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和他的追随者

夏季虽然燥热，但是不能影响我们追求阅读的宁静，而对学术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作者研究经历的探微。从今天起，“政观”在每周学术前沿推送的同时将不定期给读者朋友们带来那些学人的故事，敬请期待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13—2005）是比较历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国家发展的议题上孜孜以求，与此同时，摩尔及其追随者在历史的宏阔蓝图中向人们展示出雄心勃勃的学术抱负。

大学时期的摩尔辅修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以及俄语等多种语言（摩尔说自己在不懂中文与日文的情况下写作了《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后的研究者不能再这么做了），并确立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研究兴趣。1941年当摩尔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本希望在高校谋得教职，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未能如愿，因此在美国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二战期间的智库机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以及司法部从事政策分析。在这段工作期间，摩尔结识了一生的挚友舒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以及未来的妻子。

在这里强调马尔库塞作为是其最亲密且维系时间最长的朋友，是因为摩尔的好友真的寥寥无几。在Passion Craft and Method这本采访录中，有关摩尔这一章的标题名为《批判精神与比较历史分析》（The Critical Spirit an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摩尔的的精神的确是“批判”的，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摩尔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喜欢来回走动并随机提问，这让他的学生斯考切波很是战战兢兢）。虽然摩尔“始终过着充满激情的个人生活”，但他的确不是一个好脾气，诸如阿伦特、韦伯、黑格尔都在他吐槽的行列之中。甚至面对采访者的问题他也会不留情面地说“你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他对自己任教的地方，无论是芝加哥还是哈佛都没有太多的归属感，作为一个经常泡图书馆的人，别的因素对他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

1945年，摩尔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47年转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该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时任负责人是大名鼎鼎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然而，摩尔完全不能忍受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他们完全是一派胡言。于是在1951年摩尔辞去了在社会关系学系的教职，加盟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并以此为基地直至退休。

摩尔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山立派”的意义是多重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具有为数众多的杰出弟子与追随者不断推进他所开创的视野，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ckopol）。当谈论起这两位或许是最为出色的学生时，摩尔的评价颇为有趣：他认为蒂利是一个good man，最喜欢的是第一本书《旺代》（The Vendée，《起源》也引用过此书的内容），反而觉得蒂利之后的工作在他心中只不过是稍稍留有印象罢了；至于斯考切波，摩尔还是比较自豪的，但他并不认为《国家与社会革命》有那么的出色，反而是1992年的《保卫士兵与母亲》（Protecting Soldiersand Mothers）更加耐读——这似乎也契合作者自身的看法：虽然《国家与革命》可能是自己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本，但《保卫士兵与母亲》这却倾注了作者八年的心血，同时作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书写本国的故事总会充斥着深切的情感。

蒂利与斯考切波无论在学科发展还是共同体建设上的意义都是一项深远的。在蒂利求学的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相较于他的同学、帕森斯的得意门生莫顿（R. K. Robert King Merton，同样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毕业就得以在哈佛留校，蒂利的学术历程更曲折一些。然而，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结构功能主义僵化的套路逐渐被历史遗弃，蒂利横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敏锐思维与宏大抱负逐渐得以显现。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位勤奋的研究者为后世留下了五十余部著作与近七百篇论文，从国家形成到抗争政治再至民主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每个学术研究的关节点，蒂利的真知灼见都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宝藏。（但据说蒂利的学生谋职依旧并不容易，对手只不过是从乃师学生时期的结构功能主义变成了如今的定量研究阵营。）

斯考切波则擎起了摩尔比较历史研究的旗帜，并最终在方法上确立了“在偶然性中发现历史因果规律”这一脉的道统，正式开创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阵地。斯考切波的性格与摩尔颇为相似，充满着激情、坚毅与倔强。在经年之后，她依旧认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是求职与学术发展中遇到诸多不顺最关键的因素。面对早期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她闯入政治学筑土立盟，并最终成为了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但面对政治学中比较政治与美国政治两大分支严格的壁垒，她又回归到了到了领域更加宽广的社会学研究。据说，斯考切波的脾气颇为火爆，面对历史学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批判，她只身杀到哈佛历史系，在舌战群儒间也能同历史系的大佬谈笑风生。而对于自己的学生，斯考切波则近乎偏执要求他们采取国家中心主义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因此，无论是唐宁(Brian Downning)的《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抑或是埃特曼(Thomas Ertman)的《利维坦的诞生》，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斯考切波在他们作品上的烙印，而古德温（Jeff Goodwin）更是将国家中心主义的革命观发挥到了极致，国家几乎成为了解释革命形态的唯一因素。反倒是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另辟蹊径，开创出了“人口/社会结构”模型以解释早期现代社会的革命与反抗。为此。心高气傲的斯考切波当然很不高兴，据说两人的私交也不是很好。在一篇论述历史社会学的文献中（Goldstone, 2006），戈德斯通怀着无限的崇敬回忆摩尔时顺便把斯考切波也批判了一番。

