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寻草记——一只“苦羊”的征程之八：逃票 | 楼晨

大串联从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主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我们院当年还没有一个大学生，中学生也不多，况且都比较老实，敢出去串联的很少。

到了大串联后期，已经不可以免费乘车去交流革命经验了，但我们院几个要好的女孩却开始蠢蠢欲动，私下商量想去外面闯荡一下。

刚开始我和另外两个姐妹要去爬火车。去了火车站货场，看到那么多散装车，不知道哪列车是去南京的，很迷茫，只好放弃了爬货车的打算。

一天下午，我与大我二岁的方 XX和小我一岁的胡XX，每人花二角钱买了一张到大庙的火车票上了车，这是辆开往南京的慢车。

车开了，我们三个坐在一起，环顾车厢人不多，不由得兴奋不已。三个小女孩独自出门乘车还是第一次。

在车轮逛当逛当的颠波下，车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早巳过了大庙站，一直也没有人来查票，我们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慢慢地瞌睡了，互相依靠着迷糊着了。

夜深了，突然车厢一头骚动起来，“查票了！查票了！”我们立刻紧张起来，不知所措地等待该来的一切。

过了一会，只听两个列车员突然高声地训斥几个小男孩，原来他们没有票上了车，我们听到后哆嗦起来。

这时火车停靠在一个灯光灰暗的小站上，列车员把那几个小男孩连拉带拽地推下了车。火车缓缓地又开了，小男孩们哭喊的声音逐渐地湮没在轰轰的车轮声中，他们的身影也一下被黑暗所吞没……，我们惊恐极了。

列车员缓缓地走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怯怯地将票递交给列车员，他们会意地看了一下，说：“下次不要这样了！”

啊......，原来他们早就猜出我们也没有票，却对我们女孩子网开一面！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太高兴啦！

就这样，我们一路绿灯坐到了南京。

早晨五点多钟，车到站了。我们又面临出站这一关。三个女孩坐了一夜硬座，又睏又累，真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硬闯了。

到了检票口，她们两个把票让我这个子最矮的拿着，两个人先出去，我走在最后，把票一起交给检票员手上撒腿就跑，只听那个女检票员在喊：“喂，那几个小孩......”，我们越跑越快，跑了一会儿，不听动静，回头一看，检票员並没有追上来，我们大笑起来......。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我们三个兴高彩烈地乘上公交车一口气到了新街口。

我们已经饿坏了，看到街边有挑竹篮子卖白地瓜的，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五分钱买了三个剥了皮就吃，呀，什么怪味？一点吃不惯，随手扔掉了。接着走到路边摊卖鸭血粉丝汤的，一人吃了一碗，好舒服哟！

到了南京第一站，我带她们去了住在白下路的我三公公家（我爸的堂叔）。那是一幢日本人建造的二层洋房，有一面是由八扇窗围起来椭圆形的墙。小楼独立有个院子里盛开着鲜花，院子中央埋在土里一个硕大的缸，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金鱼

我三公公家住在二层，宽大明亮房间每间都有四十多平米。

我们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让他们夫妇俩十分吃惊。当知道我们是逃票而来时，一向慈祥和蔼的三公公本起脸来，说：“国家的便宜怎能去占呢？”。随后给了我三十元钱，交待我回去时一定要买票。当时他还是“走资派”正在受审查。

楼下住着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四口人，老两口，一个大学生女儿和一个佣人。他们正好是徐州人，解放后，他们将著名的徐州皮革厂（改革开放后，这家企业分别与多家台资、外资经营，鹰球皮革、淮海皮革、海龙皮革、天龙毛皮等）全部交给政府，省里给他在省政协安了个副主席的位子，所以迁到南京来了。

他们看到我也是徐州人非常亲切，给我讲徐州话，讲他们在坦桑尼亚援建坦赞铁路当工程师的儿子，为国家作贡献光荣。讲那里条件艰苦，他还没结婚，头发却都掉光了，对我触动很大。他家佣人也是从徐州带来的，终身未婚为他家服务，与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与他们的相处让我模糊了对万恶的资本家的认识。他们全家人都文质彬彬，极有素养，为人真诚和善，使我心里很温暖。

第二站，我们投奔胡XX的舅舅，他在东南大学上学。他是灌云人，儒雅气质，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当年正风华正茂，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

我第一次进大学校园，感到一切都那么新奇，虽然是文革期间，但学校里很安静，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书走来走去，我的心里充满了神圣感，想着自己也能在这里上学该有多么好啊！

多年之后，我去南京上的大学竟然与东南大学合並了！始终归一，我与这所学校好有缘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