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笔下的“盛唐乱象”
“天下行书之二”的《祭侄文稿》，写成于1260年前的大唐758年，那个戊戌年，从颜真卿淋漓的墨迹之中，人们看到的却是“盛唐乱象”。
在距今1260年前的大唐，那一年是公元758年，唐肃宗李亨即位的第二年，乾元元年，同时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三年，长安失而复得，一片残破之相。
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
中国人对于盛唐总有着无限的向往，究其所以，大抵上是因为盛唐强盛的国力，四夷来朝的荣耀，以及繁荣发达的文化。此外，经由唐太宗、唐高宗时代持续的开疆拓土，以及武则天时代的守成维持，当大唐传至开元皇帝玄宗李隆基时，这个国家终于进入了疆域辽阔、兵强马壮的真正意义上的盛唐时代。
唐玄宗统治前期励精图治。当他平乱太平公主之后，改年號为开元，正式开启了大唐盛世的大幕。开元中，姚崇、宋璟被玄宗任用为相，辅佐政务，兢兢业业。唐玄宗本人也勤于政务，在裁减冗员，整顿吏治的同时广开言路。此外，他一改李唐帝国立国百年积弊及落后于时代之政，审时度势地引导大唐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对周边契丹、突厥保持防御态势的同时，册封回纥，并与松辽平原上的靺鞨渤海国保持宗藩关系。对西南地区的吐蕃政权，玄宗持续战争，也大抵保持了唐在战争中的优势。至于西北地区，玄宗任用高仙芝、封常清等实力派名将坐镇西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使得帝国的声望远播中亚乃至欧洲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开元十四载（726年，玄宗改“年”为“载”）天下户口707万户，及至玄宗天宝中，天下户籍约907万户。人口极大增长的同时，物价却未上涨。开元中期，米价每斗仅13文，以至于史料称誉这一时代“天下无贵物”。
然而，如此盛世之下却隐藏着极大的历史危机。进入天宝年间，玄宗安于现状，一改勤政作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骄奢之心日重，怠于政事，至于早年的纳谏之风，也已荡然无存。杜甫科举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李林甫独相16年，一手遮天，他担心士子借科考机会抨击他为政荒乱，因此科考竟然无一人中榜，这其中也包括杜甫。当唐玄宗问及此事时，李林甫回答“野无遗贤”。玄宗听罢，竟十分高兴。
此外，伴随着领土的持续扩张，帝国的边疆问题也随之产生。唐初开疆，采用的是羁縻式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不需太多驻军，但因为地方实际控制权并非掌握于唐人之手，因此新辟疆土的主权时有反复。针对这个情况，历史发展到玄宗朝时，唐人一改此前羁縻管控的方式，以直接的大军驻扎方式来管理新拓边而来的疆土。开元至天宝初，玄宗朝于边境设置十大军区，其最高长官便是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原先仅仅主管防区的军事工作，但是随着作战的需要，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扩大到军政、军储、财政方面，并兼任辖区的采访使，管辖该地区的各级州县。有的节度使又因为联防的需要，时常一人身兼数个节度使。这其中，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便是身兼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拥有重兵实权。
此外，玄宗时代的对外战争多用募兵制，唐初以来的府兵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募兵的优势在于职业军人战斗力较强，而缺陷也很明显。军人世代为兵，军士出身复杂，为了利益士卒可不择手段。募兵军士只听统军将领号令，不知中央号令为何物。这也在军队构成上为安史之乱中的藩镇割据一方“奠定”了基础。唐代初年，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情况，天下军府有三分之一集中于关中地区拱卫京师，以制衡地方军府。但是随着节度使军区的设置和募兵制的大量施行，中央禁军战斗力锐减，从人数上也居于明显劣势。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帝国拥兵57.4万，这其中镇守边地的边军达到49万。中央军事优势已经消失。
