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观专栏：庞珉 | 当我们测量腐败时，我们在测量什么？

作者简介：庞珉（M. Rosemary Pang），政文观止Poliview特邀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生，主修比较政治学，主要关注领域为比较威权主义、政体变迁、腐败以及制度化研究。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几乎所有从事腐败（corruption）研究的学者，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测量腐败？总而言之，对腐败的测量主要有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两种方法。主观测量方法依赖于专家对不同国家腐败程度的评估，或民众对本国腐败程度的评估；客观测量方法则依赖于观察、计算或民众接触腐败的经历。不同的方法有着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本文将对几种常见或有特色的腐败测量方法进行梳理，并对它们的适用性进行讨论。

研究中常用的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数据库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数据库都属于从主观维度出发测量腐败。在测量腐败时，专家们通常回答与腐败相关的问题，用来评估一个国家的腐败情况。例如，“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是否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政府是否制定降低腐败机会的规定、要求？”等。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接下来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合和标准化，得出最终的腐败指数。这些腐败指数定期更新，发展较为完善，且被研究者广泛使用，非常适合进行跨国性的时间序列研究，但这类测量方法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研究发现，主观测量腐败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反映腐败现实，即民众真正接触的腐败经历。Donchev和Ujhelyi（2014）指出，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更关注高层腐败，然而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接触到的基层腐败对指数的影响却很小。此外，除腐败现实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主观维度的腐败测量：作者发现，在国家层面，腐败指数主要受到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例如，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和保障司法独立的国家通常有较低的腐败指数。这就导致在研究制度与腐败的关系时，研究者通常会面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除国家因素之外，普通民众对本国腐败情况的主观估计也往往受到个人因素左右。Olken（2009）采访了印度尼西亚村民对于村里修路项目腐败情况的评估，并估算出修路工程所需经费和实际消费的差额，进而研究普通民众对腐败的估计与腐败实际情况的关系。作者发现，虽然当地民众对腐败的估计与实际情况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性却较低。同时，在民族差异程度和社会参与度高的村庄，当地村民对腐败的估计会更高。

其次，在计算腐败指数时，当不同来源的数据被标准化之后，研究者们往往采用求取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整合。这种做法虽然较为简洁，但会丢失原始数据的信息。例如，原始数据包含政府不同部门的腐败情况，在整合后却只能得到衡量国家整体腐败情况的数据。此外，不同来源的数据往往测量不同方面的腐败，认为不同方面的腐败具有同等影响，并将不同来源的数据取平均值的做法缺乏理论支持。

与主观测量方法相对的，是基于观察和腐败经历的客观测量方法。上文提到的Olken（2009）在印度尼西亚的做法就是一种客观测量：他请专家估计修路工程所需的经费，将其与实际消费进行对比，中间的差额即是被贪污的部分。Olken和Barron（2009）在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项实地调查也提供了一种客观测量腐败的方法。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测量了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区（Aceh）卡车在运输过程中经过检查点和政府秤车站时的腐败行为。其中，检查点由警察和军队设立，一方面，用以维护冲突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作为政府的抽租工具。秤车站则由政府交通部门设立，超过规定重量的卡车需要支付罚金并卸载超重货物，但多数司机会贿赂工作人员，避免罚金。作者在测量腐败时，从当地招募的调查员和卡车司机一起进行运输，并记录运输时间、检查点位置、以及每个检查点和秤车站的行贿金额。在采访卡车司机时，司机往往会忘记检查点的具体位置和数目。由于司机在运输过程中的行贿款由所属的运输公司承担，司机往往会虚报行贿金额，以求从运输公司拿到更多的钱款。调查员和卡车司机一起运输并进行记录的做法，避免了记忆偏差和谎报金额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由于卡车司机知道在运输过程中有调查员全程随同，他们可能因为知道自己被观察而改变平时的贿赂行为。

此外，石油价格也可以作为从客观维度出发测量腐败的手段。在1997至2003年间，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允许伊拉克出口石油以换取食品药品等人道主义需求。该项目允许伊拉克自由选择石油买家、制定石油价格。这就使伊拉克得以将石油低价出售给愿意支付贿款的买家。作者通过伊拉克油价和其它类似石油输出国的油价差值，以及伊拉克官方油价和石油现货市场价格的差值来测量伊拉克的腐败程度。作者发现，在国际油价上升期间，伊拉克油价差值即腐败程度，表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Hsieh and Moretti 2006）。

上述测量腐败的方法富有创意，而且降低了由制度因素产生的内生性，但是对时间和经费的要求较高，跨国可比性也相对较弱。当然，除上述专门针对某些国家和项目的腐败测量外，客观的腐败测量也有节约时间和成本，并且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的数据库，例如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s Survey）和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但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触到基层腐败，基于腐败经历的评估往往无法衡量一个国家的高层腐败，同时，由于民众对基层腐败（如贿赂警察、医生、教师等群体）的容忍度较高，这样的测量值往往低于真实的腐败水平。而对于商人来说，他们未必愿意公开承认他们行贿的经历，这同样会导致测量值低于真实水平。

综上，本文简要介绍了一些常用和有特色的测量腐败的方法。主观和客观的腐败测量各有利弊，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测量方法，尽可能降低测量偏差的影响，力求更加可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Hsieh, C. and E. Moretti. 2006. “Did Iraq Cheat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pricing, Bribes, and the Oil For Food Progra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21(4):1211–1248.

2.Olken, B. A. 2009. “Corruption perceptions vs. corruption realit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950–964.

3.Olken, B. A. and P. Barron. 2009.“The Simple Economics of Extortion: Evidence from Trucking in Ace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7(3):417–452.

4.Donchev, D. and G. Ujhelyi. 2014. “What do Corruption Indices Measure?”Economics and Politics 26(2):309–331.

审读/编辑：杨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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