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共看的乐趣

笔者曾于2018年夏天重新识别并注解了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起因是该日记2002年出版后，还有不完美之处。今年10月又策划出版了夏鼐先生的《燕园清华园日记》，因为两位先生都是1934年6月毕业，同属第六级。虽然同属文学院，但季羡林先生是外国语文学系，夏鼐先生是历史系。两者的日记从日期上看，有两年完全重合，时间在1932年8月到1934年8月之间。虽然两人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但两相参看，也有不少共同的日记记载，读来别有趣味。

比如，1932年10月7日的夏鼐日记是：“晚间赴第六级级会。与星期二的浙江同乡会一样，吃吃茶点，胡闹一番。”而季羡林的日记记载：“晚上开级会，到会人数极少，一进门就嚷着吃茶点。所谓讨论会务简直是胡诌八扯。终于茶点吃到了，于是一哄而散，不混蛋者何其少也。”两人都参加了第六级级会，连感受都差不多。综而观之，这种“共同在场”的记载大多涉及一些学校或者年级层面的活动，比如同时参加开学典礼，同去听胡适、伯希和的演讲，甚至同看电影《呆女婿》，同样熬夜看狮子座流星雨，等等。

当然，虽然共同参加活动，感受却不一样。夏鼐在1932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听胡适之讲演”，感受见第二天写的日记：“晚餐后与王栻散步，谈到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不免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慨。但季羡林听后的感受是“说话态度声音都好。不过，也许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可资相互参看的不仅仅是这两本日记，还有比如长期任教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日记、最早以“清华园日记”命名的浦江清日记等，还有其他同时代学人写的日记。

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经常提到本系教授吴宓先生，但是吴宓日记中则无一处提到季羡林，倒提到了他的同班同学王岷源。而朱自清的日记中有一处则提到了季羡林，他在1934年3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善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羡林文。”此文即季羡林关于丁玲《夜会》的书评，本是负责《文学季刊》书评的李长之所约，但再版时被巴金抽掉。而这当然引起了季羡林的强烈不满。他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天心里很不高兴——《文学季刊》再版竟然把我的稿子抽了去。不错，我的确不满意这一篇，而且看了这篇也很难过，但不经自己的许可，别人总不能乱抽的。”他第二天还不能忘怀此事，又写下“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

本来季羡林不怎么喜欢叶公超教授，但是后者欣赏他的文章，反而给了他发表的机会。他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中提道，叶公超“喜欢《年》……叫我把《年》，改几个字，在《寰中》上发表”。但是，同年5月3日的日记记载“看到《学文》月刊的广告，我的《年》登出来了，非常高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竟然在同年2月13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了答案：

“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任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寰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

原来是叶公超先生提议的杂志名称《寰中》被否决了，代之以《学文月刊》。可能大家猜不到的是，这一期创刊号不仅有季羡林的文章，还有林徽因的两篇名作：《九十九度中》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