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同的日子—梁凤兴
【五同的日子—上】
1969年的初春，乍暖还寒，和熙的春风翻过草帽顶子，穿过西河掌，刮过小四平和大四平，吹拂着东升堡的大地和山野，坚守了一冬的冰雪开始融化，似隐似无的小草探头探脑，人欢马叫，春耕即将开始。
没错，宁文。那年，春脖子出奇地长，头年腊月十八立春，转年正月初一已经是阳历二月十七日了。
春天，三月二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沈阳冶金修造厂参军的丹东人孙玉国一战成名，最终以33岁年龄出任大军区副司令。
四月，“九大”以后，全面落实“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企业搬迁，人口疏散，大街小巷，处处简易的防空洞防空壕，最终建成了长城以南、京广路以西的三线基地。
但是，新宾县，大四平，东升堡，丝毫感受不到形势的紧张。
经受了秋收和冬季伐木的考验，我们熟悉了田间地头沟沟坎坎，了解了本乡本土风俗民情，适应了农时农活节奏强度，习惯了自我管理集体生活，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那年春天，男女同学，不到二十岁，刚刚走向社会，天真善良，纯洁诚实，没有私心杂念，没有风花雪月，不懂得人生规划，也不考虑人生归宿。
那年春天，阳光灿烂，刘宝林常文璞尽职尽责，李宁文殚精竭虑，同学们也逐渐成熟。我们知道维护青年点这个共同的家园，知道团结互助和相互关心，知道做人说话讲究分寸，接近贫下中农，远离地富反坏。
那年春天，半年来的体验和实践，还印证了邵惠基老师的先见之明，感受到恩师给于我们深沉的爱！
最早，1968年9月20日前，邵老师曾经随同学校“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也可能是其中的一员，提前来过新宾，来过大四平公社，考察，调研，对接。
以老师的睿智，通过介绍、走访和暗自谋划，立即掌握了全公社各个大队的政治、经济、区位、交通、人文和民风等等第一手资料。通过反复比较和衡量，他一眼相中了东升，进而争取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第二故乡。
确实，邵老师眼光独到。
同其他大队相比，东升优势明显，全公社甚至全县的NO.1。
样尔沟、东小堡和马架子，距离公社都是十几二十来里旱路，地处偏僻；小四平、西河掌的经济结构单一，不足温饱；即便公社所在地的大四平，分值也不高。
东升，只有东升，交通方便、资源丰富、山水田林、农林牧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紧凑的一队和二队，特别适合我们集体落户和共同生活。
东升境内，山多、林多、水多、动植物多，陶土矿产资源多，北大山洞穴考古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也特别多。
东升最大的优势，一、二队都有自己的缸窑和砖瓦窑副业，两个小队的分值你追我赶，每天接近两元钱的收入。
当年，这，这，这是难以想象的奇迹，即便以蔬菜种植为主业沈阳郊区的长青、长白和五三大队也无法媲美。这个辽东偏僻的小山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五千年来农民们苦苦期盼的共同富裕的“中国梦”。
所以，邵老师慧眼识珠，以他深沉的爱心，为这些共同经历了如火如荼、共同体验了疾风暴雨的弟子们，选择了这个新家。
这是一个良心老师为他的学生们所做出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抉择。
可是，他的心情依然沉重。这些纯洁天真的男女学生们，可能三五年，可能十来年，也可能一辈子，子子孙孙就生活在这个小山村了。
那几天，送走了他的学生，年轻的后来担任了沈阳二中党委书记的数学老师夜不能寐，想的太多太远。
他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些大红标语：上山下乡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上山下乡，奉献了青春，还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不敢往下想。
一辈子！数学老师立刻想到了党和政府尚未考虑和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 初三一班，68位同学，男多女少。除去郊区白清寨插队的同学，除去跟随哥哥姐姐插队的同学，除去极少数留城的同学，大部分人还是来到了东升，一队22人，二队20人。
42人中，男生28位，女生14位。如果扎根一辈子，他们的婚姻，14名女生的缺口也就意味着14名男生的危机。
什么并蒂莲，什么连理枝，什么花好月圆，什么比翼双飞，可能，实际情况要比这令人沮丧的数字更严重一些。
三十三岁的班主任感到特别无奈，泪水从他的眼角默默的流下来。
