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郭永秉：试论东周至汉代对夏史的传承与构建
11月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197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作报告，题为《试论东周至汉代对夏史的传承与构建》。报告会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聂顺新主持。
因为《殷本纪》的殷王世系被殷墟甲骨文证实，所以历史学、考古学界一般默认《史记·夏本纪》对夏代世系的记载也基本是可靠的。郭永秉对此提出应该保持谨慎存疑的态度。他认为虽不能排除夏世系中的日干类王名有流传自夏代的可能，但从周人对日名并不陌生、姬姓周人也使用日名的情况来推测，也不排除其中有周人在编史时的增益附会，例如太康、仲康、少康，这一套整齐的名号从文献本身可以很明显看出有生成早晚之别，并非真实可靠的世系记录。王国维早已指出晚商甲骨祭祀卜辞对成汤之前的先公的记录已有追溯整齐的成分；从《尚书》看，真正有典册文字系统记录历史，最早也只能上推到夏商革命之时。因此从逻辑上无法用殷墟甲骨文记录的商王世系来证明《夏本纪》的世系也有早期历史文献的直接来源、可以无条件地被接受为夏代信史。
接着，基于禹、启、孔甲、三康、后羿等夏代重要人物及其事迹在夏世系中的生成、转化，郭永秉阐述了东周以降有关夏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郭永秉指出，在解读禹、启的传说时，最重要的是离析史料的时代层次和性质。禹在早期传说中，和夏并无直接、唯一的关联，这可以得到如《厚父》等出土资料的证明。禹是各族公认的标志性英雄，带有创世者的意味，各国各族的始源都可以追溯到“禹迹”之上，这就是文献里所谓的“天命多辟”“设万邦”，当时的情况是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禹为各族各国的建立提供了平台。启，才是早期传说里夏的真正开国君主。后来随着禹逐步成为夏的始君，夏代的很多传说模式、人物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启由德少、不贤的形象逐步转化为正面的形象，并产生了替代其内核的人物，例如五子以及略晚出现的太康，仲康则在更晚的时候出现并被赋予不贤色彩。
虞夏商周四代系统的建立，也对夏史的发展和改造具有重要意义。郭永秉提出，虞夏关系应建立在以禹为首王的基础之上，因为有虞氏内部的尧舜传说没有神异色彩，本应是发生在“禹迹”之上、立足现实世界的，所以尧舜禹的关系不能建立在天上，而只能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这只有在禹成为夏代人王之后才具备条件。从《国语》《左传》等文献可知，早期虞、夏的衔接既被建立在比较虚的“道统”（如“德”）之上，有时更细化为虞夏之间土地、人民、婚姻交错相叠的并行关联，有异于后来的朝代更替模式，战国古书中风行的尧舜相禅的历史叙述其实脱胎于这种解释模式。郭永秉认为，从顺天常、和民神、行纪纲，转变到贤能、禅让理想的历史构建原则，是更进一步的人文化、理性化的过程，与东周时代社会思潮及历史背景密切关联。
郭永秉接着分析了孔甲形象在东周的转变。清华简《厚父》提到了曾制作典刑的夏先哲王孔甲，直到汉代的一些文献中，也还有制刑身份的孔甲存在，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清华简《子犯子余》中的起邦之君“大甲”，不应该是目前一般所认为的被伊尹放至桐宫的商王太甲，而就是夏王孔甲（“孔”的意思就是“大”），可知孔甲时代决不在夏之季世，而几乎可以推知他是与启相接的早期开国贤君。《厚父》所记夏代早期贤王“三后”自然也应包含孔甲。《夏本纪》中孔甲的负面形象，无疑直接受到《国语》中“孔甲乱夏”说的影响。孔甲形象的这种巨变，从《国语》所托故事的时代看，应发生于战国以后，离不开儒家对古史的认识与塑造——孔甲作为制刑司法的明君哲王形象，与儒家不主张刑杀的政治理想是明显不合的，所以儒家系统的文献，除了《左传》记有古老的孔甲豢龙的故事，基本不反映正面的孔甲，百篇《尚书》也不选入《厚父》，制典刑的孔甲后来就被安排为黄帝臣了，而一些杂家著作和清华简中比较古老的文献中，尚保存有早期的说法，这对认识夏代历史弥足珍贵。
郭永秉指出，《竹书纪年》所记的夏代历史与其他东周时候流传的夏代传说有很大区别，除了李学勤提及的纪异倾向之外，《竹书纪年》没有孔甲，也没有后羿、寒浞篡夏的故事。羿浞篡夏与少康复国的故事也应比较古老，已广为春秋战国时人称引。从《左传》等文献看，羿是一位早期传说中善射、爱好狩猎的不贤之君甚至几乎失位的夏代帝王（或许也参与过夏人内部王位的争夺），后来转变成为与浞等先后篡夏的人物。除了夏代的负面人物，从《厚父》的“三后”说可以推断，在早期的夏代传说中，应当还有若干现在完全不知的夏代贤君，这些人早已湮没不闻或在夏王系统中发生了世次变化，不必深求。
基于以上阐述，郭永秉总结了春秋战国后夏代历史系统发生的主要转变的八个方面。他进而判断，东周人认识夏史最重要的来源，既有来自西周写定的、史料价值很高的《夏书》，也有在春秋时代以后，基于“托古”的目的集中撰作和写定的《夏书》。墨家法夏宗禹，《墨子》里引《夏书》常常具体到篇名，与很多儒家著作、历史典籍笼统引《夏书》不同，很可能是与墨家重视整理、授受这些文献有关。从地域上讲，三晋是夏史流传的重要地区。晋南、豫西是徐旭生寻找夏墟的位置，从1953年河南省郏县太仆乡窖藏出土春秋早期的盆铭象形程度极高的“夏”字似可推知，春秋前期在今河南一带，有一些未受到周人文化深刻影响的族群，他们可能自认为是“夏族”的后裔，使用的文字也较为古老滞后，夏代历史在春秋以后的标榜、传承或许与这些族群文化不无关联。司马迁撰作《夏本纪》很可能是基于战国晚期三晋地区流行的夏世系和有关传说，尤其战国晚期大一统帝王世系逐步兴起之后的赵国著作《世本》，是其撰作的最重要史料来源。今天仍能明显看出这些文献内容之间互有差异，而《夏本纪》不但回避了文献中来自不同层次的纷繁矛盾，也塑造了一些人物（例如不贤的仲康）。《竹书纪年》系统的传说，跟春秋以后最流行的夏代传说核心内容，似并不出于一个系统，当时最为知识界、上层社会熟知的夏史元素，在《纪年》里反而大多没有出现，人物侧重也大不相同。这都说明，即使战国时代三晋内部的夏史，也还是一个远非稳定、处于变动生成和整合过程中的东西。因此，将《夏本纪》的记载作为战国晚期以后对于夏朝的一种史观来看待，而非把它作为早期的对夏代世系的完整记录，是我们应该持有的立场。郭永秉强调，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童书业对夏史的研究，仍是今天研究夏代历史最值得珍视的学术基础。
在报告会交流环节，范雪、尚永琪、李忠伟、冯猛等学者，就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的关系，孔甲身份的史料证据补充，夏史构建的动机和原则，考古证据、古代官方对史料的塑造、理论构建等限制下的历史真实性，文献辨伪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学在古史重建中的参与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探讨。
文字：夏春璐
摄影：陈彧婷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