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高 | 《三上桃峰》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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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明高

1974年注定是一个混乱之年。

2月28日，早晨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全文播出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向全国发出了揭批所谓“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战斗动员会，激战信号弹”。

《三上桃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戏？什么人创作和改编的？何以能“一剧惊天下”，至今谈起都令人心有余悸？

1964年冬天，在山西晋中地区青年晋剧团任编导的许石青，被派到祁县城赵大队搞社教运动。进村不久，贫下中农就向工作队揭发了该队过去曾发生过的“一匹马”事件。由于一个兽医的漫不经心，不负责任，致使一匹好马不幸病死。“广大贫下中农及全体社员群众严正地斥责着兽医玩忽职守所表现的革命义愤，热爱社会主义集体财产的情操，对失去一匹马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带来的困难之担心焦虑的心情，以及各兄弟队热情帮助，慷慨支援的阶级情谊等，使我深受教育，无比激动。我和剧团的同志们当即以此事件为内容，编演了一个话报剧《一匹马》。演出后，受到当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鼓励。”（见1978年《吕梁文艺》第一期、许石青文《迎风击浪永攀登》）。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一匹马》，报道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大刘庄大队卖给刘义庄桑园生产队一匹病马后，很后悔，又新买了一匹大红马去“赎病马”，同时支援桑园生产队的春耕生产，歌颂两队干部群众发扬互相关爱的精神，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新风尚。“当时，正值山西省准备举办自创的现代戏观摩会演，为了完成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根据以上素材，加以概括集中，很快就写成了晋剧《桃李争春》，后来又把剧名改为《一代新风》”（见同上，许石青文）。

许石青

一年后，即1965年9、10月间，山西省文化局筹备现代戏曲调演，派人分头到各地区选调节目。省剧协副主席朱东，省话剧团导演方彦，还有刚从省人民出版社调到省文化局戏剧创作室工作的杨孟衡，一同到晋中青年晋剧团看戏。杨孟衡发表于1989年第三期《黄河》的纪实文章《桃源风云——〈三上桃峰〉事件纪实录》中写道：“初秋，他们一道到榆次看了这个戏的连排，认为很不错，并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晋中专署文化局长雷艇和剧团支部书记贺登朝当场提议，要我留下来帮他们修改剧本，许石青同志也提出待改完剧本后，请方彦同志做执行导演。他们挽留再三，热情难却，经请示省局，我和方彦被留了下来了。”经过修改，剧名更名为《三下桃园》，剧本“以‘马’为中心事件，以三次赎马的行动构成全剧框架。剧情大体是杏园大队社员老六将一匹病马卖给了桃园大队，杏园队女青年团支书李开英发觉此事后，坚持去桃园说明实情，赔情道歉，并带上原款拟将病马赎回，但就在此刻病马死去，由此后引起一系列戏剧冲突，表现了两个支队之间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不顾全局，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思想。

卫恒

1965年10月，《三下桃园》在晋中地区行署所在地榆次首次公开演出，效果很好。11月，晋中又组织许石青和张正申对剧本进行了修改。随后，在农村巡回演出了两个多月，场场爆满，很受观众欢迎。孝义县碗碗腔剧团想移植此剧，北影导演也想将此剧搬上银幕。时任省长的卫恒同志在晋祠招待所召开社教工作会议期间，看了《三下桃园》特意召见了剧团领导和编创人员，并勉励剧团要在农村广泛演出。1966年，由贾克任主编、杨孟衡负责编辑的《〈火花〉戏剧专刊》创刊号出版，刊发了《三下桃园》剧本，署名是许石青、杨孟衡、张正申。同时，华北局文艺处长、剧作家孙福因来太原观看了《三下桃园》，并确定为参加华北区戏剧调演的剧目。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告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贺登朝被下放回原籍柳林插队，1972年4月被任命为县剧团的党支部书记。许石青也被下放回原籍孝义，在孝义县碗碗腔剧团任编导。

