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识字耕田夫，一文读懂王福厂（附作品）
文/张遴骏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很快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艺术市场的繁荣。由于紧靠中国传统文化经济繁华区域苏州、杭州和南京，加之上海的文化高度包容、经济繁荣多样和思想自由博洽等氛围，吸引周边地区的书画艺术家纷纷移居上海。书画市场的繁荣和经济交流的发展，使印章的需求大大提高，也吸引周边地区的篆刻家进入上海，在上海形成了庞大的篆刻家群体，成为全国近现代篆刻发展的重镇，浙派篆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而王福厂是近现代浙派篆刻最重要的领军人物。
我是识字耕田夫
王福厂（1880—1960），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初名寿祺，字维季，后更名禔，字福庵，一作福厂。号印侣、锄石农、微几、屈瓠、印佣、罗刹江民、石奴、福厂居士，晚年自号持默居士、持默老人，室名游艺室、苦晚斋、耐冬窠、春住楼、麋研斋。浙江杭州人。
王福厂幼承家学，其书学渊源于父亲王同。王同字同伯，“工篆隶，精小学，《石鼓》《曹全》诸碑尤得神髓”（叶为铭《广印人传》）。“临橅汉碑无虑数十百种，又喜掇拾字用成句，集为联语，盖其寝馈于古者深也。”（姚宝侃《吕庐老人家传》）王福厂作为父亲的助手，经常参与编撰、勾摹、向搨、抄录等工作，耳濡目染，在金石书刻方面打下了基础，于文字训诂、诗文皆富修养，十几岁即以工书法篆刻闻于时，二十五岁时与叶铭、丁仁、吴隐等共相擘划，于西湖孤山创立“西泠印社”，并于1913年正式命名。
1914年春，王福厂到长沙，供职于湘鄂铁路局，曾漫游湘楚鄂渚。1918年，吴昌硕为王福厂代订润例。1920年春，王福厂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铸局，任篆刻课课长、技正，而唐醉石任印信科科长、技正，两人意气相投，终生结为莫逆。1924年，王福厂又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编辑《金薤留珍》。王福厂的书法篆刻艺术早已在江浙湘鄂一带闻名，到北京以后，索书求印者络绎不绝。1927年春，吴昌硕再度为王福厂代定书法篆刻润例，其中刻印石章每字两元，牙章每字三元。虽然印铸局的收入不菲，但是王福厂并不愿意过这样的官吏生活，他在不少印章的边款里都流露出厌倦束缚，渴望自由的想法，如刻“秋月春风等闲度”，款作：“余服官白下，苦被束缚，直如浔阳女儿，老大徒伤，因作此印以志恨。”
秋月春风等闲度
1930年，王福厂50岁，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官职，回到上海，成为一位职业书法篆刻家，以鬻书鬻印养家糊口，暂居哈同路民厚北里441号。到上海后的第三天，老友邵裴子来访，特地为余绍宋求刻自用印十方。王福厂稍事安顿便动手刻印，很快完成交付，可谓开张大吉。而此时，王福厂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他在一些印章的边款中记録了当时的心态。如“青鞋布袜从此始”，款语作：“庚午冬日，自金陵之沪，心闲神怡。取杜工部诗句作印。”刻“不使孽泉”，款语作：“庚午冬日，辞官来沪，卖字度日，刻此识之。”
不使孽泉
1937年，王福厂定居四明村三号。此后，王福厂家庭成员逐渐增加，包括妻子、儿女、儿媳、孙辈在内共九人，另雇一佣工，日常开支相当大。而到上海后，王福厂的润例基本未变，1936年的润例还是石章每字两元，但他长期积累的声望和雅俗共赏的印风使索求者不断扩大。一般早上五点左右，王福厂就起床了，漱洗早餐后就开始写字，写好挂在墙上，上午弟子们来请益时，书件已经挂满四壁。然后开始刻印，在书架上拣几方石章磨平，再书写或水印于石上，刻时仰卧在书桌旁的藤榻上，右手握刀，左手持石，左肘支撑在藤榻的扶手上，右手奏刀时全靠腕力和臂力转动，间或也将右肘支撑在藤榻扶手上。先于所写印文中间行一刀，然后扩粗，初刻后涂墨于上，并在刀痕里抹上石粉，用小镜子照看，能黑白分明，在这方寸之间认真端详，再奏刀修改。奏刀时刀锋波浪般起伏，徐疾适度，对细微处的处理非常精到。王福厂卧榻刻印，是由于1925年在北京时不慎触电，手臂受伤。伤愈后他端坐刻印总觉得不舒服，于是试着躺在藤榻上刻印，感觉这种姿势好，所以逐步以卧代坐，养成了习惯。