那时，他和所有的善良的中国人一样，难以想象其后的九一三、十一届四中全会和持续40年的改革开放，更想不到其后的天翻地覆。
是的，谁也想不到！
当然，这一切，这漫漫人生路，东升的我们还来不及思考，也没人思考。
我们正在兴奋的迈出人生第一步，经历人生第一次， 确实，在这个小山村里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挤在一铺炕上，寒冬腊月戴帽子睡觉；第一次一个锅里搅马勺，大馇子焖饭酸菜炖土豆；第一次挑水、劈柴、点火、烧炕、摘菜、做饭、洗衣服、补鞋袜、磨镰刀、打绑腿、……劳动、生活、做人、处世，甚至朦朦胧胧的性启蒙都是第一次。 生活那么艰苦，又那么丰富多彩！
可是，这种命运共同体式的朝气蓬勃的集体生活很快被打破。
1969年的初春，宁文是这样回忆的：“春节过后，省知青办下达了一个通知，要求知青与贫下中农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一风吹，一刀切，不得有误。不管你青年点搞得好坏，这是形势的需要，令行禁止。青年点要发生变化叫大家一阵忙乱，分伙找零，准备五同。生产队这两天也在应对怎么把知青分派下去，几乎不用动员，一切顺利，二队的农户没有一家说“不行”的，都张开双手欢迎知青到各家“搭伙”（他们说不好是四同还是五同）。
“当天晚上下工回来，就见青年点门口站满了领知青回家的社员群众，老老少少，热热闹闹。十八名知青各有归属，这时的知青早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都知根知底，鱼水情深，一句话，没啥挑的。各家各户的孩子们蹦跳着拽着知青的手，大人们扛着行李，一路簇拥着，欢欢喜喜回家去。不一会儿影走星散，人去屋静，青年点空空荡荡，只有一把门锁挂在门鼻上。”
“没等我下工，老叔一家就把我的行李搬到他们家。他们早就把我当成这个七口之家的一份子，如今加上我就是八口人了！老叔家“添丁进口”，老婶张罗了半天做了一桌好菜，就等我到家上桌动筷呢。”
“我下工回到青年点，老叔家的二小子孙义正在那等我。看到我他奔过来，迫不及待的说：“老李哥，快跟我回家！家里饭菜早就做好了，就等你了！”这扑面而来的热乎确实叫我动情，我跟他说：“你先回，我等大家都走完了再过去”。
孙义是不会撒手的，生怕我跑了似的紧抓我的手不放。看着常文璞最后一个跟着荣复军人王大爷家的大姑娘离开青年点锁上门，我才拉上孙义朝我的新家走去。”
来不及，永远，再也不能，我还是想和宁文商榷当年的“五同”是否1969年？是否十八人？
宁文，那时节的裕国和海民已经落户了二队青年点，应该是二十名同学，对吧！ 1969年的初春，对的。
可是，你是否想过那急急忙忙大规模的全省甚至全国的知识青年实行“五同”，是谁？为什么？作出了这个令人终身难忘的决定？
原因出在头年，出在1968年的十二月六日。
那天的《人民日报》，在以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文章《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中，斥责了在公社、大队建立“青年点”的做法----使知识青年脱离政治，脱离贫下中农，“出门一大群，不问阶级事，三叔二大爷，仍是一家人”，丧失了阶级斗争的自觉性。
这篇文章还批判了青年点使知识青年“从旧学校的深宅大院刚冲出来，就又被关进大队青年点的深宅大院”，跟贫下中农“扯不上筋，挂不上骨，没有靠帮”，致使贫下中农不能掌握“再教育”大权。
所以，要“五同”，要深入贫下中农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至于“同”到什么时候，一阵子还是一辈子，没人说清也不给你说清。 说不清，你也不敢问。
这个新金县（现为大连市普兰店区）的革委会，何许骚人策划和出台了这样一纸极左的文章并迅速普及和推广，且四个月后又灰溜溜的偃旗息鼓，咄咄怪事，匪夷所思。
形势就是这个形势，问题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由省市县层层传达到公社和大队，再进一步落实到二队，荣转军人王庆山和足智多谋路长贵秘密的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之所以秘密，两位队长担心，五同方案确定前，人多嘴杂，满城风雨，影响生产。
首先，要做贫下中农们的工作，讲清楚五同的意义；其次，要挑挑拣拣甄别出来那些政治经济家风甚至为人善良纯朴的20户家庭；再者，男女有别尤其要保证女同学的安全；最后，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
事情，复杂啦！ 平时，二位队长，取长补短，相互配合，搞生产，搞经营，没说的！可是，五同这件事，亘古未有，闻所未闻，加上会计路长春和保管初子新，队委会的四位领导，想法不同，各自的家庭也千差万别。
先是王庆山，自从朝鲜战场负伤转业后，一直同哥哥王庆范伙在一起，从未分家，兄弟如手足，妯娌如姊妹，十多口人一个锅里搅马勺，屋里屋外挑水劈柴的力气活全归哑巴一个人。
