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信情结 | 郭新荣
作者:郭新荣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就教我作文了。后来,在作文课上,就给我们讲写信。讲了写信的格式要求,包括:称谓、问候语、正文、结尾(要根据收信人的身份,写表示祝题的话,以示礼貌、署名和日期)。最后,还要写信封,以及邮寄等。当时我们学写信,有写给父母的,有写给兄弟姐妹的。而最典型的是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我们的学习情况。但那些信也就是练练手而已,都没有寄出去。只是学会了写信的基本方法。而我们学写信的范文,则是毛泽东主席给他的老师徐特立同志的封信,这封信成为我们后来给老师写信的范文,有几句话至今都能背诵出来:“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而我最早将写信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则是在升入五年级的冬天。那年冬,我四哥参军入伍,在青海省贵德县;我大哥已从部队转业至内蒙古。这样,给两个哥哥写信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我这个小学生的肩上。那时候写信,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父母告诉写啥就写啥,一般是写要告诉的事情以及要问询的话题。按父母说的意思,先打草稿,写好后,给父母念一遍。有需要补充的,再加上,定稿后,再抄写遍。写好信封,等邮递员来送报纸时,把封好口的信和邮票钱给了人家,才能寄出去。那时候,寄一封平信的邮票是8分钱,全国统一,省事、方便。
将书信运用于我的生活,则是在我考人中等专业学校之后的事。那时起,我就正式写信了。给父母写信,给老师写信。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参加高考前的动员会上,兑镇中学教导主任侯绳纲老师说:“同学们考上学校,人学后,一定要写信给我。”那时候,我很天真幼稚,人学后,还真给侯绳纲老师写了一封信。但后来想,兑镇中学一年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有一百多人,都给他写信,他能看得过来吗?也不知道他看了没有,反正,我给他写了,我就心安了。
再就是参加工作后,给班主任老师写信,给同学们写信,互通联系方式。而通信联系时间最长的则是我在校时的同桌,也是我们的班长、团支书杨雪平同学。我们互相通信达六年之久。在信中,我们交流工作经验、学习方法等,互相鼓助,共同进步。那时,我们都报考了山西刊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还给我邮寄学习资料,对我帮助很大。他给我写信,是用毛笔小楷写的行书,一挥而就,流畅漂亮。至今,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好多封信件。
我刚参加工作,是在离我们老家一百多华里的交口县城。三年后,调回孝义县城。我调回孝义工作后,给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第一个上级写信,介绍我的工作情况。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给我回了信,信中言语恳切,指出我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要求我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待工作稳定之后,找对象,结婚成家。30多年过去了,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这是他对我一生的鞭和鼓励。
把写信运用于工作中,则是我刚参加工作后。我在离县城70多里的乡镇下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给县广播站和报社写稿。写好后,则要给编辑同志写一封简短的信,连同稿件同寄出去。
而通信时间最长的则是我远在内蒙古工作的大哥。那时候,人们家里没有电话机。而打公用电话,费用高,又不方便。要相互了解情况,或商量事情,都只能靠通信来实现。一封信往返最快需半个月。遇到有急事时,则要拍电报,把要说的事,用最简短的文字写出来,一般不超过20个字。平常我们一月一通信。后来,两三个月写一封。直到公元2000年2月,我们家里都安装了固定电话,能直接通话了,我们才不写信了。
在那个通讯设施欠发达的年代通过书信交流、交往,颇有一种“家书抵万金”的感觉。我在读完一封来信,或给对方回信后,有时会有种欣慰、成就感,那是一种超自然式的静态感觉,那种感觉与打电话的感觉,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工作单位和家里的电脑以及手机上都能上网,互相联系方便多了,再不用为信件发出去,收不到而着急、担心了。需要时,马上就可以回复。
而我给报社发稿件,或给上級部门发邮件时,还是要按照写信的格式,写几句简短的话,以表达自己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