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根据地条件极端困难之时，宋庆龄伸出了援助之手

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

1937年8月初的一天，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宋庆龄热情接待了刚刚从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再次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拉开了帷幕，宋庆龄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11月12日，上海沦陷。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见，于12月23日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乘轮船离开上海移居香港。

193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她约见邓颖超，倾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主张。同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的寓所内宣布“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正式成立。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蒋介石的反共嘴脸再次暴露无遗。眼见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武装一天天的壮大，蒋介石如坐针毡。在他的指示下，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断绝粮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新四军。

对当时各抗日根据地的极端困境，毛泽东曾这样写道：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危急关头，毛泽东发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在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与此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抗日主张，募集捐款、医药和物资，支援根据地抗战。

她曾撰文指出：

“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

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紧接着又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多项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致使反共乌云四处翻滚，军事摩擦屡有发生。

“风起于青萍之末”。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流血惨案和武装“摩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反共逆流即将掀起。

果然，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置民族危亡大局于不顾的反共行径，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和国外舆论的普遍谴责。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命令和谈话，领导全国人民展开英勇的反击和斗争。香港，宋庆龄与毛泽东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两次致函、电蒋介石，痛斥他违背孙中山遗教，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政策，坚决要求国民党“恪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组建。宋庆龄当即指示“保盟”向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

“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臣”。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宋庆龄一面从事战时救伤济难工作，一面又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以她特殊的身份和独特的方式，为国内团结、进步和坚持抗战，同分裂、倒退和投降进行顽强的斗争，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忠诚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