这些情况，都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历史即便没有选择安禄山作为盛唐时代的终结者，也会有张禄山、李禄山走上历史舞台。当然，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安禄山也并非巧合。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安禄山本为“营州杂胡”。所谓“杂胡”，《资治通鉴》里说的也很清楚，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而他的父亲则血统混乱，也有说是中亚粟特人。现代的学术考证大抵上认为安禄山是中亚粟特人的后裔。
安禄山能够做到三镇节度使与李林甫当政有极大关系。李林甫为了防止边疆节度使因功入朝为相，因此多擢用一些没有背景的胡人镇边领军。这导致玄宗天宝中，主要节度使均为藩将。安禄山当然是符合李林甫的用人标准的。然而李林甫倒台后，继而为相的杨国忠与安禄山不睦，杨国忠是个荒淫小人，他为了不让安禄山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多次向玄宗举报安禄山要谋反。杨国忠这么说只是为了逼迫安禄山谋反，以在玄宗面前表明自己为相之贤，以及预言的准确。谁曾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真的造了反并打出了讨伐杨国忠的旗号。仅仅27天，安禄山就攻克了开封，34天后洛阳沦陷。次年正月，安禄山称帝，定都洛阳，国号大燕。
长安失守已成定局。此后玄宗逃至马嵬驿，扈从禁军哗变。此后唐肃宗李亨即位，玄宗被奉为太上皇，一个时代就这么凄惨地落幕了。
颜真卿与《祭侄文稿》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安史之乱第三年，大唐名臣、镇守平原的颜真卿写下了名垂青史的《祭侄文稿》。颜真卿出身名门望族琅琊颜氏，北朝时代这个家族涌现了创作《颜氏家训》的颜之推，唐初名臣并长于文字音韵、校勘的大学问家颜师古是颜真卿五世祖。若继续往前推溯，孔子最著名的学生、春秋时代的颜回是这个家族早期的杰出代表。
颜真卿出身于如此家族，自然接受了不错的教育。颜真卿25岁中进士第，然而他看不惯杨国忠在朝中的奸佞之举，被杨国忠排挤出朝，天宝十二载（753年），颜真卿被外放为平原太守。平原属于安禄山辖区，颜真卿到任后，察觉到了安禄山即将谋反的蛛丝马迹，遂以降雨损坏城墙为由，加强城墙防御，并私底下招募丁壮，储存物资。为了迷惑安禄山，颜真卿每日与文士泛舟，饮酒赋诗。安禄山看颜真卿如此洒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书生，对自己并无威胁。因此，当安禄山起兵反叛，大唐震恐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地处河北的平原在颜真卿的率领下，成为抵挡如潮乱军的一股劲流。唐玄宗在叛乱爆发之后，感慨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但当他得知颜真卿坚守平原抵御叛军时，遗憾地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颜真卿被河北十七郡共推为统帅，集合了二十万大军，横绝于燕赵之间，成为安禄山乱军后方大患。颜真卿也成为安禄山的眼中钉，肉中刺。但不论是发动攻势，还是送人头来威胁，抑或是招降，颜真卿始终坚持抵抗，就是不降。
然而，就在此时，镇守常山的颜真卿堂兄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兵败。颜真卿得知消息后万分焦急，因不知亲人生死情况，他派出另一侄子颜泉明去打探消息。最终，颜泉明只带回了亲人的部分遗骸：颜杲卿一足，颜季明的头骨。
在得到亲人遗骸之后，颜真卿悲不自胜，提笔写下了被后人称为“颜书第一”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其行文内容如下：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遗漏“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乎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櫬，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段文字，现今读来略显艰涩，但从满纸纵横的涂改和连绵不绝的用笔上，我们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颜真卿的悲愤。《祭侄文稿》正文一共23列，凡234字，但就这么一篇短文中，顏真卿的涂改就有21处，共计34字。尤其是全帖的后半段，涂改越来越多，时常是一句话、一个词连续涂改多次。悲愤已经完全打乱了颜真卿的思绪，纵使平日下笔有神，今日也没法做到气定神闲，落笔成章。
