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持修昔底德陷阱论者，试图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均具有数亿人口、版图接近整个欧洲、掌握热核武器、拥有全球性的力量与利益的大国，以当时尚处于地中海文明（特别是地缘政治中）相对边缘地位的希腊半岛的两国博弈模式加以解释，反映出的是其比较视野及其背后之世界想象的高度局限性，诚所谓“戏论”者。
如果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理解国际关系有所借鉴，那它恰恰不适于解释真正的大国博弈关系，倒是有助于理解在旧体系的主导国家逐渐衰落、旧有秩序格局渐趋失效的背景下（如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之于地中海世界），地区强国（如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冲突的激化升级，典型的例子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的背景下爆发的两伊战争，苏联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后，原本掩盖在美苏两超对峙格局下的各种地区矛盾的集中爆发。反对者（特别是欧洲人）常以此讥讽其浅薄鄙俗，全无底蕴，缺少教养，而为其贴上“暴发户”（nouveauriche）的标签；拥护者则将之视作美国有别于老欧洲及其它老大帝国的巨大优点，以为正因其不存在封建主义的负累，故而具有老欧洲所无法相比的社会活力与阶层流动性。然而这类美国缺乏历史传统的印象，都忽略了美国的建国者（Founder）将美国视作希腊-罗马传统之继承者、美国精英层的世界认知与世界想象长久以来植根于希腊-罗马传统的事实。这种与遥远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精神连接，本身就构成美国自我传统的一部分。在美国国徽上，拉丁语Novus Ordo Seculorum“世界（复数）的新秩序”，它源自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Vergilius）为罗马进行神圣溯源的作品《埃涅阿斯纪》（Aeneid），出现在位于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底部的代表美国建国时间的MDCCLXXVI(1776)下方，标志着美国新纪元的开始。即便此时美国只是刚刚摆脱英国统治、由北美十三块旧殖民地组成、与欧洲中心相隔遥远的新生国家，但其建国者已在期待它能如罗马帝国般统治世界。在国徽的另一处，在未完成的金字塔顶部的神秘眼睛上方，出现了拉丁语Annuitcoeptis“对事业（复数）青睐（直译：点头同意）”，这是一句有待添加主语的表述。在理解中，这个缺失的主语往往被认为是providentia“神意，天意”，而宾语中出现的“事业”又往往被理解为“我们的事业”，这一短语便被解释为“神意支持我们的事业”，从而成为美国“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这一主题的预言。相对于民主国家这一流行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指称，更符合其实际的标识应该是混合政体的帝国形态。
美国的帝国本质，是其保守派丝毫不惮于承认甚而津津乐道的事实，依照这样的一种谱系学说，美帝国是罗马帝国-英帝国的唯一正当继承者，从而得以分享共同的历史经验与统治技艺。
混合政体的特征意味着，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的要素，粗略而言，总统制、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可视作上述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对应。混合政体的概念，首先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他以politeía一词指称这一概念，这一词汇在《政治学》中通常用于表达共和制/民主善制），即一种权力由公民中所有类型的团体（君主、贵族、人民）所分享的政体形式（III1279b-1280a，IV 1293b-1294a）。它被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公元前二世纪为希腊人书写的《通史》中，用于解释罗马的政体结构（Hist.,VI）。虽然，罗马人所坚持的共和体制（res publica）与这种依照希腊眼光提出的混合政体具有重大区别，不过它确实为罗马人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某种系统的、哲学化的解释理路。人们甚至可以在罗马所拥有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curia）、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部族大会（coitiatributa）三种公民大会形式中，都分别见到倾向于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痕迹。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此种混合政体的学说虽不乏深刻，却在罗马人中全无影响，而在罗马帝国覆灭后漫长的中世纪也很少为人提及。直至16世纪以降，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壮大与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混合政体学说才真正引起各方的重视。1642年6月21日，距离英国内战正式爆发两个月前，一份由查理一世颁发名为《陛下对两院十九条提议的答复》（HisMajesty’s Answer to the Nineteen Propositionsof Parliament）的文件宣布，英格兰实行的是混合政体而非绝对君主制，政府分属国王、领主、平民三个阶层，这个体系的健康和生存取决于维持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但出现于世袭等级之间，也体现于各种不同功能的权力之间。这可以视作混合政体学说被现实政治力量认可、正式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标志。