1971年秋，吕梁地区成立不久，地区文化办公室接到省里关于准备“华北地区新创作剧目调演”的通知，召集各县剧团团长开会，要求各县积极创作剧目，参加调演。据中共柳林县委（74）柳发018号文件《关于大毒草〈三上桃峰〉出笼前后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中说：“1971年9月下旬，我县剧团二十余人由贺登朝带队，赴省城在学习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住在省艺校。学习期间，贺登朝与省里有关人员谈论起创作剧作的问题，说：‘现在省地都找《三下桃园》的资料，晋中还组织人要搞，就是没有资料’。不几日，文井（晋中晋剧团导演）亲自把剧本送到太原，交给贺登朝，并说：“你们排〈三下桃园〉是有人才的，老许（许石青）也在吕梁的孝义，他对此剧本什么也了解，你又是过去领导，必要时我也能加一半句’”。贺登朝将原《三下桃园》剧本翻印后，送给县分管文化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李庶民一本，后由李庶民领导，抽调李旦初、任晋斌、王希仁、雷捷发、任元恩等人组成改编班子进行修改。在改编过程中，任元恩曾提出：“改编人家的剧本，算不算自己的创作？”终于在1972年5月20日晚，署名柳林县晋剧团集体改编的七场现代晋剧《三下桃园》首次登场试演。结束后，大家建议剧名改为《三上桃峰》。5月24日、25日赴离石参加了地区文办组织的调演。

李旦初

调演获得成功后，吕梁地区文办组织人员对《三上桃峰》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工修改。中共柳林县委（74）柳发018号文件写道：“1972年5月3日至5月25日地区调演，由原《三下桃园》改编为《三上桃峰》为第一次”。“1972年9月至11月份在孝义，由姚建华、薛光运主持。参加修改的有贺登朝、许石青、方彦、李旦初。”“1972年12月，在地区招待所，由薛光运、牛贵堂、罗仁佐主持。参加修改的有贺登朝、许石青、姚大石、方彦、陈功、窦兵、李旦初。”王易风先生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写道：“一九七三年吕梁地区文办，又组织本区部分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加工修改。此后，全区有八个剧团先后上演此剧，共演出过四百七十七场，观众达五十五万人次之多（见1978年《吕梁文艺》第一期）。该剧本在《吕梁文艺》1973年第一期刊发，署名“吕梁地区《三上桃峰》创作组。”1973年3月10日，《三上桃峰》由柳林县剧团在省城太原和平剧院连演数场，盛况空前。

王爱爱和许石青

贾克在《我所经历〈三上桃峰〉事件》一文中说：“这时，正赶上中央文化组要在1974年举行华北地区戏剧调演，再加上西安电影厂要将《三上桃峰》拍成电影，选中了山西省晋剧院的演员，经研究决定将此剧拿回省里修改，准备代表山西省参加北京的华北调演，同时拍成电影。”开始时，由杨孟衡执笔修改，后又调许石青来太原参加，许石青与杨孟衡意见不一致，就退出去了。” （《炎黄春秋》2004年第十一期）。杨孟衡在《我对参与炮制大青草〈三上桃峰〉的检查》一文也回忆道：“从一九七三年六月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高志、惠艺、王志杰来联系拍摄《三上桃峰》电影以后，领导决定重新修改剧本，为省晋剧院改写晋剧本，并依西影意见，仍选定剧本为《三上桃峰》。从这时起到十二月半年的时间，前后作了五次大的修改。”“从七月到九月改前两稿，具体参加剧本修改工作的有刘元彤、张沛、李守桢、许石青和我；这个小组由刘元彤负责，我和许石青执笔。从11月开始修改后三稿，另成立创作组，有温明轩、张沛、李守桢、张文秀和我，温明轩当组长，由我执笔（这时许石青回工作单位，再也没来）。”剧本改好后，省里领导指定省晋剧院负责排练。为了演好此戏，山西省晋剧院全力以赴，从舞美设计到灯光音响，从伴奏乐队到大小演员角色，都是抽调全院最好的，王爱爱、田桂兰、武忠等省内一流的名角全部上阵，组成强大的《三上桃峰》剧组。用最短的时间将戏排出。1974年1月初，省里派出了由贾克任团长的山西省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穿越由省有关领导和群众组成的热情欢送队伍，信心百倍地赴北京参加调演。