在比较历史研究方面，从摩尔到斯考切波再至马洪尼（James Mahoney)，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已经形成了囊括政治学与社会学在内的学术共同体，其成立的标志则是2003年那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eds, 2003），并于2015年出版了第二部（Mahoney and Thelen eds, 2015）。对比二者我们不难看出，比较历史分析在这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反而更加保守，2003年时的豪情万丈逐渐退却，在议题上追求“大杂烩”，在方法上却自我狭隘化为了历史制度主义，忽视了横截面的比较。这种方法的转向，是因为传统的密尔法只能排除而无法给出特定的必要/充分条件以及条件组合，而某些超越定性定量之争的尝试——定性比较分析（QCA）或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在小案例研究为主的宏大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适用，因此，比较方法从因素转化为了“序列”（sequence）或“过程”（process），同时案例内的跨时间比较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传统跨案例研究的异质性问题。例如，Tulia G. Falleti在Decentralization and Subnation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一书中，所采取的正是被称之为“比较序列方法”（comparative sequential method）的研究范式，作者强调不同的初始环境以及改革序列的差异对央地权力的影响。而在最新出版的著作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一书中，Hillel David Soifer的研究很好的体现了当代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应用：作者首先区分了国家建设是否发生以及国家建设是否成功的概念区别，进而通过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墨西哥四个案例进行跨国研究，在这两个议题下，作者均使用密尔法排除既有的竞争性解释，继而提出自己的假设并以量化结果加以印证，最后通过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来阐述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虽然Falleti与Soifer的都贡献了“很不错”的研究，但通读下来，总觉得相较于摩尔，他们的作品似乎缺了些什么。不同于量化研究与博弈模型，比较历史的方法并非十分复杂，似乎是人人都可以完成的项目。但作品高下之别，却是在深入阅读之后方能体悟的。不朽经典所带来存乎一心的感动，或许正是摩尔所独有的“灵气”所在。

当问及摩尔“你是否认为自己是科学家”时，摩尔坚定的回答：“是的，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这与亨廷顿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亨廷顿是拒绝将自己的研究贴上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标签。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知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学术作品在因果论证上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开始引入国内，最早一批著作当属达尔 (Robert Dahl)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其中，亨廷顿由于其宽广的视野与深刻的洞见颇受学界推崇，其主要著作均以翻译出版，反而摩尔与斯考切波等人，他们的作品被引介的时间则要晚很多。然而此类政论家如福山，他们在分析方法上往往大大而化之，缺乏完整精致的因果推论，许多结论与现实严重不符，这样的研究“就像一个大多数螺丝都没有拧紧的巨轮，航行在海上摇摇欲坠。”然而面对发大开大合的描述与琳琅满目的概念，许多国内学者却乐此不疲。赵鼎新的警告值得注意：许多深处改革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变迁有兴趣，有热情，有深切的责任感；他们奋笔著书，提出许多恢弘的概念以指摘时弊，指引出路，但却立论偏颇，推理粗疏，证据简陋，予人以强烈的大而空的感觉。

除了开启比较历史研究的道统，摩尔的深远的影响还体现在议题设定。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由于作者强调事件之间的时序性，因而很难列举出静态变量。同时，摩尔关注因素之间联合影响结果的方式以及制度和背景怎样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三条现代化道路——其背后蕴含着历史社会学的学者对功能主义、经济决定论和进化论的历史批判。在之后的研究中，鲁伯特（Gregory Luebbert）以及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的作品是对摩尔的继承与发展。鲁伯特继承了摩尔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欧洲国家的不同政权形式源于两次大战期间各国的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政党联盟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鲁伯特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学者，1988年去世时年仅32岁，他的生前好友科利尔（David Collier）与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其遗稿的基础上于1991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而鲁施迈耶等人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则是对摩尔观点的完善与补充，不同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鲁施迈耶等人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壮大才是导致民主的核心因素，进而提出了三组权力（阶级权力、国家权力、跨国权力结构）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关于专制与民主研究的知识积累（knowledge accumulation），马洪尼在《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一书中有专门的一章予以论述。摩尔的研究的意义并不是终结了争论，而是开启了研究者对专制与民主这一广阔命题的追寻。当民主研究成为当代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在大量的民主转型文献中，更多研究者将民主化看作是精英之间的博弈，分析视阈也逐渐缩小。对于二者的关系，保守的说，早期民主化进程更多体现了阶级分析，而第三波中的民主转型更多体现了精英的博弈，两种模式存在交融（Ruth Berins Collier 1999）。近二十年来，随着新数据库的建成以及量化技术的不断完善，民主化的研究也日趋成熟，然而在实质认识方面，这种“反历史”的研究只不过是通过各种方法对既有的结论进行注脚。在这种背景下，学者开始呼吁“民主研究的历史转向”，将民主研究回归到摩尔、鲁伯特、鲁施迈耶等人的传统，这种传统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更加关注长时段的国家发展“轨迹”（trajectories）而非短时间的民主“转型”（transitions）；其次，更加强调国内而非国际因素对民主发展的影响；最后，“阶级”这一核心条件在政体发展中的核心位置（Capoccia and Ziblatt 2010）。回归摩尔传统，更有利于研究者在复杂的历史中发掘问题的真相。

摩尔不仅关注了自由民主道路，同样将分析了法西斯政体与共产主义政体的社会起源，这表明自由民主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道理，这无疑在几十年前就否定了诸如“历史终结”之类的错误言论。另一方面，随着转型范式的失败，对威权韧性的关注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然而，大多数研究者依然聚焦于静态的变量，如正式制度、自然资源或经济绩效，而忽视了政体起源的历史分析。因此当代比较历史的研究者呼吁，威权韧性的研究必须超越静态的假设，更加关注历史遗产在具体环境中是如何演化的（Levitsky and Way 2015）。这亦是对摩尔传统的复归。

将视野拉回到中国，回顾近些年来出版著作以及博士论文不难看出，虽然民主为议题的研究甚嚣尘上，但真正基于比较历史的民主研究却寥寥无几。随着研究问题日益细化以及及定量浪潮的不断侵袭，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问题是否还有市场？比较历史分析将何去何从？

面对这样的疑问，笔者联想到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毛主席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