它呼应并见证着马基雅维利通过其《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所开启的罗马古典共和传统的复兴。作为这种传统复兴的有机组成，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与以美国独立建国和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运动中，罗马式共和政体均被表彰为现代政治值得追随的典范，而对共和政体的解释几乎均突出其混合政体的特征。美国建国者所设计的宪制共和（ConstitutionalRepublic）体制，其核心便是总统对应之君主、参议院对应之贵族、众议院对应之人民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而民主，尽管已经成为了共和政体需要正视、包容并内在化的要素，但在此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它更多仍是与骚乱暴力放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需要被时时警惕和限制的对象。只是伴随着19世纪“人民主权”学说的证成与广泛接受，民主逐渐取代共和-混合政体成为最具正当性、最有力的政体表征，美国事实上的混合政体才不得不把民主作为自己最核心的特征加以肯定和宣扬。依照亚里士多德与波利比乌斯对于混合政体的描述，它相较于任何一种单一政体都更为稳定健全。美国建国两百余年的历史，恰好可视作对于这一古老论断的应证。混合政体得以良好维系运转的关键，在于上述三种因素始终保持某种适宜的比例从而达到富于张力的平衡，这确乎是需要高度政治智慧的实践，也正是有赖于此，保守封闭的中西部内陆与开放多元的东西部沿海都市得以有机共存，中央政府与各州达成较合理的权力分配，这都赋予了美国相较于欧洲更大的活力、更强的自我认同、更有效的政治决断与组织动员能力。与曾经的罗马帝国与英帝国类似，美国采取内外有别、内宽外忌的国家-国际战略：
约翰逊（LyndonBaines Johnson）总统任内（1964-1969），对外升级越南战争，累计参战人数达65万，成为美国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内则签署《民权法案》，通过《移民与国籍法》确立较为平等的移民政策，提出“伟大的社会”计划，推动了一系列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政策，正是这种内宽外忌战略的典型例子。如果说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会以新罗马帝国自期，那么当它感到自己的强势地位受到威胁时，其主要的参照系则源自古希腊。其想象又分为两类：1）将自己比作希腊而将对手视作波斯，将古希腊人有关希腊人（Héllēnes）与野蛮人（bárbaroi）的对立，转化为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等一串带有鲜明二元论色彩的对立，希腊击败波斯入侵的历史与犹太教-基督教有关神的选民-正信者与异教徒-无信者斗争并最终胜利的想象相糅合，化身为美国战胜对手的命运预言，典型的例子是1983年3月8日里根在一次演讲中将苏联定义为“邪恶帝国”（EvilEmpire）；2）将美国霸权所受到的挑战及可能发生的冲突比作公元前431-前404年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如雅典）会挑战已有的霸权（斯巴达），双方面临的危险往往引发战争灾难，造成世界秩序的崩乱。尽管这种陷阱说建立在高度不确定的、乃至根本颠倒的假设之上：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雅典相对于斯巴达是新崛起的强权，或斯巴达称得上既有的强权，事实上，雅典与斯巴达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相对于波斯，都谈不上真正的大国。而最常被用来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例子是19世纪末的德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与英国（作为既有的霸权），其关系刚好与雅典和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地位相反：作为海上强权的雅典更接近英国，而大陆强国德国更接近斯巴达。提出陷阱说者，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中，认为是既有的强权斯巴达无法容忍雅典的挑战而发动进攻，而在对第一世界大战爆发的解释中，既有的强权英国却被描绘为是被动接受德国挑战的。而这种种牵强附会，只是为了导出后来者对霸权的挑战往往会以失败告终、但也会给旧霸权带来摧毁性打击的结论（如雅典之于斯巴达，德国之于英国），却忘记了，哪怕以英国的例子而言，它的崛起正是以1588年击败地区霸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Grandey Felicísima Armada）为前奏的。这种削足适履的逻辑，使古希腊的世界与近代以来的世界都呈现为某种高度扭曲的状态。持这种陷阱论者，试图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均具有数亿人口、版图接近整个欧洲、掌握热核武器、拥有全球性的力量与利益的大国，以当时尚处于地中海文明（特别是地缘政治中）相对边缘地位的希腊半岛的两国博弈模式加以解释，反映出的是其比较视野及其背后之世界想象的高度局限性，诚所谓“戏论”者。如果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理解国际关系有所借鉴，那它恰恰不适于解释真正的大国博弈关系，倒是有助于理解在旧体系的主导国家逐渐衰落、旧有秩序格局渐趋失效的背景下（如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之于地中海世界），地区强国（如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冲突的激化升级，典型的例子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的背景下爆发的两伊战争，苏联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后，原本掩盖在美苏两超对峙格局下的各种地区矛盾的集中爆发。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