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中期的大蒙古帝国银币（下）
本文作者为 别利亚耶夫、西多罗维奇（俄罗斯） 李铁生 译
2007年9月,甘肃省陇西市建筑工地上发现一破损的陶罐窖藏,内含大量银币和少量金银器件(1)。窖藏主要内容为近400枚背面打有戳记的大朝通宝铸造银钱（注：大朝通宝为蒙古入主中原前铸钱，有铜, 银两种，存世稀少）。除此尚有其他几类。
1．虽然银币正背面币文同义，但根据金属材质，重量、打制方法等特点，应认为这是大蒙古帝国发行的一枚中亚型银币，仅在背面文字及排列方面呈现出中国风格。
2．此币和哈拉和林打制的迪拉姆银币极为相似。正面有标准化的蒙哥可汗徽记。币周双线圈内有连续园珠点。此币不但扩大了哈拉和林银币系列的范围，而且可从另一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发行此币的原委。可能这是大蒙古帝国首都和相邻丝绸之路地区所采用银币的通用型式。由于首都哈拉和林和发达的内陆间路途遥远，早在窝阔台可汗统治时期，其货币供应方式已趋成熟。解决方式之一就是组建驿站。拉施德丁在著作中曾述及：窝阔台可汗为鼓励非居民的商贾从事贸易，愿付出高于商品市价10％作为回报（13）。
下列史实也值得一提：忽必烈可汗深知蒙古帝国首都对外界供应的严重依赖。当他与阿里不哥争战时,便首先切断了哈拉和林的粮食供应，从而造成首都发生严重饥馑（14）。达尔底斯（Dardess）在著作(15)中对哈拉和林的供应机制作了详细介绍。蒙哥可汗不可能不觉察到问题所在，所以鼓励通往首都的贸易活动和配备相应的流通硬通货显然为合理之举。作者猜测，在此范围内会有其他造币地的哈拉和林系列银币的新发现。
使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何采用回鹘蒙文来标明中国地名。如前所述，这一地区在被蒙古人征服前，回鹘人已在此居留了几个世纪。另一方面，自公元1209年亦都护国（注：即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臣服蒙古至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许多回鹘人在蒙古政府中担任要职。如《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所述：唯我皇元,受天明命。太祖皇帝起兵之四年，畏兀氏国王巴术尔阿亦都护举国来附，从征四方，有大勋劳于王室（16）。银币所采用回鹘蒙文的地方特色可能表明当地政府中有回鹘官员曾参与策划此事。
此外，蒙古人采用回鹘蒙文书写蒙古语也历经多变。虽早在蒙哥可汗登基前，回鹘蒙文已沿用数十年，但回鹘蒙文如何准确表达蒙古语特色，仍未解决。从而促使了新的八思巴文的诞生。廖里赫（Roerich,G.N.）曾举出许多参考文献证明：藏传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Sa-skya Pandita） 在窝阔台可汗次子阔端（Köden）军帐中驻留时，曾为采用回鹘蒙文的蒙古人制定了新文字。阔瑞王子建立了蒙藏关系并征服了西藏。同时阔端也将藏传佛教带入蒙古汗国。公元1245年萨伽班智达与阔端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军帐相会。阔端于公元1247年自哈拉和林回归， 直至公元1251年逝世于首都总部。然而廖里赫又指出：西藏早期文献中并未提及这种新文字。因此最大的可能是萨迦班智达仅限于组成回鹘蒙文的读音规则。而在西藏和蒙古编年史中均提到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曲吉斡儿（Čhos-kyi ẖod-zer，又名却吉兀色）喇嘛。看来萨迦班智达和其继承人并未创建新文字，但在13世纪末对回鹘蒙文进行了改进，以适应蒙古语发音特点（17）。上述银币上回鹘蒙文所转写的中文地名反映了地方特色，可认为当时并无公认的转写标准。甘肃省出土的中-蒙双语文《西宁王忻道公神道碑》是连续五代服务于蒙古人的突厥部族世系历史和14世纪蒙文书写的仅有物证。下图为“西宁”一词在银币上的回鹘蒙文转写的和忻都公墓碑上的蒙文转写比较。
1362年的《西宁王忻道公神道碑》（18） 蒙文转写 [si-nin]
1250年代的银币 回鹖蒙文转写 [si-li]
II 型币
前两图为打制银币，下图则为仿造中国方孔圆钱的铸造银钱。重量3.28g。直径23.15-23.53mm。铸造过程中因上模偏向右下方，故方孔内廓部分为金属覆盖，成不规则形状，远小于应有尺寸。铸后方孔未进行加工。
正面 直读为中文“大朝通宝”。显然由于制模工匠不熟悉汉字书写规则而导致字体严重走样。故币面汉字和所有已知文献及陇西窖藏出土的“大朝通宝”迥然不同。
背面 阿拉伯文“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al-urdū al-a‛ẓam）。左侧为
al-urdū “阿拉斡耳朵”， 右側为
al-a‛ẓam “阿拉阿赞姆”（伟大）。上方有小型装钸。（作者在此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纳斯蒂奇博士〔Dr.Nastich,V.N.〕对此古阿拉伯文的辨读。）
币文系用参差不齐的不正规的古库法体阿拉伯文书写。字母大小不成比例,且严重走样。这些特征和潦草的币文明显表明书写出于外行之手。这在早期蒙古帝国的多种钱币上也屡见不鲜。
