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和钱的读法谈起
重和通宝对钱为徽宗年号钱中稀见品，素为藏家所爱重，其钱文中“重”字常被读如“轻重”之“重”，实乃因循日久之谬误，可举史料为证：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簾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敕改十一月冬至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至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尔。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亦云：
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宫门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则实曰重熙。建中靖国后，虏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蔡絛乃蔡京季子，书中常有巧言文过之处，然絛最为京所钟爱信任，久参机密，稔熟典章故事，自亦不可因人废言。其叙徽宗诸年号之来历翔实明白，再以陆游所记相参照，可知重和年号之用废原因在当时是十分明了的。因此，此处的“重”因读如“重合”之“重”，其实“重熙”之“重”也同样应该这样读的。凡“重”字入年号、宫名、地名，而后缀以名词或形容词时，多作“double”之意，表达着一种如现今之香烟取名“红双喜”一般善祷的愿望，如南宋光宗时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一名沿用至今；又如宋、清两代有宫名为重华，皆此类也。
由这个“重”字又想起另一宋钱珍品“赵宝重兴”，应为南宋末年抗元势力所铸，旧谱见有沈子槎藏品，近日又见一品为北京名家毕建先生所收藏。此泉钱文甚有意思，旋读直读均可通，故亦有读“兴赵重宝”、“赵兴重宝”者，愚意或以“兴赵重宝”为是。释如“赵宝重兴”者，或以“太夏真兴”为比，然而“太夏”为国号，“赵宝”虽可解为“赵姓皇朝之宝货”，究嫌不伦，此种用法未见于典籍史料，是否合于当时习惯应待商榷。而读如“兴赵重宝”则毫无滞碍，昔日高善谦先生倡此说（见《泉币》杂志第十七期）确有其见地。首先，此泉为当三大钱，名为“重宝”合于两宋钱制；其次，“兴赵”文义甚明，而钱文排列的方式，诚如高氏所言“升书”，乃因赵为国姓而置于上方。当然，逻辑的通顺和文义的推敲，毕竟只能自洽而不能代表真实，就考据而言，最说明问题的是实物，然后才是文献，有时侯出于传闻的文献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也是有的。我想，关于此泉的第一手记载发现的希望恐怕十分渺茫，倘若将来有同系列的“元宝”或“通宝”面世，以实物证实物，方才真正能够定论，否则只好悬在那里，一面期待新的发现，一面讨论和使用相对合理的读法。
如果说“重和”是一个讲得清楚的问题，“赵宝重兴”是一个有希望越讲越清楚的问题，那么“开元通宝”则可能是一个越讲越糊涂的问题。后世“元宝”、“通宝”的钱文都可以说肇始于此，且不说五代及宋以后，唐朝即已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唐石父先生著《武德钱文研究》一文，力主旋读为“开通元宝”一说；而主旧说“开元通宝”者，则可举1944年《泉币》杂志第二十二期陈铁卿先生《开元读开通说正误》为代表。两相对照，我觉得唐先生虽议论周密，持之有故，却尚不足为确定之论。
唐先生所最倚重的证据为敦煌发现之王梵志诗写本，通过“考定为隋唐间卫州黎阳人”即“与欧阳洵为同时人”，坐实为“‘废五铢，行新钱’时的目击者”，从而援用其《奉使亲监铸》一诗中“开通万里达，元宝出青黄”等句以为铁证。但是，王梵志生平的考定是一回事，而敦煌写本中的梵志诗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写本断代的下限为北宋初年，乃是学界公论；《奉使亲监铸》一诗目前仅初步推断为武后执政年间的作品，时间上已属盛唐，因此将该诗作为“隋唐间的诗人”王梵志的目击叙事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文中又引欧阳修《归田録》、苏辙《龙川略志》等笔记为佐证，然而“开通”之读自唐即有，则后世文献中两读俱存不亦宜乎，岂可筛选于自己主张有利的材料而甲乙之。再说有大名如欧阳公者讲话也未见得靠得住的，宋刘昌诗《芦浦笔记》载：“释氏心经，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盖梵语也。尝观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书‘多心经’。经为多心何以为佛？恐公误笔尔，因书以祛见者之惑。”其实要在唐宋人笔记中寻找相反的证据亦自不难,如姚宽《西溪丛话》载：“李审言《记闻》云：唐之钱文如‘乹元’、‘开元’曰‘重宝’、‘通宝’，世俗浅者有云‘乹重’、‘开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这位李先生也很气盛，一棍子就把欧阳公和苏氏兄弟打入“尤可笑也”的一类了。因此，除非新见有武德年间官方的有关记载或者可确信出自欧阳洵本人的记述，钱文的读法就未可定论，其他的文献多引少引都无关痛痒的。
唐文中亦举陈文为“力辩旋读之非者”，但对陈文中若干有力的证据则避而不谈。陈文中引班固《东都赋》“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句明欧阳洵制词之出处，恐较唐文以“流通”角度主张“开通”为胜，因为流通之意在“通宝”中也完全表达充分了。至于对陈文中所举乾封二年正月罢铸乾封钱诏及乾元元年铸乾元重宝当十钱诏及相关论点毫无诘难，这种忽略也许就在有意无意之间了。
以直读、旋读的规律探讨作为论据，陈、唐二文都是有的。陈文以唐前钱文直读久为惯例证“开元”固不足据，唐文引后世及日本钱文为旁证主“开通”亦有蛇足之嫌。愚以为此处最根本的是一个简单的书写问题，即“元”置于穿下较之置于穿右更便于书写和安排得美观，其实后世“通宝多直读、元宝多旋读”的原因也正在此。无论欧阳洵制词时是以“开元”还是“开通”为文，以他的书法造诣，我们见到的武德新钱都会是这么“两读皆通”的样子，可以算得历史开的一个小玩笑吧。因此，试图以直读、旋读的统计总结来证实钱文读法，谓之缘木求鱼或许过重，总不免有“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离题之感。
马定祥先生论古泉有名言道是：“以实物为准。”实物本身或者结合了已确知真实的文献资料即足以作结论自然是理想的情况，然而也会有许多由现有的实物和已掌握的史实尚不能定论的，就需要研究者有勇气正视现实，有耐心面对寂寞，有毅力坚持不懈的努力。真正称得上学术的研究，应该是多闻阙疑的，小心求证、不轻下论断、当然更不能羼杂一己的名利之私或意气之争。发生争论时，既要有坚持观点的自信，也要随时吸取相反观点中合理的部分，甚至有时需要承认自己错了，真理在对手一边，这才是一个共同求真的过程。唯其如此，古泉学才有希望不成为玄学，货币史才有希望不成为传奇，泉界也才有希望不成为充斥恩怨利欲的江湖，这就是我所抱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