“家天下”的治理模式。

夏朝末年,王权势力日渐衰微。商(约前1600~约前1046年,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了夏。

商的创立者成汤(亦称“太乙”“履”“殷汤”“天乙”“武汤”)仁德勤政,他作《汤诰》告诫天下诸侯:“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你们若不有功于民,不努力尽责,我将重罚你们,不要埋怨我)。”

五百多年后的商纣王(即帝辛)资性敏捷,才力过人。他便认为天下无人比得上自己,于是终日沉湎酒色,生活糜烂腐朽。为打猎游玩,不惜变良田为荒原,只为了让鸟兽草木在田里生长。因赋税过重,民众普遍不满。为镇压民众的反抗,商纣设计了“炮烙”等酷刑,使天下震惊。大臣祖伊对他提出警告,他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承受天命吗?这能把我怎样呢?)”他偏信谗言,拒闻忠谏,又罢免了贤大夫商容,重用费仲、恶来等奸人,滥杀良臣无辜。如此等等,终于导致众叛亲离、民怨鼎沸,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国家日益衰亡。

此时,周族首领姬昌(史称“周文王”)遵循后稷、公刘的重农政策,弘扬道德、礼制,努力做到“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他励精图治,辛勤劳作,以至于“日中不暇(没空)食(吃饭)”。在他的治理下,周族居住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周围的诸侯纷纷归服,周族势力越来越大。

商纣王担心姬昌谋反,就把他召到朝歌,囚禁在羑里长达七年之久。姬昌几经磨难才被营救出来。回去后,他继续施行仁政,发展生产,聚集力量。短短五十余年就将周族从一个附属的小诸侯国发展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国,为后来周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1122年[1],周武王姬发率诸侯军伐纣,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军。商纣王引火自焚,商亡。

周朝建立初期,政权未稳,民心动摇。如何处置殷商遗民与上层贵族呢?周武王采纳周公(姬旦,也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亲弟弟)的建议,没有滥杀滥毁,而是对殷商旧臣予以充分信任。

周武王由于日夜操劳,身染重病,临终前将自己年幼的儿子姬诵(即周成王)托付给周公。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成王年幼,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周公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同时教导成王。史书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废寝忘食地治理着国家。管叔和他的诸弟却在国内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王室内部也有人开始对周公“摄行政当国”持怀疑态度。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史称“三监之乱”)。刚建立三年多的周王室一时间处于内外夹攻、风雨飘摇之中。周公再三权衡后决定二次出兵东征。出征前他首先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摄政当国,是担心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民涂炭,我将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和武王给我的重托。成王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大业才这么做。”(《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诗经·豳风·破斧》)

历时三年,周公东征不仅顺利讨平了叛乱,还乘势向东进军,将周朝版图扩展到了东海边。至此,周朝不再是西陲的“小邦周”,而成为一个领土广袤的泱泱大国了。“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史记·鲁周公世家》)

东征后,周公大行封建,营建成周洛邑,完成了武王迁都中原的遗志。中原地区在周公的治理下,人心安宁,生活富足,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七年后,周成王成年,周公决定还政,他作《多士》《毋逸》,告诫成王要以前朝灭亡为鉴,要先知稼穑之艰,不可纵情声色、耽于安逸游玩。

周公在社稷危难之时,不畏艰辛,不惧流言,挺身而出,担起重任;危难解除后,功成而不居,毅然引退。这种无我奉献的精神被后人世代称颂。

周公退隐后专注于制礼作乐。“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尚书·大传·康浩》)他在商周旧礼的基础上删减增补,制定了一套宗法礼制,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石,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殷周制度论》)

周公礼乐思想中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是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诀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所蕴涵的王道思维与王道精神,凝聚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据史书记载,周朝以仁德感召万民,使万民归心,心悦而臣服。周王朝建朝八百余年,其中使用到刑法的时期不过四十余年。

孔子倾心周礼,认为其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孔子仁学的“德治”理念也来自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孝友伦理等思想,故周公被尊为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最为尊崇的古圣先贤。

《尚书·大传》将周公一生的功绩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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