现在讨论正面币文。一般认为“大朝”一词为成吉思汗生前所接受的称谓，并常与“大蒙古国”并用。文献中，“大朝”常有两种含意；“伟大王朝”和“伟大宫庭”。在近代字典上，可发现两者相互并用。法夸尔（Farquhar,D.） 写道: 公元1217年,当成吉思汗重用木华黎统治中国北部地区时，即已采用中国式官方称谓“大朝”，并与“大蒙古国”并用，直至忽必烈可汗改用“大元”新名（19）。众所周知，最初蒙古人是从女真人处借用中国政府体制和相应职称。例如拉希维兹（Rachewiltz, Igor de） 令人信服地证明：蒙古语中 yeke-mongγol-ulus 并非真正的蒙古语,而是汉字“大蒙古国”的转写。其最早的记载可上溯至公元1211年。而且“大蒙古国”也是“大金国”的借译（20）。《蒙鞑备录》记叙了蒙古人从叛逃自金朝的汉族官员处学习识字和文书。文献记载：公元1221年，汉族使臣赵珙曾在燕京(今北京)拜谒成吉思汗手下蒙古名将攻金统帅木华黎。在此，可发现公元1220年春最早提及“大朝”的记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国用，始教之以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去年春，珙每见所行之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免儿年，龙儿年 （见《蒙鞑备录》国号年号条）。
许多含有“大朝”一词的碑铭流传至今。铭文中对“大朝”一词模稜两可的应用，导致不少学者认为“大朝”既是“国号”，又是“年号”（21）。有关“大朝”含义的详尽探讨需要一篇单独长篇的研究，本文中，作者仅就下列数点加以简述。
此类银币的发现印证了阿拉伯文“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等同于中文“大朝”。就作者所知，最早确定两者等同的钱币学者当数荷兰易仲廷博士（Dr.Yih, Tjong D.）。他在2005年9月5日致本文作者之一的私人通信（22）中指出：正如你所觉察，“大朝”并非年号。其含义实为“伟大宫庭”。我认为它和察合台汗国钱币上的阿拉伯文“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 并无区别。这一推论也得到惠利（Whaley,M.）的支持(23)。
显然“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 一词最早出现在以“阿拉·纳昔尔·里丁·安拉”名义（al-Nasir li-Din Allah）打制的迪拉姆银币上。参见 ZENO.RU,#9749。这类银币无造币地名，风格接近加兹尼型币，发行时间不晚于回历630年（公元1232年）, 在《蒙鞑备录》首次提及“大朝”一词十多年后。这一事实，显然不能证明在日常生活中“大朝”一词先于“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 。但在未发现有关“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的更早文献前，却是蒙古人采用中国“大朝”一词的有力佐证。
多民族的蒙古帝国的用词导致其他语言民族中出现类似概念。例如1240年成书的佚名著作《蒙古秘史》（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yan）是一部最为重要的蒙古文字和历史地理著作。书中已出现蒙文“大朝”一词。《蒙古秘史》的传世本为明代用汉字标音的文本。《蒙古秘史》中将游牧民族用帐蓬的原始蒙文为“yeke auruq”和“yeke ordos”。后《蒙古秘史》被不同学者译为其他欧洲文字,并加以解说。例如科津（Kozin, S.A.) (24) 提出；“yeke auruq” ---老少共用的帐篷, “yeke ordos”---- 大帐，伟大宫庭。克利弗斯 (Cleaves, F.W.) (25)则将“yeke ordos”译为“伟大宫殿”；“yeke auruq”译为 “老少共用的大帐(全家共用的大帐)”（26）。对应的中文有如下一段：“…说来了，遂委付带弓箭的斡勒答儿留守老营。兔儿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国…”。在此“老营”一词意为“游牧帐蓬”。直接解释“ordo”和“yeke ordo”一词的可参见宋代彭大雅和徐霆编著的记述蒙古习俗的《黑鞑事略》：凡鞑主猎帐所在，皆日窝里陀，其金帐故名。凡伪嫔妃与聚落群起，独曰大窝里陀者。
拉施德丁在应用“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波斯文借译时仅用复数形式
“ūrdūhā-yi buzurg” 。纳斯蒂奇博士解读为波斯语（Farsi）----多顶大帐。拉施德丁(27)也曾述及铁穆耳可汗派遣其弟甘麻刺,“前往哈拉和林，那里满佈‘穹庐’（yurts）, 成吉思汗军帐和臣服的军队。从哈拉和林，鄂嫩河（Onon）, 克鲁伦河(Keluren), 叶尼塞河上游(Kem-Kemjiyut), 色楞格河(Selenga), 巴牙里黑(Bayaliq, 又称伯牙兀夕，指居住于色楞格河岸的蒙古部族)，直至吉尔吉斯边境和成吉思汗出生地不儿罕合刺墩（Burkhan Khaldun）均在其统辖之下。现存的保卫成吉思汗的军帐共9座，其中大帐4座，其他5座”。
由于阿拉伯文“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毫无异议地可译为“最高汗帐”，在语义上对等于“大朝”。在现代字典中能找到贴切的含义应是“伟大（汗王）宫帐”。但这一释义未能着重表述“汗帐”的机动牲。作者建议将“大朝通宝”中的“大朝”理解为“最高汗帐”，而非某些西方文献中在语义上辞不达意的“伟大王朝”。
彼得罗夫博士（28）将伊斯兰型钱币上的“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解读为“打制钱币的汗帐”或“根据大汗敕令发行”。这一解读与“大朝通宝”在语义上并不矛盾。综上所述：“大朝通宝”可解读为“最高汗帐发行的法定流通货币”。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大朝通宝”发行的详情，而难以保证上述解读确切无误。纵然如此，作者仍将第2图所示“大朝通宝”和其他已知“大朝通宝”归为一类。有关“大朝通宝”的进一步探讨，尚大有用武之地。