随着日寇侵华，沪浙沦陷，时局不稳，对王福厂的鬻印生涯也带来影响，1937年，他刻印的数量不及上年的一半。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敌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秘书长吴用威上门来访，想用厚禄聘请王福厂任官于伪印铸局，王福厂以年迈多病为词而拒絶。事后，王福厂刻印明志，“山鸡自爱其羽”，款语云：“己卯正月刻于麋研斋中，以志吾之情绪。”
山鸡自爱其羽
1937年，浙江平湖、杭州相继沦陷。1938年夏至1938年秋，杭县丁辅之、高绎求，余杭俞序文，平湖葛书徵四人，将各自劫后所存的自明代迄今二百七十余家，近二千钮印章拓成谱，题名《丁丑劫余印存》。
《丁丑劫余印存》编成合影
王福厂参与《丁丑劫余印存》编辑之事，并题写扉页，还遵四人之嘱刻了一方卷首印：“戊寅夏杭县丁鹤庐高络园余杭俞荔庵平湖葛晏庐同辑劫余所藏印记”，并刻长跋以记其事，曰：“际兹风尘澒洞之时，犹得天涯聚首，朝夕摩挲金石，真不减当年西泠人倚楼头，初创印社之况味也。”当年七月，葛书徵相告，平湖窖藏印章检得，王福厂又在此印侧刻“历劫不磨”四字以颂之。1945年，王福厂将《福厂印稿》一部共78本捐给合众图书馆。
王福厂晚年的生活比较安定而宁静，1945年，王福厂的刻印数量达到空前，计1109方。但随后，由于目力等种种原因，王福厂刻印数量大幅下降，1947年的润例里，已经不再列入刻印一项，在上海西泠印社张挂的润例上，则是只篆不刻。1949年后，王福厂篆刻作品数量减少，而书法作品数量不少，特别是由于他的声望，题写了不少印谱、书籍的扉页、签条。1951年，王福厂刻苏东坡诗句“我是识字耕田夫”，似对自己一生作的总结。
我是识字耕田夫
1953年，王福厂被浙江省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5年秋，出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主任委员。1956年，由该社集体创作的《鲁迅笔名印谱》刻成，王福厂刻了其中的两方印并题写扉页。1956年，王福厂又受聘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57年，王福厂受上海市政府之邀，参加欢迎苏联前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活动，《文汇报》还刊登了他的照片。
王福厂（左）参加欢迎苏联前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活动
1959年六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经齐燕铭介绍，王福厂将自刻印章三百余方（共十五盒）、《麋研斋印存》十余册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这些印章后来归上海博物馆。
王福厂捐赠上海市文管会印石
据当时经手的吴朴堂报告：“这批印章是王福厂六七十年中收集的青田石并篆刻而成，一九四三年曾由上海宣和印社编印《麋研斋印存重辑本》四册，1952年又编印《麋研斋印存重辑本续》一册。1959年建国十周年，王福厂为庆祝国庆，向党献礼，特将心爱的印章——自己一生的作品捐献给国家。他并表示：他今年八十岁了，在旧社会以写字、刻印为活计，虽然有些名气，但穷于矻矻，仅供一饱，艺人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受到国家对老年艺人的优遇，浙江文史馆和上海中国画院分别聘请他为馆员和老年画师，感到非常光荣和幸福。这批印章是他数十年来精心之作，如能由国家保存，他的心愿已足，要求国家能接受他的捐献。”
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社员合影
