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诗人奥登的中国之旅(组图)
1938年的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动乱时期，绵延8年的中日战争刚刚爆发，硝烟四起、交通阻断、物资匮乏，严峻的形势一方面加剧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难度，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作家来华采集第一手战地资料。其中就有一个瘦高的身影，头顶鸭舌帽，身披大外套，趿着厚实的拖鞋，行走在中国大地，用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打量着周遭的一切，他就是英国著名诗人奥登（W. H. Auden）。
奥登其人
细数20世纪英国文坛诗人，奥登绝对是个中翘楚，他被誉为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影响遍及英美诗界。他一生曾在五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长期定居，有过29次两个月以上的旅行，其中26次持续时间超过五个月。如此频繁的旅行经历塑造了他充满矛盾的性格，也深刻地改变了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1938年的中国之旅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一次，和他结伴而来的是他终生的挚友—英国作家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两人之前已经共同创作了三部诗剧《皮下之狗》（1935）、《攀登F6》（1936）和《在边界上》（1938），为了接下来的第四本书，他们来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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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是后来于1939年出版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一本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体的战地杂记。此书出版时正逢欧战爆发前夕，一度颇为畅销，其中奥登创作的27首十四行诗更被誉为“奥登30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
许多伟大作品的诞生有时往往出于一种偶然，奥登的《在战时》（In Time of the War）组诗也可算作此列。
1937年夏，伦敦菲伯出版社（Faber & Faber）和纽约蓝登书屋（Random House）联合委托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书，地点任选。同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在日军熊熊燃烧的侵略炮火中，瞬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虽然奥登与衣修伍德一点中文也不会，对远东战局也不甚了解，却在这片战火蔓延的国度中看到了蕴藏的希望。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奥登曾怀着一腔热血兴冲冲地奔赴战场，想做一名战地救护车司机，结果却被共和政府要求充当宣传机器，大失所望而归。这一次，他感到一个新的机会来了，中国与西班牙不同，还没有被太多的战地文学包围，可以发掘的余地很大，用奥登的话说“我们要书写一场我们自己眼中的战争”。
奥登眼中的汉口：群英荟萃
1938年2月至6月，奥登在中国驻足四月有余，穿越多座城市，而汉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站。中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失守，国民党当局西迁汉口，一时间，这个城市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色人物济济一堂。
1938年3月8日。抵达汉口的刹那，他们同时感到“这一刻，比起世上任何地方，我们更愿意呆在汉口。……这里隐藏着所有线索，能使一个捕捉到它们的专家预计出五十年以后的事情。历史，厌倦了上海，腻烦了巴萨罗纳，正向汉口转移它变化无常的兴趣”。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奥登与衣修伍德确实在这里见识到了中国社会各界名流以及怀揣各种目的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看看下面这份行程就知道当时的汉口是如何群英荟萃、异彩纷呈。
3月9日，奥登与衣修伍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见到了著名摄影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与他的两名搭档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和约翰·弗尼赫特（John Ferhout），他们三人曾一起行走在西班牙内战的疆土上拍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现在又来到中国，稍后他们将亲赴前线，奉献一部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优秀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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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他们采访了当时因报道红色革命而受人瞩目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她的爽朗率直、诙谐幽默，以及略带神经质的愤世嫉俗都让人印象深刻，谈话结束后她还为他们访问八路军驻汉办公室写了介绍信。当晚，奥登与衣修伍德便拜访了驻汉办公室，遇见了一直面带笑容的秦博古，博古建议他们可以去南昌采访一下刚成立的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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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在蒋介石顾问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 Donald）的引荐下，奥登与衣修伍德有幸与蒋夫人宋美龄一起喝下午茶，很为她雍容华贵、大方得体的风度所折服。谈话行将结束时，蒋介石正好回来，奥登便为他们夫妇拍了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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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在教育部委员杭立武博士的主持下，汉口文艺界人士为欢迎奥登与衣修伍德来华召开了一次隆重的茶话会，赴会的有冯玉祥将军（他也是一位诗人）、作家陈西滢、剧作家田汉、洪深、诗人穆木天等。