贾克在《我所经历的〈三上桃峰〉事件》中写道：“1974年1月初，由我率领山西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省文化局长芦梦同志亲自赴京坐阵。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带音乐连排时，特意邀请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也受到了赞赏。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请中央文化组领导及首都文艺界和在京的山西同乡观看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心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只是，坐在首长席上的‘四人帮’在文化组的干将于会泳及其亲信，都无动于衷，始终面孔铁青，大幕刚刚落下，一言不发就扭头走出剧场。”

情况急转而下，调演办公室一连发出了30期简报，一期比一期火药味浓。第三十期简报以《动员起来，深入批判〈三上桃峰〉》为题，说“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回击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战斗”。2月中旬，华北调演已近尾声。17日下午，召开总结大会。国务院文化组吴德、刘益权、于会泳等人出席了大会。吴德首先讲话，他对调演剧目作了概括的分析总结之后，说“经过对《三上桃峰》的揭发、批判，又使我们从反面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指出《三上桃峰》不是一般创作倾向问题，从背景来看，是右倾翻案，是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见杨孟衡刊发《黄河》1989年第一期文）。

2月28日，初澜的《评晋剧〈三上桃峰〉》出笼，指出：“《三上桃峰》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的阶级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随后，在山西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浪潮。3月1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下达全省各地直至基层，提出对《三上桃峰》进行全面批判。当天下午，省城工农兵和省、市级机关干部3万余人，分28个会场举行批判《三上桃峰》大会，《山西日报》等报刊每天都有整版批判《三上桃峰》的文章，连篇累牍，从不间断。12名山西省常委被召到北京参加“解决山西问题的工作会议”，指定陈永贵为召集人。省、地两级直接受《三上桃峰》事件株连，受审查、挨批斗的文艺工作者和有关干部达90余人。

1978年8月，党中央批转了文化部的报告，以中发（1978）52号文件形式，为《三上桃峰》彻底平反。消息首先从《人民戏剧》编辑部传出来，编辑部约与《三上桃峰》有关的同志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9月2日早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文化部批判组文章《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说：“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在一九七四年初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并借此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现已查明，他们强加给晋剧《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无中生有，诬陷捏造。”

1978年9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四千多人的大会，省委主要领导宣读了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宣读了中共山西省委为《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一切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宣布所有参与《三上桃峰》事件的人员“王大任、李蒙、芦梦、贾克、杨孟衡、许石青、贺登朝等同志”一律无罪。

1978年9月18日，中共吕梁地委在离石召开了《三上桃峰》平反大会，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作出给《三上桃峰》事件中受害的文艺团体、刊物及个人平反的决定：“一、撤销中共吕梁地委《关于改编上演〈三上桃峰〉在我区修改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撤销中共吕梁地委《三上桃峰》调查组《关于大毒草〈三上桃峰〉在地区经过情况的报告》。”“二、李庶民、贺登朝、许石青、李旦初、薛光运、任元恩等同志在《三上桃峰》一剧上是没有错误的，对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三、恢复上演《三上桃峰》”。“四、为《吕梁文艺》恢复名誉并复刊。”

复刊后的1978年第一期《吕梁文艺》重新发表了《三上桃峰》剧本，署名：“晋中地区晋剧团、吕梁地区柳林县晋剧团、吕梁地区孝义县碗碗腔剧团集体创作，执笔：许石青、李旦初、张正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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