杭州沦陷后，西泠印社的活动基本停止。1947年，西泠印社举行建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福厂提议请马衡当社长，得到大家的赞同。1949年，丁辅之病重住院，嘱托王福厂与吴隐之子吴振平赶往杭州，将西泠印社的地契、房产证书等等都交给军管会。1951年夏，王福厂又和吴振平两人致信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要求将西泠印社所属房产、土地、社藏文物及露天文物悉数捐献给政府，唯一要求是不改变西泠印社的名称。当年九月，杭州市政府同意接受。此后，王福厂又督促编纂《西泠印社志稿》，此书是一部刻写油印线装本，印了五十部，成为最具权威的有关西泠印社建国前的社史著作。1959年秋，秦彦冲又补写《西泠印社志稿附编》上下两卷，王福厂建议先印上卷，但还没筹足纸张，王福厂因前列腺肿大住院开刀，当秦彦冲到医院探视时，王福厂在病榻上犹念念不忘《西泠印社志稿附编》印刷之事。后来秦彦冲落实了纸张告诉王福厂，他喜形于色，说：“今而后，吾可以瞑目矣。”
1960年三月二日，王福厂病逝于四明村，后安葬于杭州南山公墓。1964年10月，遗孀朱娴秉承王福厂遗愿，将家藏三百余方印、四百余件书画碑帖捐献给西泠印社。
旁通二篆 俯贯八分
王福厂的篆书风格多样，有师法《石鼓》、两周金文的大篆，有追踪李斯、李阳冰的玉箸、铁线篆，还有融合金文的小篆和参用汉金文的缪篆等。王福厂对《石鼓》研习近大半生，临本不计其数。六十岁时以自藏十方砚台的背面缩小临刻《石鼓》，后跋云：“《石鼓文》向以阮橅天一阁本为最。近见刘心源勾刻本及明安氏所藏北宋拓本，互有差别，因参考缩临，就匣中藏砚次第刻之，似较各橅略胜，聊以自娱，非敢云信而可征也。”
王福厂临刻《石鼓文》于砚台
王福厂还书写了许多《石鼓文》集联。他的《石鼓文》书写特点是结构与神韵忠于原石，得《石鼓文》浑劲茂密、渊雅隽永之趣。吴昌硕在八十一岁时曾为当时四十五岁的王福厂题“麋研斋”匾额，跋语云：“食研学古，耕研有年，《猎碣》《琅琊》，麋寿万千。”王福厂对两周金文也予以极大关注，临习金文无数。他所写的金文用笔沉稳徐缓，结体务合原拓而稍加整饬，有参差错落、精整遒健之美。
临殳季良父壶铭文
小篆是王福厂书法中最具个性的。他精研《说文》，二十七岁完成《说文部属检异》，三十七岁辑成《麋研斋作篆通假》。他曾说：“余年十二三即好为篆分诸书，厥后稍稍治《说文》之学，知许氏之书，分别部属，各有意义。”通过研究《说文》部首和通假字，王福厂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功底，在篆隶和篆刻创作中，务求用字精准，从不臆造。王福厂早年的小篆风格受到邓石如、杨沂孙的影响，曾刻“伯仲邓杨”一印以自况。三十五岁时所书《西泠印社记》，风格即在邓、杨之间，似乎还可见吴昌硕的影响。中年以后则宗二李（李斯、李阳冰），多作玉箸篆和铁线篆。四十八岁时所书的《说文部首》，结构严谨，用笔精到，线条流畅之中还有些细微的颤动，显露出行笔中的涩感。铁线篆有晚年所书《千字文》，惜因年迈，行笔有些震颤，因此时见“斜肩”。中年后的铁线篆对联，笔致婉转，结体秀美，给人以安详静穆、恬淡高古之感。王福厂的小篆作品中还有一路融合大篆特点，字体大小错落，章法横不成列随形布置，结体也有很多大篆元素，但整体还是小篆结构，可谓别开生面。
篆书 风巧月高七言联
王福厂的隶书早期受何绍基、金农、黄易、陈鸿寿等影响，中后期浸淫汉碑，对众多的汉隶名碑都下过苦功，如《张迁》《史晨》《曹全》《衡方》《武梁祠画像题字》等，融汇各家，形成浑厚古朴、端庄秀雅的独特风格。王福厂充分利用线条、字形、用笔等种种变化因素，间参方折，行笔提按结合，絶无平拖之病，极富金石气。使其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令人有常看常新之感。由于他精研《说文》，深谙“非究于篆无由得隶”的道理，在隶书作品中常常融入篆法，易篆字的圆转结体为方折，并结合隶书的波磔，使作品更饶有古趣。此外，隶书线条还微微地颤动，特别是横画和捺画，在其晚年隶书中更为常见，这固然有老年人手腕震颤的因素，同时亦使作品更具老辣之感。王福厂是浙派篆刻大家，将他的隶书线条的微颤与其切刀线条的曲折相互观照，会令人感到异“曲”同工之妙，也增强了隶书独特的金石味。而他在题跋文字中，经常用两汉金文的书体书写，融篆隶于一体，方整匀落，纵横峻健。他还尝试将摹印的缪篆引入书法，字形平方正直，运笔屈曲盘回，结体绵密，饶有隶意。
隶书 客至诗轴
领略古法生新奇
