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1917」上海大学郝雨：《新青年》之新文化启蒙与传播（下）
三、对新青年传播新思想的传播定位
无论如何，传播内容（信息）在整个传播活动中都是最中心的环节，传播效果如何也最终要取决于传播内容。陈独秀及其《新青年》之所以在传播效果方面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除了前文所分析社会契机之外，其传播内容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一致，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和依据。在当时，在同样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与历史背景之中，从事传播活动尤其是办报办刊的人员已经相当不少。当时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已形成了不小的气候和规模。但是，其它所有的报刊及其主办人为什么都没能够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以及成为历史的强大推动者呢？答案也许只能在于传播内容（思想观念）的根本不同。
在稍早于《新青年》创办的两三年前，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内尊孔复古的思潮几成大势，各类传播媒介竟相呼应。1912年10月上海孔教会成立、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并为孔教会作序、以及同年10月颁布的规定以孔子之道为本的国民教育的规定等都是这一思潮的衍生物。康有大肆宣扬尊孔，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1]。这种尊孔复古的文化思潮的传播，由于一方面仰仗着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康有为）的声望，另一方面又甚至是以政府法律和法令的面目出现，所以其来头是非常之大的。比起刚刚出山的陈独秀以及刚刚创办的《新青年》来，显然有着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又占有着极其丰厚的财力物力。但是，尊孔复古思潮却最终并没有广泛持久地传播开来，而是很快便被陈独秀这样的一些小人物们击垮。其决定的因素显然就在于他们所传播的内容是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作为先觉者的个人可以产生改变历史的思想，历史的创造必须有个人以其超前的思想去加以设计。而这种产生于个人的先进的思想，又必须通过广泛的传播去唤起更多的人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去共同行动和努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传播在个过程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传媒，不能进入有效的传播，先进的思想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普通的意愿或空想而自生自灭。而先进的思想武器与传播媒介的完美结合是《新青年》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秘密所在，先进的思想武器即指的是“民族”与“科学”，而最佳的传播媒介无疑就是报纸和杂志了，用大众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最符合社会需求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思想，自然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良好的传播效果。《新青年》一问世,陈独秀就在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呼唤青年要“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对于千年的生存方式和状态，陈独秀在文中提出六项标准和要求,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科学和民主是蕴涵于六项标准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思想。通过《新青年》的传播，“科学”和“民主”很快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与行动纲领。随着“科学”与“民主”意识的全国性的普及，传统的封建文化终于被淘汰，历史也从此开始被刷新，取得如此传播效果应该归功于传播内容的历史先进性。
对于一种有计划的系统而完整的传播活动（或过程）来说，有了明确的目标，选择了最佳的媒介，并确立了科学与合理的内容，甚至也正处在最好的时机，这还算不上是最完美的实施方案与工程蓝图。因为它还没有涉及到最后的一个也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那就是对受众的把握。陈独秀所取得的伟大成功，虽然并不能表明他在理论上已经对受传者有了多么科学的认识和分析，但他毕竟凭着一种优秀的传播家的敏感，寻找到了最能与他所传播的内容发生沟通和理解的对象阶层，从而做到了对受众范围的科学定位。
陈独秀所要传播的思想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己的、反动的、危险的东西，这些思想即使是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来说也是完全隔膜与陌生的，与习俗完全相左的。而陈独秀一开始就抱定了“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也就是要向整个社会挑战。他正是要通过传播，把全中国人头脑中那几千年固有的观念彻底革除，而改换成他所主张的那些全新的东西。那么面对的却是只顽固的旧垒，如何给他的传播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这就只有从受众当中选择最适合的群体。于是，他认定了青年。他所创办的杂志之所以叫作《青年杂志》，实际上已表明他将青年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最初传播的受众。对此，他实际上也是作出过非常清晰的分析的：在《敬告青年》中，他谈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3]。这正是他把青年阶层作为新文化传播的“第一级”并进而促进全社会觉醒和新生的理论依据。在次年出版的首期《青年杂志》（一卷5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一九一六年》，不仅在开篇又重申了上述进化论思想，而且又从精神本质上划分了青年与老年之界限，并对青年所应有的“思想动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4]。陈独秀赖青年之彻底觉醒与奋起，并与旧文化之宣战和决裂，在此表露无遗。这实际上也正是他在新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唯一可行的策略。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的确证明，正是当年被陈独秀所召唤起来的那一大批先进的青年，又进一步开展“第二级传播”，并且付诸了革命的行动，中国的历史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结语
陈独秀的新文化传播活动以及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当然不仅限于创办和主编 《新青年》，他紧接着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的教学改革活动，尤其是后来又创办《每周评论》，以及直接筹办工人刊物等，对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也都有着非常值得研究的传播学价值，限于篇幅，本文暂不作更加展开的论述。
总之，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到,传播有时可能会对历史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时也可能对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力。这种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当然主要靠不同时代的“社会体系”、“媒介体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来决定，但也不能忽略某些人为的因素或某些违背规律的现象发生。有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调配不当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历史的进程。这就需要政治家、社会学家以及传播学家们时时注意研究各种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变化运动，从而及时调整对策，以掌握科学合理的传播，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
作者简介见（上）
[1]《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7日。
[2]陈独秀：《敬告青年》，胡明编《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10页。
[3]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版，第73页。
[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