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位'阔太太'走进35军军部，报出名字陈士榘热情迎接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首都南京，革命的红旗飘扬在曾经的总统府上空。毛泽东主席同日挥毫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二天清晨7时，解放军第八兵团三十五军军部门口，哨兵们拦住了一个旗袍素装的中年妇女，她说马上要见到何克希政委。
哨兵对于这一个突如其来的“阔太太”很是陌生，但对方指名道姓要见三十五军政委，似乎也是颇有些来头，因此不敢怠慢，赶紧找哨兵排长汇报。经过层层上报后，不多长时间，军政委何克希一路小跑赶了过来，边跑边喊，“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待走到跟前，两人顾不上中国的传统礼节，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哨兵还在嘀咕这个女人的身份，何克希已经将她领进了军部所在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大楼。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此时就在军部，听了何克希的介绍后，紧紧握住她的手，说：“真没想到啊，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啊！”
这位气质优雅的旗袍“阔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南京女市委书记——陈修良。当她的身份揭晓时，感到惊讶的可不仅仅是陈士榘司令了。大约进入“励志社”大楼一个小时后，两辆军用吉普车开了出来，由警卫连长带着一个班，护送陈修良前往此前居住的寓所取东西。
当吉普车停在华德电料公司的门口，一队解放军战士威武庄严的站立两旁时，周围的邻居惊讶的获知，这个平日里不善言辞，总爱和大家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南京市委的书记！凡是认识“张太太”的人都啧啧称奇，这样一个人竟然是市委书记，竟然安稳地隐藏了三年，把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
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宁波一个资本家家庭，她是一个极具叛逆性的孩子。本可以过安稳的生活，但她却受革命思想影响，选择了出生入死的革命道路。她担任过《少年先锋》编辑、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向警予的介绍下入党。陈修良跟何克希是老朋友了，曾一起在赣南梅岭一带打过游击。
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梅岭也就是陈毅元帅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诗作的地方。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考验，足见陈修良革命意志之坚决，而她搅乱南京城的传奇经历，始于1946年3月。
当时正值春雨潇潇，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一处农舍里，时任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中央的任命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传达。自1922年共产党在南京建立党组织后，南京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8任市委书记都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
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曾进行长达数月的大屠杀，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组织早已经不复存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还都”南京，在各个角落安插了上万人的特务，这还不算数不胜数的外围组织，整个南京城明岗暗哨密布，危机四伏。全城仅剩下220个共产党员在艰难地工作。作为一名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一场个人及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当时在南京仍有一个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那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是进行公开活动的。而南京市委主要是做秘密工作，谁都知道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因此势必不能公开整个党组织。
接受重任的陈修良，毅然决然地向丈夫沙文汉道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陈修良此去可以说是深入虎穴，九死一生。她脱去灰色军装，换上女儿装，打扮成一个阔太太的模样，在南京地下党马文林的陪同下，渡江到镇江，登上了上海到南京的列车。
赴任之前，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赠诗壮行：“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
陈修良一到南京，就以“姑妈”的身份住进了柏焱和柯秀珍夫妇的家里，对外称“张太太”。柏焱和柯秀珍夫妇都是地下党员，一个是化工厂的技师，一个是中学教员。“张太太”就是在这里开始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进攻华中地区，全国内战一触即发，地下党的主要工作是获取情报跟策反国民军政人员。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陈修良到上海后即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以及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系，并直接向上海局报告。要在警特林立的南京获取情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天，陈修良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地下党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身份是小学教师，跟陈修良单独联系。一见面，方休就悄悄告诉她，自己的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时住在他们家。方休本意是想提醒陈修良说话要小心一点，并请示要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因为跟一个军统特务住在一起工作起来总归是不方便。但经验丰富的陈修良却敏锐地嗅到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方休的意见，让他照旧住在家里。
果不其然，陈修良几天后再次造访方家时，方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她，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陈修良借来一看，全都是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大喜过望，迅速将密码本交给卢伯明，连续抄了三个小时，赶在方休的特务妻弟回来之前还了回来。这份密码对中央掌握的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一本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脑子里浮现出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想到这儿，陈修良赶紧跟沙文威联系，让他去核实这个事情。不几天，沙文威就查清了，这两个名字就是同一个人。
