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曼演奏《欢乐颂》，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

🔭 贝多芬：“没有人曾经将我的面纱揭开”

前些天重读奥地利小说家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又见他诋毁贝多芬等大师的段落。有人说他是奥地利的贝克特，其实并非这么一回事儿。贝克特关注“荒诞化的个人”，而伯恩哈德对抗的则是荒谬的社会，一个内在，一个外化；一个是象征与寓言，一个是对现象世界的麻辣批判。相同之处，则是伯恩哈德模仿贝克特“絮叨”而“重复”的独语方式，像是词语的饶舌歌手。贝多芬的音乐被他漫画化地描述为军队行进曲，极其幼稚而可笑。这个为人类做出声音大文献的不朽者成了滑稽小丑。

瓦格纳崇拜贝多芬，拿他与上帝并列。舒曼提议建一座辉煌建筑，九根柱子分别代表九部交响曲。19世纪还对大师恭敬不已的西方，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解构风潮。1971年12月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在美国首映，两个月后登陆英伦。片子的配乐有贝多芬的《欢乐颂》，以及罗西尼与埃尔加的曲子。一堆犯罪少年在侵害他人时，《欢乐颂》响起，此番分裂与戏谑，恶与善的互换，让美好与丑恶的界限荡然无存。埃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也被嫁接到电影里。在暴力与黑暗让人无话可说的世界上，贝多芬被误当成了标靶。文化的衰落首先是文化偶像的崩塌。

仔细而认真地理解贝多芬，也成了自己最近的一个题目。我重听了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尤其关注《欢乐颂》。关于此曲，争议多多，斯特拉文斯基就认为《欢乐颂》尾大不掉，是此曲的冗余，破坏了结构。诚实地说，贝多芬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从来就不朴素，而属于光彩照人、气势非凡的一类。还是卡拉扬演绎的贝多芬更准确，到位，甚至比托斯卡尼尼与富特文格勒更好。后两位大师的演绎，有伯恩哈德攻击的现象。卡拉扬的风格保持了两位前辈强调的逻辑与理性，却又不失感性的光热，华丽而有力，弦乐与人声都漂亮无比。

199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过一部名叫《贝多芬论》的译文集。书中有浓郁的苏联与东欧味道。这部纪念贝氏诞辰220周年的书籍六百余页，可谓煌煌大作，代表当时的研究水准。当然书中的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章多强调政治，忽略艺术，其他文章则是一份资料大全。其中《贝多芬札记》一节，有三句贝多芬喜欢的原先来自埃及法老的话，据说挂在他的屋子里，如同庇护的箴言：“我是眼前的存在。”“我是现在、过去与未来所在的一切。没有人曾经将我的面纱揭开。”“他唯一属于自己，而万物由于这唯一而存在。”

三句箴言是灵魂的独语，无从以政治之维解读。但国内几十年来事关贝多芬的一切，于很多人成了今生命运。其中包括曾翻译汉语版《欢乐颂》最佳文本的邓映易女士。她是1950年代《第九交响曲》的领唱，1960年代就被迫离开北京到了太原，从事教学工作。她是贝多芬在国内最好的传诵者，多年前已在太原去世。

相较西方大师间的诋毁与戏谑，解构与嘲弄，国内的贝多芬崇拜依旧是主流。但妄言者的腔调已经不少，多是下三路的攻击，比如至今并没有确论的“贝多芬所患的梅毒”。竟有人把贝多芬作品里的挣扎与矛盾，说成是梅毒的结果，荒唐透顶。伟大的作品与病理学挂钩，其实是西方后现代的牙慧。当八卦代替了真实，话题的核心已经消失。

没有谁能轻易揭开大人物的面纱。他们是造物者，笼罩在世界的烟雾里。倾听者能在山间找到一条认知他们的小径已属今生的幸运。人可以有愤怒之舌，但确需荡涤脏污，一如卡夫卡所说，要保持生命锁孔的干净；或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终有一场末日对舌头的审判。应当感恩邓映易先生的存在，她给了倾听者前行之杖，以对贝多芬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虔诚。

贝多芬与荷尔德林出生于同一年。就作品的光热与温暖，理想主义的角度而言，两人有一致性。荷氏倾心希腊，呼唤众神；贝氏深信个人的搏斗，从根本上是命运的斗争者，没有荷氏少年般的纯洁与虔诚。作品是命运面纱的碎片，在乱风里失落，唯有真正的敬畏与倾听，才有靠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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