根据上述成吉思汗新型银币的讨论，作者提出下列结论和雏见。
I型币。西宁州当时应在蒙哥可汗统辖之下。银币型式及特点使其应归入哈拉和林银币系列。作者认为此类银币流通于蒙古帝国首都和中国西部丝调之路相邻地区。
II型币。根据彼德罗夫钱币学权威著作（29）：阿拉伯文“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 和中文“大朝”语义相同。另有文献指出：“大朝”一词源出中文，应解读为“最高汗帐”。
注释：
（13）拉施德丁《史集》，卷2,。译者维尔霍夫斯基（Verhovskij），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第54页。
（14）同上，第161页。
（15）达尔底斯（Dardess, J.W.）《从蒙古帝国到元朝：蒙古和中亚统治手段的变化》（From Mongol Empire to Yüa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卷30,1972-1973年，第117-165页。
（16）克利夫斯（Cleaves, F.W.）《公元1362年的{西宁王忻道公神道碑}上的中—蒙文字》（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载《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卷12， 1-2期，1949年，第30页。
（17） 廖里赫《曲吉斡儿喇嘛和蒙古字母的起源》（Mun-Mkhyen Čhos-kyi ẖod-z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Mongol Alphabet）。载《孟加拉皇家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卷11，第1期，1945年，第57页。
伯希和（Pelliot, P.）《古蒙古文字及其应用》（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载《大亚洲》（Asia Major），卷2,1925年，第286页。
（18）同16。图版XV 。
（19）法夸尔（Farquhar, D.M.）《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文献导读》（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a Reference Guide）。载《慕尼黑东亚研究》（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d.53），卷53，斯图加特，1990年，第427页。
（20）拉希维兹（Rachewiltz, Igor de）《 Yeke Mongγol Ulus 名称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Name “Yeke Mongγol Ulus”）。载《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第31期。2006年，第54-55页。
（21）惠利（Whaley, M.A.）《13世纪蒙古“大帐”征收人头税（qubchir）记录》(An acсount of 13th Century qubchir of the Mongol “Great Courts”)。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卷54，第1期，2001年，第1-60页。于采 芑 《“大朝”文物考略》。载 《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12-19页。
（22）参见刊载于因特网上文章：http://www.charm.ru/coins/china/dachao-silver.shtml.
（23）同21。第6页。
（24）《元朝秘史。1240年编年史。篇名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yan。蒙古杂录》，卷1，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第564,573页。译者科津（Kozin, S.A.）。
（25）克利夫斯（Cleaves, F.W.）翻译并主编《元朝秘史》，卷1，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11,177页。
（26）佚名撰《元朝秘史》，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年，卷14，第203页。
（27）拉施德丁《史集》。同13，第206-207页。
（28）彼得罗夫《公元13世纪蒙古造币地和“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Mongol’skie monetnye dvory XIII veka i Ordu al-A`zam)。 载《钱币学》（Numizmatika），2006年6月，第11期，第20-21页。
（29）同上。第20页。
（本文全文刊于《中国钱币》2014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