王福厂早年的篆刻受钟以敬的影响很深。据《西泠印社志稿》记载：“钟以敬，字越生，又字矞申、让先、似鸥、窳龛。寂龛其自号也，钱塘人。少嗜金石，摩挲不倦，善篆刻，精整隽秀，法浙派，当时推为巨擘。工诗、古文辞，峭洁如其人。”王福厂在《钟矞申印存》序中写道：“忆余与钟君订交时，年未弱冠，见君性情孤介，当时达官贵人闻其名，欲延揽之，不可得，故落落寡合，虽贫甚能自适其适。谓为独行之士，不是过焉。工诗、古文辞，峭洁如其人。其刻印以赵次闲、邓完白为宗，工力渊邃，吾浙八家之后，君其继起者也。”钟以敬的印有学徐三庚，取法《天发神谶碑》的，但他学徐三庚，摒弃其过分妩媚妖娆的习气，加入了浙派的清刚峭折，所以益显挺劲。这与王福厂后来的取向是一致的。而王福厂学钟以敬，也有自己的思考，据余正先生云：“王禔当年极喜钟氏印，常常出石求刻。但又担心钟氏过分修改，而有损韵味，所以每当刻至恰到好处时即袖石而归。为了不让钟氏觉察，王禔多半用乱以他事（如出外、饮食等）的办法，事后再让钟氏补款。”王福厂所刻“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一生好入名山游”等，就有钟以敬的痕迹。
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一生好入名山游
“印宗秦汉”，王福厂对此身体力行。自用印“王禔信玺”用秦印格式，田字框格，“禔”字止的斜置和“信鉩”的篆法都脱胎于秦系玺印。
王禔信玺
“上章敦牂”也用秦印形式，对角呼应，气息高古。
上章敦牂
“琅琊王禔” 款语云“仿汉琅琊相官印”，“刘承植”款语云“汉印中有此式”，自用印“王禔”一印款语云“读《十钟山房印举》见此图象，古雅可爱，因仿摹之”，可见王福厂对汉印中的官印、私印、四灵印、图案印等都作了摹仿和借鉴。
琅琊王禔
刘承植
王禔
王福厂还借鉴汉印中的殳篆印用于创作，如“李博仁印”“沈肇功印”“蔡绳祖印”“王禔私印”等。“王禔私印”款语云：“偶读《十钟山房印举》，作殳篆印，憀备一格。”殳篆是古代书于兵器上的文字，笔画绸缪盘曲，王福厂对笔画较疏的文字经过盘曲、增饰等手段填满空间，呈现一种繁复茂密的美感。
李博仁印
沈肇功印
蔡绳祖印
王禔私印
汉玉印的瘦劲圆润也被王福厂所用，如“殿研”款语云“福庵仿玉印”，“躬入篆室”“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线条瘦挺，转折圆润，取法汉玉印而更见整饬精致。
殿研
躬入篆室
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
王福厂还从汉朱文印和封泥中取法，独创一路朱文印，如“昭阳作詻”更多取法汉朱文，线条略显短切刀痕。而“以学愈愚”“合以古籀”等更多借鉴封泥意趣，线条更显波折，蜿蜒涩行，转折处方中带圆，略显扭曲，框线与印文或作粘连，或作残破，成为王福厂独特的朱文印风格。
昭阳作詻
以学愈愚
合以古籀
与当时的一些印人一样，王福厂也善仿古玺，或是宽边细文的朱文小玺，或是带框白文印，尤其是干支纪年印和家人的生辰八字印，王福厂多喜仿古玺为之。这路印多集金文，如“书博”，款语云：“用颂壶‘书’字，师㝨敦‘博’字，为书博先生治印。”
书博
王福厂的金文书法精整古雅，他仿古玺也是追求秀静安详之美。曾绍杰在他所编的《麋研斋印存》序言中说：“至其以金文入印及所摹宽边古玺，则不免稍失之于拘谨而竭蹶，盖小篆与彝铭文字本属殊途，工整与奔放亦异其趣也。”古玺有奔放奇趣一路，也有秀美精致一路，王福厂仿古玺与他整体的书法篆刻创作审美理念是一致的。
作为浙派新军的代表人物，王福厂的篆刻数量最多的当然是浙派印风。他对西泠八家的印都下了功夫临仿，如“我生无田食破砚”款语云：“曾见小松司马有此印，兹背临之。”
我生无田食破砚
“瑟君书画”款语云：“福厂仿陈秋堂。”
瑟君书画
“麋研斋”款语云：“仿种榆仙馆篆法。”
麋研斋
“锐侯鉴藏”款语云：“仿曼生法。”
锐侯鉴藏
“惯迟作答爱书来”款语云：“师赵次闲略变其篆。”
惯迟作答爱书来
“金石刻画臣能为”款语云：“仿补罗迦室刻印。”
金石刻画臣能为
“吴金寿印”款语云：“福厂作此，似钱叔盖。”
吴金寿印
这些作品虽然都有模板，但王福厂还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的切刀与早期浙派碎刀短切不同，削减了陈鸿寿、赵之琛的恣肆鋭利，趋向收敛含蓄，醇和典雅，线条摆动的幅度并不大，但仍能体现切刀的韵味。“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是王福厂典型的粗白文切刀印，章法基本与仿汉满白印一致，走刀略见起伏。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方笔朱文“周鼓秦山”也是采用汉朱文印的章法，起收笔、转折处更为方折，显现切刀的意趣。
