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土地
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渭河与它的支流零河交汇的西南方，地势南高北低，村子地处中间偏北位置。
村北不远处，是滩地，河堤路以北靠近渭河的滩地村里人称为嫩滩，河堤路以南靠近村庄的地村里人称老滩。村庄以南的地，村人根据离村子的距离由近到远分别称作头畛地、二畛地、三畛地，离村子最远的地，称四畛地。村子的东边，是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零河，河道多湾，深深的河槽上，是窄而狭长的沙土地。最南端的那片是我们生产队的菜地，再往北，叫南河湾，村子东南靠河的地叫“河湾里”，另外，还有其他生产队的花椒园、柿子园。最北边，是大队的林场。村子北边、东边、南边紧挨村子的地，是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家乡的土地，是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的家乡人养家糊口的依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的经营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个生产队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本队社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记忆里，小时候，发展生产的口号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此，各个生产队把粮食生产放在“纲”的位置，提出“过黄河”“跨长江”的目标。我们五队在全大队五个生产队的最东边，除靠近零河的沙地和靠近渭河的滩地搞多种经营以外，其余的地绝大部分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那时，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除深耕有公社农机站的大型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外，其余耕种、拉运、碾打等皆靠人力和畜力。那时，国家化肥工业处于起步阶段，产量根本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化肥紧缺，日本尿素供应有限，土地几乎全靠饲养室积攒的牲畜粪便来增加肥力，营养不足，贫瘠，粮食产量不高。
那些年，夏季经常大旱，记忆里，零河水库的自流灌溉渠从村南经过村东修到村北，渠为梯形，全部用水泥板铺砌而成，经过村东道路时，建有倒虹工程（渠水从路下经过），我们称之为“翻水”。夏季，我们经常在渠里玩水，脚板有时被渠中的碎瓦片扎破，血流不止。上下游经常会为用水浇地发生械斗。后来，生产队打了机井，渠灌逐渐被井灌代替，那条灌溉渠才逐渐被毁弃了。七十年代中期，从机井里抽水灌溉已成为抗旱的唯一方式，但由于大队的变压器功率低，天旱时根本满足不了机井抽水灌溉对电力的需求，烧坏马达的事情经常发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能得到及时浇灌的玉米，必然减产甚至绝收。
生产队生产的粮食主要是小麦和玉米。冬夏季生产小麦，从成熟收割到拉运、堆放、摊场、翻场、碾场、收场、扬场、晾晒，道道工序，全靠人力，前前后后需一个月的时间。小麦晒干后，首先要完成公粮上缴任务，然后卖一部分购粮，留足种子和自备粮后，剩下的作为口粮按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分到各家各户。那时，各生产队争先恐后到粮站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闹场面，在村里老一辈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秋季收获的玉米，除留足牲口饲料、籽种外，一般把刚掰下来的玉米棒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剥皮、拧辫、搭晒、剥颗、清杂等由各家完成。秋季，有时还需要按人头完成玉米入仓任务。在那个年代里，家乡的土地，每年不仅为国家生产了数以万计的“公粮”，而且养育了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子女，人们对土地的珍爱之情，根深蒂固，忠贞不渝。
