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蒋寅： 程千帆先生是如何指导我读书的

程千帆，已故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留下数十种重要著作。其遗嘱有言：“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蒋寅，著名学者，师从程千帆先生。现为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唐代文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唐代文学、清代文学与文献、古代文学理论等。

2010年凤凰社出版了蒋寅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学术的年轮》，学人往事由蒋先生娓娓道来。本社近日出版了《学术的年轮续编》，今天从书中节选段落，和大家一起听蒋寅先生回忆程千帆先生的教学之道。

孟飞：感觉您读博之前偏文献考据，读博以后研究的路数似乎发生了变化，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程千帆先生是如何指导您读书的吗？

蒋寅：按我的兴趣，确实是很喜欢考据的。但程先生不一样，程先生是比较重视理论的。他自己教过文学理论课，在老辈学者里面理论意识比较强，包括做研究的方法，包括对当代学术的关注。在我接触的老辈学者中，程先生是最具有现代学术意识和现代学者素质的。他对学生的外语要求很高，要求有国际视野，做学问要严谨规范，这在当时都是很超前的。而且程先生对指导学生有一套想法。最早让他指导博士生的时候，他不敢接受，他说不知道博士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们最好找一些论文给我看一看。后来就把港台的博士论文找给他看，他一看就说，哦，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那么我可以指导。后来他关于培养博士生、研究生有一些讲话，在山东讲过一次，在其他大学也讲过。这些关于培养研究生的意见，后来教育部都是作为文件发给学校的。程先生指导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文献学，一个是唐宋诗学。他曾讲过，文献学专业不可以用古籍整理来做论文，不可以用标点一部书或注释一部书作为博士论文，一定要有个研究，古籍整理只能作为一个附录，这些后来都成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程先生指导学生的方法，他自己说就是两条腿走路。他早年和沈（祖棻）先生合出过一个论文集《古典诗歌论丛》，沈先生在后记就讲到，“千帆和我尝试要运用一种把考据学和批评学结合起来的方式”，后来大家将其归纳为文献学加文艺学。程先生要求一个学生文献要好，理论也要好，这两方面都强，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文学研究者。他要求我们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读六本书。根据将来做研究的方向，我和张宏生、曹虹三个人，每个人的书目都不一样。这些书读完，要各写一篇水平达到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这相当于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做了六篇文章，这对后来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有了这六篇文章，后来写博士论文心里就比较有底，可以驾驭比较大一些的题目。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左起：曹虹、程千帆、张宏生、蒋寅

孟飞：给您开的书目好像是《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史记》《文心雕龙》。这六部书是要求一个学期读完再来写六篇文章吗？

蒋寅：情况是这样的，程先生希望我们在一年半内完成作业，六本书六篇作业。后面一年半写博士论文。程先生一入学就跟我们讲，他反对有的学校一入学老师就要求学生准备写博士论文。他认为这样培养的人才可能视野很窄、没有基础。

孟飞：我注意到您每次都会把和程先生的谈话记录下来，当时有录音设备吗？

蒋寅：基本上就是凭着记忆。

孟飞：那您的记性真得很好，可以原汁原味地把程先生的话复述出来。

蒋寅：对，基本上连他的语气词都保留着。我们几个人都记了，张伯伟、程章灿、巩本栋，只不过所记内容不一样，后来合起来编了一个学记。我记的基本上是前一年半，后来写论文的时候，讲的都是论文的具体情况，就没有再记了。

孟飞：程先生当时对江湖诗派、大历诗人好像都很关注，后来张宏生老师做的是江湖诗派，您做的是大历诗人。这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博士论文找一个合适的题目不太容易，尤其是在一些研究特别多的领域。请问您当时的选题是怎样考虑的，以及对我们现在选题有何建议？

