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应对人口老龄化，应从负债型养老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型
因为外部的经济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建立资产型制度的条件已逐渐具备
近日，各金融监管部门频频为养老金融改革发声。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按照统一规范要求，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
日前在“2020平安养老险年金投资北京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提出，多层次养老体系是承载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程度的载体，追求养老资产的积累的规模是未来制度的发展目标，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是养老财富中的核心资产。在其看来，中国应该从负债型制度逐渐向资产型制度转型，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郑秉文指出，就居民个人而言，第一支柱积累的是权益，缴费到60岁便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净值构成统计之中一般不包括公共养老金，而只包括私人养老金即第二和第三支柱。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导向，我们要做资产型制度，而不是负债型制度。”郑秉文表示。
据介绍，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即DB型）属于一种负债型制度，隐性债务非常大，其隐性债务规模在很多国家相当于一年甚至两三年的GDP。如果要转型为资产型制度，这些隐性债务将成为转型成本。
与负债型制度相对应的是DC型积累制养老金制度即资产型制度。郑秉文介绍，资产型制度的一个特征是，凡是养老储备丰厚的国家，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都特别发达，如果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不发达，则养老金的储备亦较少，最典型的以负债型制度为主的国家是希腊。
第二个特征是，第一支柱替代率比较高的国家往往建立不起来第三支柱、第三支柱，替代效应非常明显，人们没有意愿参加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国家的动力也不足，典型的例子依然是第一支柱替代率高达90%的希腊。
为何以前不提建立资产型制度，而在当下提出这个问题？郑秉文表示，这是因为外部的经济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建立资产型制度的条件逐渐具备了”。
郑秉文介绍，根据艾伦定理，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二者之和（即内部收益率）很高且高于利率时，建立资产型制度是低效的。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速高的根本原因来自经济高速增长。“这时人们不愿意建立资产型制度，否则就会以为存在巨大的福利损失，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支柱的个人账户做不实的根本原因。”
郑秉文指出，养老资产越雄厚，资本市场占比就越高。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资料的梳理，从中选出GDP占全球GDP七成以上、养老金占全球养老金九成以上的86个国家分析后发现，养老金占资本市场的比例为21.5%，基本上是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各类养老金在资本市场占比非常低，仅占GDP比重的2.4%。
中国养老金在资本市场占比跟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离有多远？郑秉文表示，可以从两个统计口径上看出，一个是各类养老金占GDP的比重是11.7%，其中只有大约一半养老金即五万多亿元进入市场化投资体制，还有一半五万多亿元沉淀在地方。在进入投资体制的养老基金里，按照25%持仓上限来估算，只有约1.3万亿元规模，在股市市值里占比仅2.4%。
另一个口径是仅计算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约有3.2万亿，按照25%来计算只有八千亿元，占两市市值的1.4%，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零头。
平安养老险产品投资运营部总经理马靖认为，养老金体制与资本市场有明显的依存性关系，通过产品化投资，调整年金计划层面、组合层面的资产配置和投资品种。养老金产品也从单一的权益类、固收类产品，发展到资产类别细分以及个性化的创新型养老金产品。
从家庭财富净值构成来看，第二、第三支柱是养老财富的核心资产。但中国的养老金在家庭财富净值构成之中只有0.2%，远低于英国的42%、亦低于美国的25%。
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郑秉文给出了四条建议。
第一，夯实财富储备，扩大资产型养老金的比例，降低第一支柱负债的作用，做实第一支柱中的个人账户，并扩大个人账户积累制的作用。
第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应该尽快引入自动加入机制，“这项工作越早启动越有利，现在不引入这个机制，以后机会就更小了。”郑秉文表示。
第三，应该尽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把基金、保险和银行理财产品尽快纳入其中，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支柱。
第四，外汇储备目前有3万多亿美元，建议拿出一部分作为养老储备基金。
此外，对于12月9日召开的国常会提出的人身险要“扩面提质”。郑秉文指出，从几大类型的人身险业务来看，最不尽人意的税优型健康险和税延养老险，试点效果都不好。“这就是人身险的痛点，也是以后行业需要努力的地方。”
平安养老险公司投资总监李志磊指出，养老金管理行业对于科技应用的基本态度是技术成熟及兼顾传统。目前成熟的技术手段（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对养老金管理的难点、痛点，理论上几乎都会有帮助和可想象的应用，疫情更是进一步加速了保险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