在那个“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时期，除粮食作物外，棉花种植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一项硬性指标。每年，生产队都要做好计划，留足棉花种植地块。“枣芽发，种棉花。”每到春末枣树发芽时，生产队就安排劳力用药物拌种，然后用牛拉播种机下种。等棉花出苗后，长到一定高度时，有时还要防虫。防虫时，只见妇女们在废弃的长筒袜子里装上六六粉，然后把袜子用绳子吊在竹棍前端，匀步走在棉花行间，一边走一边用扫帚棍拍打装着六六粉的袜子，六六粉末从袜中喷出，落在棉花株上，将棉花幼虫杀死。务棉花是非常麻烦的农事，等棉花长到一定高度时，要抹裤腿、掐老枝，还要喷洒农药防治棉铃虫等害虫。棉桃大面积裂开出现“朵朵白”的情景时，要拾（采摘）棉花。拾棉花的活是由妇女们完成的，按采拾的斤两记工。棉花拾回来后，生产队安排专人在场里用碌碡支起竹箔子晒花。等棉花晒干后，用马车拉着到收购站交售。卖棉花的钱，是生产队收入和年终分红的主要来源。
除种植粮棉之外，那些年，生产队有计划的多种经营也搞得有声有色。牛马驴骡是生产力，也是“造肥机器”，因此，饲养牲畜的饲养室是每个生产队必不可少的机构。围绕牲畜的饲养，队里要在“坝北”的河滩种几十亩紫花苜蓿，作为夏秋季节牲畜的青饲料；秋季收获玉米时要为牲畜留足硬饲料，有时还在“坝内”的滩地里种上几十亩黑豆作为牲畜饲料的佐料和加工豆腐的原料。饲养室之外，队里每年还养五六头猪，春节前宰杀，作为社员过年的福利。坝内的滩地，每年，生产队都种瓜，以西瓜为主，另外还种少量的梨瓜、菜瓜、南瓜等。炎热的夏季，每当西瓜开园，生产队就会把个头大、样子好、上面刻有“十”字的瓜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要求食用后必须把瓜子晒干全部上缴，作为来年的种子；其余的西瓜成熟后，生产队就会安排劳力用马车拉到县城出售。夏收之后，生产队也会腾出一部分滩地，种植白萝卜、大葱等蔬菜，秋季收获后分给社员，有的农户吃不了就会在春节前将其拉到集市上，换几个准备购买年货的零花钱。
当然，没有完全长成的萝卜、大葱，被上涨的渭河水淹没，也是隔上几年甚至连续几年会发生的。零河边的沙地，最南边是生产队的菜井（菜地），种植韭菜、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时令蔬菜，供给社员，需要时用菜票购买或记账；南河湾那片沙地，几乎每年都栽种红薯，出产的红薯细长条，又面又甜，味似毛栗，远近闻名；河湾是果园，十多亩，以苹果树为主，东边缘自南向北还栽着十几棵梨树，罐罐梨，成熟后黄澄澄的，水大味甜，止咳化痰；每当苹果成熟时，队里就会安排可靠的人摘果、装笼，然后用架子车拉着一车一车送到公社供销社。果园东边的那片沙地，有时也会种红薯，有时还会种上花生。靠近村庄的那片地，栽着一行行柿子树。夏季，我们一伙子娃在柿园里捡柿花、拾落果、套知了、打蛋柿，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土地、牲畜刚分到户那几年，乡亲们像爱自家的孩子一样珍爱属于自己的一块又一块零散的土地，一年秋麦两料，从不让地闲着，早起晚归，辛勤耕耘。那几年，风调雨顺老天帮忙，夏粮丰收，秋粮高产，乡亲们的吃饭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家家过上了顿顿吃白馍、天天像过年、年年有余粮的日子；种植的棉花，也获得了好收成，卖给国家后，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那些年，尽管要缴纳农业税，完成村提留、乡统筹等摊派任务，但剩余部分，全归自己所有，农民确实心花怒放了一阵子。
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思想比较保守，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种植粮食作物。夏季，小麦收割后种玉米；秋季，玉米收获后种小麦，循环往复，持续多年。每到麦熟时节，联合收割机就开到田间地头，收了这家收那家。田地里，炎阳下，机器轰鸣，扬尘滚滚，一袋烟工夫，几亩麦子就变成了一堆纯净的麦粒。地头，自家或雇来的三轮车车厢里铺着彩条布，等着装运从收割机舱里倒出的麦粒。有的麦贩子干脆把车开到地头，谈妥收购价后装袋、过磅、装车，然后算账、付款。秋收时节，一片又一片成熟的玉米地里，一家人齐上阵，扳包谷的、拉包谷的、开秆腾地的各司其职。过几天，等旋耕机旋过之后，就开始播种小麦。种粮食特别是种玉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买种子播种、间苗、施化肥、天旱时浇灌，成熟的玉米棒子拉回家后，剥皮、晾晒、脱粒，等把玉米变成现钱，已经到了严寒的冬季甚至第二年春天。那些年，乡亲们之所以对种庄稼有劲头，就是粮食不愁销路，种粮没有风险，玉米变卖后几乎就是全年种粮的利润，勉强还能养家糊口。