蒋寅：选题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通过阅读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选题。一开始我是想做一个从六朝一直到唐代的诗歌里描写女性的题材，程先生看了觉得这个题目太小。如果现在学生跟老师提这样的题目，老师一定会说题目太大，可见程先生的眼界。于是我就改做大历诗人研究。我以前硕士做过戴叔伦，虽然只做戴叔伦，但大历前后的文献我都很熟悉。我觉得大历正好是一个波谷阶段，好像大家不太重视，文学史都简单带过，程先生觉得这个题目还是蛮有意思的。他说文学史上总是有这种波谷，总是有这种历史转折期，这个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有举一反三的意义，于是同意做这个选题。八十年代初，学术处于刚恢复阶段，还有很多空白，而且处于一个观念转变时期。我们用一种新的观念来看，能看到好多老辈学者不注意的地方。今天博士论文选题我也觉得很难，学生在读书的两年中压力比较大。我们那时候有助学金，虽然钱不多，但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还要高，这样经济上就没有压力，可以专心读书。另外也不存在找工作的压力，现在学生花费很多精力找工作，写博士论文时还要四处应聘找工作，因此很难靠自己读书发现问题。你要提出一个具有博士论文要求的独创性，又有相对量的要求的题目，靠自己读书去发现确实很难，所以我们经常给学生出题目。但是我后来发现也不好，我出的题目不一定对他们合适，或者他们不一定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效果也不是太好。

孟飞：您是在一定学术高度和学术视野之下提出的题目，学生很难达到您的高度和视野。

蒋寅：因为现在空白点越来越少了，所以必须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发现问题。仅靠一年多的时间去读书，是很难穿破那层茧的，很难达到那种深度。

孟飞：您现在指导学生和当年程先生指导您读书，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者说您对学生有什么新的要求吗？

蒋寅：我们现在指导学生，肯定比不上老师那时候对我们的指导。因为我们那辈老师的学问可以说是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学问比较广。我们现在只能在很小的一个方面指导一点。老师那个时候，诗文辞赋都拿得起，但像我的话就只能教诗歌，所以我的招生方向就是诗学，比较狭窄。第二，我们老师那个时候开课，课程相当扎实，但现在像社科院文学所，比如古汉语方面的课就开不出来，可能要自己到语言所去上。社科院的体制又比较松散，很多老师是在家上课，甚至有的老师是不上课的。从上课这个角度讲，可能是有不利的。我指导学生，以前是一星期一次，带学生一起读一种书。现在因为比较忙，有时也经常不在北京，只好集中一段时间，在七月底、八月初这段时间，和学生住在一起，读半个月的书，每天上午、下午都读，每年只读一种书。有选本，也有理论的书，有总集，也有别集，内容也不相同，还有一次是读《大戴礼记》。通过这样的细读，把一些平时自己研究的东西都讲出来了。我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教学的。学生提交作业我都会很认真的批改，对他的写作提出一些要求。在做学问路数方面，当然还是秉承了程先生的教导，要求学生文献和理论两方面都要好。而且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我会要求他们做不同类型的作业。比如做考证的作业，做一段文学史的研究，专书的研究，或者做手稿的研究，包括书评的写作，总之各种学术类型的写作都要尝试。

程千帆先生书“敬业”

孟飞：程先生好像是将自己学术上没有完成的想法，寄希望于学生，学生们各攻一端。您现在指导学生，也会像程先生一样吗？

蒋寅：我希望学生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学生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当然是最高兴的。如果学生没有，我会给他提供一个参考，根据他的才性，根据学术界学术发展的趋势、潮流，在哪方面将来研究拓展的余地比较大，要为他考虑以后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几方面结合起来选题。另外我也有意识地让学生不要集中在一个领域，有的学生我会建议他去做明代的研究，有的学生去做元代的研究，还有做唐代的。现在我的学生，基本上做各个朝代的都有。

孟飞：我们通过学术训练，在写作论文时，发现问题、搜集资料，都还勉强可以应付，感觉最困难的是理论的提炼和升华。您是如何指导学生培养理论思维的，可否指点一二？

蒋寅：我觉得理论思维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站的高度，发现问题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判断力，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能力。我要求学生要尽量多看理论书，多看相关学科的研究，多看人文科学中各种各样的理论。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会教给人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尤其是当代的文学理论。每种理论就是一个研究视角，前人看文学问题时有盲点，后来的理论就填补了这些盲点。王小波曾作过一个比喻，说爱情就像一颗果实，两人钻孔吸里面的蜜汁。学术也是如此，所有的理论都是在这个果实里面打的一个个孔。但是理论都会有盲点，新的理论是新打了一个孔，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解的角度。所以你懂的理论越多，将来你发现问题的可能性越大。等到你去具体论述的时候，理论又成为你的一个工具，就像一个医生要有很多的手术刀，你不一定都要用，但你一定要会操作这些刀，遇到什么问题你就用什么刀来解剖，所以理论又会成为一个你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工具。