周鼓秦山
切刀细白文“好古每开卷居贫常闭门”在赵之琛的切玉法挺劲的基础上稍加圆润。
好古每开卷居贫常闭门
细朱文印是王福厂最为擅长的一种风格，大致有两种类型。一为圆朱文式，如“晴窗一日几回看”“以墨林为桃源”“书贵瘦硬方通神”“欲求缥缈反幽深”等，这类印吸收了明人朱文印的结篆特点，但摒弃了明人篆刻的习气，字体修长，章法空灵，丰丽遒逸，肉骨停匀，尽管在王福厂的细朱文印中的比例不高，但显示了他精湛的结篆能力。
晴窗一日几回看
以墨林为桃源
书贵瘦硬方通神
欲求缥缈反幽深
二为铁线篆，文字多取横势排迭，章法茂密，用于鉴藏印、词句印、多字印尤多。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排列穷尽精密，无懈可击，走刀流畅中又有微妙起伏。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款语云：“东坡此句，余欲用以作印有年矣，因「婵娟」二字《说文》不録，今见《新附》有之，亟成此印。”可见王福厂对印文用字的讲究，未有出处宁可不刻。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麋研斋藏书记”款语云：“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帖印宜作白文印。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当时王福厂的细朱文收藏印尤受藏家喜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藏书甚丰，一直未遇能刻其称心藏书印的印家，及见王福厂的印章即奉为知音，他在致陈汉第的信中云：“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数方，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
麋研斋藏书记
除了浙派以外，王福厂对清代其他流派印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领略古法”“存道居士”“古牛山房”等是王福厂师法邓石如的作品，这些印结篆呈夸张的弧度，使印面充满张力，用刀从浙派前期的圆朱文中化出，在精准之中又略见切刀趣味，体现了高度的用笔用刀技巧。
领略古法
存道居士
古牛山房
吴让之的许多无款印，都有王福厂的鉴定款，可见他对吴让之篆刻风格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创作中也借鉴吴让之的风格，“我书意造本无法”款语云：“丁卯长至日，略师让之先生刀法。”“怀古情多凭高望极且将樽酒慰飘零”款语云：“偶仿吴让之篆法。”两印走刀流畅自如，而章法安排更为紧凑精到。
我书意造本无法
怀古情多凭高望极且将樽酒慰飘零
赵之谦印作中强烈的朱白对比更为王福厂欣赏，他二十一岁时刻的“蝶孙”款语云：“印佣仿赵冷君。”“蝶”字化用赵之谦“二金蝶堂”。自用印“古杭王禔私印”款语云：“福厂仿二金蝶堂法。”“仁和王寿祺篆隶之印”“乙丑闰月望是我再生辰”也都取法赵之谦的白文印，章法大开大合，宽可走马，密不容针。
蝶孙
古杭王禔私印
仁和王寿祺篆隶之印
乙丑闰月望是我再生辰
1921年，王福厂夫人徐羲去世，他临赵之谦“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印抒怀，款语云：“辛酉仲冬，福厂悼亡，摘《荆钗记》祭文作印，以识悲伤。”虽是临作，但王福厂对其篆法作了改造，原印的“阙”字改作“缺”，全印更显宽博典雅。
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
此外，王福厂取法的视野相当宽广，“托兴每不浅”款语云：“仿吴圣俞。”“意与古会”款语云：“曾见黄牧甫有是印，福厂仿之。”“毅儒”“毅灵”等仿吴昌硕。
托兴每不浅
意与古会
毅儒
毅灵
王福厂的边款风格也有数种，最常见的切刀楷书款，结体绵密，笔画单刀切出，爽利精整。
切刀楷书款
隶书款用冲刀刻成，隽永安详。
冲刀隶书款
偶以小篆、缪篆刻款，皆与其书体相合，精妙无比。
