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看过《金瓶梅》的人都认为西门庆在小说中一直是一个淫徒恶棍的形象，他妻妾成群，纵欲无度，好色之极，最终纵欲而亡。如果西门庆的形象简单地以“淫徒恶棍”一词来概括，未免太过狭隘。西门庆不单单是淫徒恶棍，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新的利欲观。为达到自己往上爬、挤入上层统治集团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他卑劣地采用了多种手段，或送钱、或用色(向蔡御史提供春色，向太师总管翟谦奉送“生养工具”)为自己修筑平坦的官道。钱使他成了蔡太师的干儿子，色使他沟通了与赵公元帅的关系。在这基础上，他向皇公贵族官僚们垄断的权势伸出手去。两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塔形的结构，像西门庆这样的商人，在“士农工商”的封建时代原是贱民阶层，本只配当这“宝塔”的地基，没想到在西门庆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最底层的商人竟然跻身于统治阶层，活跃于官场，其影响甚至上达到皇室宫廷。西门庆依仗的不是门第、血统，也不是智力、才干，而是原为官僚们所瞧不起的金钱。这里没有十年寒窗苦的拼搏，更谈不上从乡试到殿试的竞争，只是靠着用卑劣手段攫取来的钱财，就打开了金吾卫的大门。新的经济生活滋生出了西门庆式的商人、恶棍兼官僚，他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从而改变了封建官僚阶级的成份和结构：这是从人事、组织等“基础建设”部分，改造了政权。或说，为封建政权，注进了一种新的商人的血液。尽管西门庆原来只是某一小县的一个破落户，可他深谙官衙办事的奥秘。他为人作事“机深诡谲”。为发迹，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西门庆知道权的作用，更深知金钱和权的关系。他这一时期的作为是既捞钱又扩大自己的恶势力，从而较轻易地达到用钱买权、又用权捞钱的目的。他一开始时是“小买小卖”，待到聚敛到相当规模时，就“大买大卖”,贿赂、勾结执掌着国家命脉的大臣如蔡京、童贯、朱励、李邦彦之流。一份生辰纲，就是二十担金银珠宝，一桌大酒席,“也费勾千两金银”。当他卑劣地匍匐在太师脚下称干爹时，其他许多官员，例如延宁宫端妃马娘娘的近侍太监何沂等，却来与他称兄道弟。封建官僚和植根于封建土壤中的商贾，和以商贾为实质的新官僚，紧密勾结，组成了一张经严纬密的人事网、关系网，不仅从根底上改变了封建官僚阶级的组成体系，还初步地改变了封建官僚阶级传统的剥削和聚敛的方式，实行了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西门庆以商做官，又以官身经商，以富商、商官、官商、官身称霸开设多家铺号，从开当铺、放贷到有关国计民生的食盐垄断一方，正是我国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那特有的背景中的特殊产物，体现了那一时代黑暗政治的本质。西门庆这样的人的飞黄腾达，不正是利用了当时社会为他准备好的青云直上的土壤吗？西门庆的某些行为，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西门庆攫取了大量的钱财后，虽然也购置地产、修筑官邸，甚至当李瓶儿去世时，用约值四百四十石白米的三百二十两银子，为之购买一副棺材板，过起糜烂的新地主兼官僚的生活，可他本质仍是个商人，有着睿智的经济头脑，把财产的大宗作为扩大商务的资本。西门庆原本只是一家生药店的少爷，因吃喝嫖赌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可他终于发展成了拥有多家店铺、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平民百姓生活的大商贾。他在积累资本的过程中，采用了贿赂税官、少报漏报、偷税漏税的违法方法，这些行为，实质上是从经济基础上，挖封建王朝的墙脚，或说是在经贸领域内，把封建主义打了一个趔趄。如果说儒家文化重义轻利，这是一种立足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思想形态，那么西门庆的价值观及其表露出来的利欲观，正是反对这一传统思想意识的。或说，西门庆的出现，就是对我国传统的、以小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心态和相应的价值观的否定。小说中曾写了他与贵族出身的夏延龄为谋取提刑所掌刑一职所发生的争斗。想当初他俩同僚时，曾狼狈为奸，勒索百姓，卖放杀人犯，西门庆初入官场，做官的一套是紧跟这个顶头上司的；而他又财大气粗，经常以馈赠的方式，接济夏延龄。作为一省的提刑长官的夏延龄之所以能过上较富裕的生活，其实是依仗着、或说是赖着西门庆这个有钱的下属的。他俩同时被参劾，夏没有丢官，就是通过西门庆走了蔡京的路子。让人没想到这个对“政事不知”“接物则奴颜婢膝”、被下属讥笑为“丫头”、“木偶”的赃官，在帮派斗争中却毒辣奸刁、老谋深算，竟买通了西门庆的亲信、秀才“秘书”温葵轩，刺探”“恩人”的“政务”。为了争夺富有油水的提刑所长官的职务，他竟央了御前真人、国师林灵素的帖子，立逼着掌管军务的太尉朱励来与蔡京“谈判”，为此几乎把西门庆的官儿给“撑下去”。西门庆最后之所以能获胜，在于他以金钱筑成的后台更为强大而有力，受他厚礼的蔡京一心庇护着他。这一事件深刻地表明了明朝中、后期时，新兴的商人贵族是如何利用手中的财富，突破贵族官僚的防线，进入权力机构的核心的。土地主、乡绅以及商人等地方势力，他们的能量愈来愈大，觊觎着权力，利用着手中的黄货，逼得日渐衰退败落的贵族官僚必须依靠他们才能过上淫糜的生活，才能较好地维持统治。“蔡状元留饮借盘缠”，宋巡按率两司八府官员为宴请御前六黄太尉，央烦西门庆为之招待一饭等情节，都表明这些新老官僚的无耻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密勾结和唇齿相依的关系。翟谦娶小老婆，依他太师总管的身份，本是举手投足不费劳的小事，可也得依靠千里外的西门庆的资助。这对翟谦来说，无疑是变相的索贿，是你求我办事之前必须有的进贡；而对西门庆来说，是登堂入室为官而巴结权贵、唯恐不得的奉献。“买卖”双方都心甘情愿，配合默契。这虽是权力再分配前的黑路丑事，却照亮了西门庆那光灿灿的官道。也正因为有这种种“慷慨解囊”的“壮举”，帮助了封建统治集团上层中许多官僚解决了囊涩之羞，西门庆终于由商而步入官界，并在关键时刻，没由本人出面，就击败了与他争权夺利的夏延龄，并且官运亨通。《金瓶梅》描绘的西门庆的典型形象，为我们展现了明朝中后期一个社会现实：商人已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出现在社会之上，并且参与着封建统治权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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