哑巴大名王春泰，年轻力壮，属鼠，大我们两岁，是车老板王庆范的大儿子。哑巴还有一个瘦弱的妹妹王春荣，性格温顺，十三四岁，也在生产队劳动。
可能，王庆山结婚晚一些，他的大女儿春兰，还是东升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下面，还有好几个甚至抹鼻涕的弟弟妹妹。 同时，哥俩三间草房，东西屋，南北炕，满满当当，不宽敞。 考虑到这些，安排一位男同学，家里女孩多？安排一位女同学，还有哑巴这个因素。算来算去，不太理想。
那么，路长贵，家中也有情况。这个精明瘦弱的庄稼汉自从中年丧偶后，几个小孩子束手束脚，家里家外乱糟糟。 幸亏汪文阁为他牵线，娶了一位山东大姑娘。新媳妇姓孙，身体好，性格好，煎饼也摊的好，家里屋外井井有条，各种农活推起独轮车三四袋苞米如履平地。
新媳妇的娘家人也一同落户到东升。老丈人也姓孙，孙升禄，细作木匠，和庄立亭大眼木匠的架房梁、牛马犁杖、车棚子、牛軮子不同，这位少言寡语的山东手艺人擅长各种传统家具，擅长那些东升人从未见过的八仙桌、太师椅等等。
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 老孙那个老实的十四五岁的儿子也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说实话，孙世光并没有受到队长姐夫的格外照顾。路长贵和王庆山一样，不徇私情这方面让人佩服！
当年，落户东升是相当困难。能够落户二队的，还有王金岭也就是现任村支书王振宝一家，兢兢业业的老王是作为砖窑技术人才从通化特批引进的。
所以，路队长家，三间房，可以有一个五同名额，男女生不限。
会计很痛快，响鼓不用重锤，明白人好办事。我们这位坚持原则的路长春同志毫不犹豫的同意五同一位青年。 那时节的路长春和弟弟路长林，好像还没有分家。路老爷子是生产队羊倌，风里雨里，放养百十只山羊，除了造粪，还担负每年八月十五全队三百来人喝羊汤的光荣使命。
会计弟弟为人爽朗，那个无忧无虑的嘻嘻哈哈的路长林。多年后，我们重逢，虽然莫泊桑所说：生活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糟。还是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
保管员家不适合五同。总是笑嘻嘻的初子新家里乱糟糟的一股怪味不说，实心眼病歪歪的媳妇做饭也不应时应口。
初子新的人生，熟悉的读者们大致都知道了。这个二队正宗初中毕业生，这个每逢下雨就为社员分割塑料布的保管员，身患哮喘，英年早逝。
唯一让我们欣慰的是他的几个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黄毛丫头，在改革大潮中先是去北边倒腾粮食最终奋斗为身价不菲的老板，可以告慰那跌跌撞撞地拉扯她们长大的父母了。
总之，经过秘密会议反复的衡量比较斟酌和取舍，最终确定了20户五同家庭。 这二十户：路长贵、路长春、王延成、孙长富、孙宝林、孙宝坤、孙宝富、汪文阁、吴相林、马永千、马永惠、初学兴、初学峰、纪晓发、鲍文义、邢喜全、邢喜清、姜成业、姜成富、姜成坤，成为我们二十名男女同学的新家，共同生活了四个月。
这二十户，囊括了二队部分党员干部和复转军人，囊括了马倌羊倌猪倌牛倌，囊括了乡贤骨干，囊括了小康和殷实人家。
这其中，有叔伯兄弟，两姨连襟，娘家，婆家，亲家，老姨家二姑父三婶子四舅母的大姑姐，总之，罗圈亲戚。
不能扯老婆舌。东家长，西家短，谁家饭菜好，谁家能吃饱，谁家偷鸡摸狗，谁家婆媳不和，可能，一夜之间，村东传遍村西。
这些，我们，懂。
经过九年正规教育，经过三年触及灵魂，同学们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集体性格。
先是安排了七名女同学的去向，这七户除会计家外，都有未出嫁的大姑娘，适合女孩子们做伴。
汪文阁家大姑娘汪成珍二姑娘汪成梅、吴相林家姑娘吴绍珍、孙长富家孙永珍、孙宝坤家孙淑琴、前任队长马永千家马志兰，前任队长绰号王勇敢的王延成。
我总是搞不清楚，这位抗美援朝复转军人王勇敢的闺女为什么姓高？好像大女儿高秀琴嫁给了小学校的唐老师唐殿启，老铁匠的大儿子；二女儿高秀英是大队妇女主任，好像没有结婚，好像我们很少接触。
东升的风俗，凡是未出稼的大姑娘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甚至一些十五六的小女孩高小毕业后也依然如此，鲍喜兰、初子兰、姜作兰、孙永兰、王春荣、谷振芝等，还有宋炳信的女儿和黄天霸家的来春来秀来英等黄毛丫头。
她们的收入，或者帮补家庭或者攒点私房钱。 同时，十三位男同学的五同户也同时确定，有些还根据平日感情搭帮结伙，例如张庆印和淘气包路洪宽、李宁文和马倌孙宝富，就安排成五同组合。
不好意思把这1969年由早春到初夏的四个月说成五同，既没有同学习，也没有同批判。只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敬请期待【五同的日子—下】
梁凤兴于己亥立夏.立秋2019.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