小篆款
缪篆款
但开风气不为师
王福厂定居上海后，书法篆刻艺术的声誉日隆，他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印款语中说：“余平生刻印未有弟子，近日沪上颇有人欲来就业，因取定庵诗句作印以见志。”先后有韩登安、吴朴堂、顿立夫、江成之、沈受觉等来请益，而王福厂次子王士增耳濡目染，弱冠时所刻已是韵味十足。
韩登安（1905—1976），原名竞，字仲诤，号登安，中年易号为名，所居曰容膝楼、玉梅花庵、寒研、青灯籀古庵等。祖籍浙江萧山，出生于杭州。1933年加入西泠印社。抗战胜利后为西泠印社总干事，1956年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著有《韩登安印存》《西泠印社胜迹留痕》《韩登安篆刻毛泽东诗词》《增补作篆通假》《韩登安论印尺牍摘抄》《青灯籀古集》等。
顿立夫（1906—1988），名群，字立夫，又字历夫，晚号惬叟。河北涿县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印鉴的制作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著有《顿立夫印稿》《顿立夫治印初集》《顿立夫治印续集》等。
吴朴堂（1922—1966），原名朴，字厚庵。浙江绍兴人。吴朴堂少年即居杭州。1946年，以王福厂之推荐，任南京总统府印铸局技正，专门负责官印之篆稿。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1949年后，得陈叔通之荐入上海博物馆工作。著有《小玺汇存》《朴堂印稿》等。
江成之（1924—2015），原名文信，以字行，号履盦，别属亦静居。浙江嘉兴人。1943年拜王福厂为师，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1998年，获西泠印社 “荣誉社员”称号。2011年，获西泠印社“社员功勋章”。著有《江成之印存》《江成之印集》《江成之印汇》《履庵藏印选》等，编辑《丁敬印存》《赵之琛印存》《钱松印存》等。
沈受觉（1924—2016），别名受甲，字悟庵。江苏无锡人。专业从事书法、篆刻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工艺美术大师，曾两次赴日交流书法、篆刻艺术。著有《书法基础知识》《大篆、小篆和缪篆常用字合订本》《古玺印选》《名家印选》，与钱君匋等合作《丁卯印存》。
王士增（1925—1990），字硕吾，大同大学机电系毕业，供职于上海闸北电厂，王福厂次子。自幼聪慧好学，一心向艺，在父亲熏陶下，于篆刻更是心领神会。刻石印外擅制象牙章。
浙派篆刻由清乾隆年间丁敬开创，蒋仁、黄易、奚冈师法丁敬，世称“西泠四家”。而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师法四家，后世并称八人为“西泠八家”。浙派篆刻师法秦汉，博采众长，用刀多以切刀为主，线条波磔起伏，篆法参以隶意，方折古雅，不仅风靡当时印坛，追随者众多，而且流风绵延至晚清、民国，成为源远流长、代不乏人的篆刻流派。清末民初一些固守浙派的印人作品，出现单调拘谨、刻板僵化的程序化倾向。作为流派，一定是有程序的，不然形不成流派，但程序如果过于刻板，便阻碍了流派的发展。“印继八家传一脉，书工二篆卓千秋”，这是老友姚羲民为王福厂写的诗句，王福厂在继承浙派的基础上，融合各派之长，然后根据自己的秉性气质，融入自己的思考，从而使作品注入新意，成为浙派新军。浙派新军的“新”，就在于把握时代脉络，这样植根于坚实传统，又善于出新的流派，必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王福厂又培养了韩登安、顿立夫、吴朴堂、江成之等一批传人，这些传人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浙派篆刻的传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到今天，浙派仍是篆刻界的一支有生力量，队伍日益扩大，影响辐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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