孟飞：现在学术论文很多，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没有创见的论文，我们在写作论文回顾前人研究成果时，会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呢？

蒋寅：只能披沙拣金。很多东西你不去看，不知道它有没有价值。我要求学生看《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每期哪怕正文不读，一定要把后面的索引看一看，浏览一下，知道最近有什么论文发表，心里要有数，等到你做研究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人做过什么。当然临时检索也可以，但临时检索和每期浏览效果是不一样的。我跟研究生讲，只要你一读书，就开始关注学术动态，等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对行业的发展很清楚了。有些论文一看题目就知道它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读，可以很快地处理。虽然多花点时间，但这个过程是不能少的。我认为读书分两个阶段，在学生学习的阶段，是打基础的时候，要多读经典著作，多读老辈的著作，不要去看今人著作，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基础，容易被误导，老辈的著作平实，但不会乱说，看了以后是一种正的积累。但到研究的时候，要看最新的东西，因为中国的学术在八十年代前后有很大的差别，老辈的著作虽然很扎实，但今天来看，很多地方还是做得比较粗。中国从二十世纪以来，学术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积累，文学研究的技术层面始终没有得到生长。等到八十年代，新的“主义”一股脑涌了进来，西方一两百年发展起来的理论变成一种混乱的堆积状态，文本研究和文学的技术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生长，马上又被文化研究覆盖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研究技术水平始终处在比较低的一个层面。这样来看前辈的著作，就会发现可资参考的东西比较少。我们现在的学术，最大的变化就是资料丰富，八十年代以后，资料丰富了，整理得好了，学科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唐代文学为什么大家公认做得好？就是唐代文学的资料工作和基础工作做得特别好，学者可以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把起点提得比较高。这样看来，今人的成果还是不能忽视的。我做研究，会征引最新的文章，就是因为你要不看到那个文章，起点就会比较低。现代哪怕是一个年青学者写的文章，对他做的基础工作，也一定不能忽略。尤其是做明清以后，一定是最新的研究是最值得参考的。

左起：蒋寅、程千帆、陶芸、吴志达

孟飞：谢谢您的提醒。您觉得在读的学生应当如何分配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蒋寅：在任何人的一生当中，尤其是学者，肯定是书读得越多越好，尤其是人文学科。多看书可以弥补很多的不足，天分不高没关系，多看书自然就知道得多，知道得多就有判断力，看得多了就知道什么是老生常谈，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读书可以培养你的判断力、眼界。古人讲将勤补拙，渊博可以弥补很多东西。我要求学生首先多看书，看书多了自然对很多问题就有看法。三年当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必要的书要看，打基础的、让你了解学术史的，这部分基础的书要看。比如研究古典文学，那起码要对版本目录学要有一个了解，对学术思想史要有一个了解，对你研究的这段时期内的重要著作必须要了解，重要学者著作也要了解。这是必读的书。在此基础上，还要泛览一些书，不一定要通读，可以去图书馆翻一翻，知道这些书什么内容，将来写作的时候需要就引用，不需要就不用。至于期刊论文，做研究的时候根据课题写作临时浏览即可。我的写作方式和钱钟书先生颇为相似，我读钱先生的《旧文四篇》，就体会到一个学者要读多少书才敢发言。看到一本书，产生想法，我会记下来，等攒到很多资料之后再写。我现在一年写好几篇论文，一篇论文甚至引用一百多种书，论文的题目可能十几年前就已经在我电脑里了。我电脑里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题目，都是慢慢地自然形成的。我上次演讲关于诗美概念的“老”，那个题目在我电脑里起码十几年了。过些天我还要讲“厚”、讲“涩”，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题目，资料只能靠看一点积累一点，慢慢就瓜熟蒂落了。我觉得写不写是一回事，如果有想法一定要记下来，要勤于动笔，写下来以后可以不断地去深化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