后来，村里一些“不安分”的人为了取得更好的收益，学习外地经验，开始在土地上“折腾”开了：有的栽苹果树、梨树、杏树，有的建温室大棚栽种草莓，有的大面积种植西红柿等蔬菜，开始了土地上的“多种经营”。但由于技术、品种、品质、销路、利润、自然灾害等原因，最终都没有坚持下来，挖树毁园，改种其它。种粮的农户，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费用上升，粮食卖不上价，种粮实在难以养家糊口，有的弃耕，有的把自家的地廉价让给别人耕种。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出外打工，留在村里的老年人，也失去了种庄稼的兴趣。
过去，我的家乡因靠近渭河、零河，自然条件较好，大集体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棉花，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土地承包到户多年里，乡亲们以种粮为己任，精心经营土地，自给自足外，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这些年来，一方面，由于国家高速铁路建设、渭河南大堤建设、宽幅林带建设、渭河河床南移、村庄扩张等原因，耕地面积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种粮成本上升，粮价低，粮食种植已无利可图，粮食种植面积锐减。乡亲们对待土地、对待种粮的态度，已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种粮难以赚钱，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怎样呢？这几年，在平整的耕地上，种植葡萄、核桃、花椒、樱桃的农户越来越多，但从效益上看，真是“有年赚钱有年亏”“几家欢乐几家愁”。连续几年亏本的种植户，有的把挂果的葡萄园廉价转让给别人，有的开始毁园，有的刚挂果的核桃树被砍伐，有的刚栽了一两年还没有长成的花椒树，因2020年花椒价格暴跌，也被连根挖掉，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
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几年，家乡最吸引年轻小伙的地方就是渭河和渭河岸边被泥土覆盖着的沙子了。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把在河边偷拉沙子作为主业，他们一年四季与管理人员周旋着，白天，趁机拉上几车，倒在自家的沙堆旁；晚上，特别是严冬的晚上，拉沙子的机动三轮车你来我往，嘟嘟嘟的响声和明亮的车灯常常惊醒住在路边的村民。有时，拉沙子的三轮车被管理人员没收了，花些钱赎出来继续拉运；有时车被没收后，干脆不赎了，从别的地方买个二手车更省事。前两年有段时间，沙子价奇高，贩运沙子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来村里买沙子，由于车太重，村子主巷道的水泥路面被压破碎，路面的低洼处积水成潭，村民出行困难，怨声载道，路过行人踩泥蹚水，骂声一片；村子东边零河上建于大清咸丰五年的三孔石拱桥“万善桥”，也被载重汽车压得倾斜变形，群众举报后，文物部门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维修加固。
家乡的土地，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村子周边原来种着粮食的自留地上，早已不见麦子和玉米的踪影，看到的是新建的屋舍、茂盛的树林、隆起的坟茔、荒芜的地块。村南的耕地上，多数栽种着葡萄、樱桃，很少见到连片种植的小麦和玉米了；村北的老滩，也几乎被果树独占了，葡萄园、樱桃园、桃园，一家挨着一家；零河湾的沙土地上，再也没人栽种红薯了，到处是果园、树林，还有野草萋萋的荒地。
现在，家乡只有靠近渭河的嫩滩上，才有连片种植的小麦和玉米，但小麦往往长势不好，玉米常常被夏末秋初暴涨的河水淹没。好多农户，成了靠买面、买馍生活的商品粮户。一旦发生粮食恐慌，这些没有存粮意识、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将不可逆转地出现生活危机，想起来真令人后怕啊！
（作者简介：张喜龙，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陕西临潼，从教13年后在潼关县县级党政机关工作。近年来，有多篇文章在《西安日报》《作家世界》《中国乡村》《百姓作家》等报刊和众多微信平台发表。2019年9月被中国乡村杂志社、中乡美（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认证为“中国乡村作家”。出版散文集《乡关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