元代张晏在观看此帖后，题跋说：“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告”其实就是“诰”，是官方正式文件，一般是用官楷写成。官楷书法具备端庄严肃的审美特点，适用于正式场合，但给人的感受就不如书简书法来得轻松。“书简”实际是指古人书信、便笺一类的书写文字。流传至今的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摹本中，有不少都属于这种类型，比如《快雪时晴帖》、《姨母帖》等。这些作品因是随手写就，因此书法线条比较轻松，把玩起来也不沉重。至于“起草”，大抵上就是指草稿一类的书法作品了。中国传世三大行书书法依次分别是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除了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其他两幅作品均为“起草”一类的草稿性的书法作品。不论是《兰亭序》还是《祭侄文稿》，通篇观之，二者最大的外在表象便是各种修改与涂抹。张晏在题跋中随后写道：“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大多数人能够理解颜真卿《多宝塔碑》端庄之美，却无法理解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祭侄文稿》为何名列“天下第二行书”。实际上，情难自禁的颜真卿，将一腔悲愤化作笔端的线条，通过淋漓尽致的书写，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这种笔随心动的境界，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书家所追求的绝高境界。《祭侄文稿》之外的另外两幅作品也是如此。《兰亭序》是王羲之酒醉之后，释放真性情的洒脱之作。据传王羲之酒醒之后准备重写《兰亭序》，但不论他怎么用心去写，作品最终呈现的效果却都没有醉酒时的那幅来得真切。至于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也是如此。苏轼当时贬官在黄州，即便他是个豁达的人，但因仕途不顺，内心非常苦闷，加之寒食节至，苏轼借酒浇愁，即兴写出这幅作品。
总的说来，天下行书的前三甲，均是书家真性情的流露。而这种心、笔交融的境界或许只有用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才能完美诠释。
《祭侄文稿》的递藏历史
《祭侄文稿》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颜真卿墨迹书法真迹，加之其又是颜真卿和安史之乱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因此弥足珍贵。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此帖的递藏历史却鲜有人做专门研究，现存的记录也存在一些问题。
颜真卿在758年创作出此帖之后，流于何处，史料脱载。现存台北故宫的此帖，又经过多次装裱，现存题跋为元人、清人所作，因此，就宋之前的收藏历史，很难在其装裱上看出痕迹来。根据无锡美术馆穆棣先生的研究，该帖于北宋中期元符三年（1100）之前曾庋藏于李士衡家。相关记载可以在南宋史家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查阅。若以元符三年为界，此时距离颜鲁公创作此帖已有342年之久。这期间作品的递藏情况仍不清楚。北宋年代，此帖已有刻本流播，黄庭坚在其《山谷集》中曾说到自己见过此帖的宋代刻本。此后，此帖进入长安安师文家收藏，这段历史被米芾在《宝章待访录》中记录下来。
宣和时代，宋徽宗刻意搜集天下书画名作，此帖因而进入宋徽宗内府收藏。我们知道，宋徽宗曾以统一的“宣和装”格式装裱内府收藏的书画作品。尽管《祭侄文稿》的装裱格式已经更改，但在现存的清代装裱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宣和装”的装裱痕迹。这个情况被元代文臣书家鲜于枢发现，并题跋于卷末。鲜于枢在题跋中说，此帖卷首“岁次戊戌”的“岁”旁，有非常淡的宣和内府圆形双龙印遗存，这与《宣和书谱》中此帖曾入内府收藏的记载相佐证。而靖康之乱中，此帖流散，似乎流落民间，未入金人内府一一至少从现存的史料记录和作品上的收藏印章来看，此帖与金代内府没有关系。
进入宋末，此帖被山东郓城的医家曹大本收藏。曹大本字彦礼，本人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元初，名臣鲜于枢在曹大本家看到《祭侄文稿》，很喜欢。他在卷末题跋中说道，他为了得到这幅作品，曾拿出自己收藏的古书数种与曹大本做交换。因此，《祭侄文稿》在鲜于枢眼中极其珍贵，这也是他在卷末一跋再跋的原因。此后，该帖进入清代内府收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时常用盛唐气象来概括颜真卿书作的艺术气度。然而，在这幅《祭侄文稿》中，我们看不到“盛唐气象”，放眼望去，更多的是“盛唐乱象”。颜真卿是个忠臣，他的后半生一直在维护国家统一，与叛乱和分裂做斗争。直到他最终出使李希烈乱军之中，遭囚禁而被杀。如此忠臣，如此书法，成为古人口中“字如其人”的表率。颜鲁公书法因其端正严谨的气度，受到后人欣赏，更因其刚正不阿、忠义许国的气节受到后人尊敬。“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正是颜鲁公书品、人品的绝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