汪维恒在1929年参加了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与党组织失联已经12年了，更为巧合的是，沙文威曾与汪维恒有过一面之缘。当沙文威奉陈修良之命找到汪维恒，问他“还愿不愿意为'家里’做点事情”时，汪维恒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就这样，汪维恒利用职务之便，将他掌握到的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案头。两位领袖看后拍案叫绝，指示李克农发电嘉奖南京市委。汪维恒提供的情报极为精准，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次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陈修良领导的上海市委在情报工作上取得极大成就，策反方面更是屡立奇功，一度让蒋介石气得当场吐血。策反委员会成立后，陈修良就跟沙文威一起，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首先成为策反目标的，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而执行具体工作的是俞渤的好友，地下党员林诚。林诚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他正是利用这个身份结识了俞渤，并了解了他的思想动向。
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打内战非常不满，也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是在解放军占领锦州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对于用B24这样先进的轰炸机残杀中国人深感痛心。林诚正是掌握了俞渤这样一种心态，循循善诱下，让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还把机组其他4个伙伴争取过来。
在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的陆军起义哗变者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未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势必会对瓦解国民党军士气产生巨大影响。然而，俞渤在起义前提出一个要求却让林诚犯难了，他希望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共产党。林诚将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文威再报告给南京市委。陈修良稍经思考，冷静地说道：“人家同意起义，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已经入党的俞渤等人驾驶B-24重型轰炸机514号，绕道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三颗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当晚11点，飞机在石家庄军机场降落，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到场慰问了驾机起义的俞渤一行五人。
罗青长告诉俞渤，由于夜间难以判断，他们投下的那三颗巨型炸弹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也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介石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这次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其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当天就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
在成功策动空军起义后，陈修良又瞄准对向了国民党的海军，她的目标是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军舰——巡洋舰重庆号。为了争取国民党海军中影响力最大的“重庆号”，共产党六个方面的地下组织同时出动，像见到一样插上了该舰。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市委是其中第二大的策反力量，他们联络好赞成起义的官兵多达21人。
1949年2月25日，起义官兵扣押了舰上的反动军官，将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指挥军舰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东北局领导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3月14日，国民党空军对停泊在葫芦岛的“重庆号”轮番轰炸，邓兆祥与官兵商议后，决定撤出人员后放水沉舰。
国民党最大的军舰沉没了，虽然没能为我所用，但共产党特工们法力无边的策反活动，使得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每每想起都心惊肉跳。而就在“重庆号”鸣着汽笛驶向解放区时，陈修良又把“铁钳”伸向蒋介石的又一颗“虎牙”上——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
王晏清是陈诚土木系出身的将领，抗战末年调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少将参谋长。青年军的实际控制者是蒋经国，也是蒋介石为培养儿子接班的重要军事力量。首都警卫师师长的位置，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都垂涎三尺，不少人不惜花费大把大把的金条来打通关节，以图换取此位。但国防部接连开出的几份候选人名单，都未能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经国向其父极力推荐王晏清。动员这样一支“御林军”起义，无疑是在蒋介石集团的心脏插上一刀。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地下党员陆平，他的湖南同乡邓昊明是王晏清的母舅。
国民党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已经让王晏清明白了时局的走向，但他认为蒋介石父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始终无法下定起义的决心。陈修良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指示沙文威加紧进行对王晏清的攻心战术，最后亲自出面与王晏清晤谈。
王晏清在见到陈修良后，看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是何等人物。但在谈了十几分钟后，王晏清便下定决心，率领首都警卫师起义。陈修良赶紧派人跟三野司令部联系，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指示。
1949年4月中旬，王晏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起义过江，这支部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损失惨重。尽管在军事上没有起到预计中的作用，但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晏清率部起义后，陈修良大喜过望，作七绝诗一首：“山连古阙江南春，豺狼狐兔遍地荆。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
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趁机策反国民党司法部官员，营救了一大部分政治犯。待到4月20日，国民党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此外，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市委还积极策动国民党警察系统，在解放军攻城前占领城内主要设施，来个里应外合。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难以抑制激动之情，第一时间赶到了三十五军军部，回到了组织怀抱。不久后，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部进驻南京，重新组建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兼妇委主任。
建国后，陈修良担任了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等职务。1998年11月6日，91岁高龄的陈修良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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