虽然中国新闻界对此次中英文人聚会颇为看重，详细报道了此次茶话会盛况，并高度赞扬了奥登与衣修伍德来华的意义，将之与史沫特莱、斯诺、伊文思等人相提并论。奥登本人却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我们都感到这样的活动让人极度疲乏……互相微笑着交换诸如"英格兰"、"中国"、"诗歌"、"莎士比亚"、"国际认同"、"萧伯纳"这样的词汇，但这仅仅意味着"很高兴认识你"。”一种文化、语言上的隔膜其实早已存在，在中国方面，更多的是期望借奥登此次东行对外宣传，获得国际同情和支援，而在奥登自己，却绝不甘心纯为宣传服务，始终愿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旁观战争，书写凝练睿智、充满真意的诗歌。
奥登眼中的上海：沙漠绿洲
离开汉口之后，奥登与衣修武德一路向南奔赴，途经九江、南昌、金华、温州，终于在5月25日乘着一辆乔装成意大利油轮的船只，来到了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上海。
当时的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只有租界还保持着行政独立，宛若沙漠中的一弯绿洲，因此亦被称为“孤岛时期”。随着大批市民相继涌入租界，租界文化呈现一片畸态繁荣，即使整个城市其余部分都已陷落于炮火包围之中，这里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法国大餐、美国电影、俱乐部、夜总会、鸦片、妓女……应有尽有。这种强烈对比给奥登与衣修伍德以很大触动：
“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座被征服了却还没被征服者完全占领的城市里—旧日生活的机器依然嘀嗒作响，却注定了将要止步，如同丢弃在荒漠的一块表。在这座城市里，社会被分成两半，之间的鸿沟开阔得无法架起任何桥梁。这里没有妥协。而我们，虽然我们在贫民窟走得磨破了鞋，虽然我们不停地记着笔记，虽然我们由衷地感到震惊和义愤，我们却始终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总是回到头等华宅去吃饭。”
在这里，奥登与衣修伍德住在英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位于法租界的私人宅邸内，享受高级的贵宾待遇，品尝一流的美酒佳肴，参加大使主持的花园餐会，与各色名流寒暄作揖。所有一切都和他们熟知的英国上流社会别无二致，在上海租界，体面的英国绅士们依然过着犹如贵族一般的生活，丝毫不受战乱打扰。
另一方面，在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带领下，他们也时常跨越自己的世界，来到这个城市阴暗的背面。路易·艾黎是个新西兰人，1927年来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任职，30年代起，积极参加在上海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带奥登与衣修伍德去看了隐秘于城市各个逼仄角落的工厂、难民营、伤兵医院，这里各种各样的苦难不断上演，每天工作十四小时的童工小小年纪已经得了铅中毒，纱厂女工的手指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而引发真菌感染，战争造成大量难民拥挤街头，苦力生活日益窘迫，医院里面堆满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无不述说着一个被日军洗劫后的真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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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在上海滞留两个多礼拜后，奥登与衣修伍德决定乘船返航。临行之前，面对日军侵略后混乱丛生的上海，衣修伍德引用路易·艾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他们在上海、在中国的旅行：“我知道从哪儿重新开始，始于1927年。”（1927年为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上海设立“特别市”之始）
奥登余风
奥登离开了中国，虽则中英两国新闻界都曾对此次旅行寄予很高期望，作为成果的《战地行》一书也着实热销了一阵，但实际论来，意义有限。作为东渡慰问使节，奥登一路受到各地政府高规格接待，真正深入战地前线的机会却不多。加之语言障碍、文化隔膜，整个旅程基本都在外国社交圈中活动，和中国人的交流机会少之又少。
然而也正是这份疏离给了他另一种可能，奥登的《在战时》组诗，虽是写于中日战争期间，却没有一般战地诗歌的粗糙，语言优美，意象深远，很少指向具体事件或者人物，而是用艺术的语言描绘人类在战争面前的苦难、无奈、迷茫。这种诗意地再现战争的方式通过译介传入中国后，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蔚为成风。比如从西南联大崛起的“九叶”派诗人，在诗歌语言、写作技巧上，都可以看到对奥登风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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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中国诗坛刮起奥登风的同时，奥登自己却变了，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的经历使他认识了战争的残酷和政治的丑恶，原本从没有宗教信仰的他此时却发现了宗教的力量，尤其对在华传教士在艰难条件下依然保持从容镇定的行为非常钦佩。
旅居美国后，奥登开始反省自己从前的人生信仰，对曾经创作的作品产生质疑，比如他就不愿意把《西班牙》一诗收入自己的诗集，一度在他身上迸发的左翼倾向至此戛然而止。中国诗人对奥登的转变毫不知情，对中国诗坛而言，他出现在1938年春天的中国战场，留下了值得反复品味的《在战时》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