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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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平常教育孩子的时候总会提到要多表扬。
但我们发现表扬并不一定起作用，有可能是蹬鼻子上脸，一生气打一顿；打完了之后发现，作用也不大，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们无奈地说，现在的孩子可真难管！
这样，不同的家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大部分家长会一脸发懵的相，感觉孩子没有自己小时候听话，同时又无不伤感地回忆自己父辈的威严，好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现在的孩子比自己这一代聪明了，打他他会跑，表扬他他会要好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表扬或批评、甚至是打都不起作用了呢？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现实条件。我们在表扬或批评、甚至是打他的时候，没有观众了，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在没有比较的前提下，你对他的表扬或批评都是主观臆断，不存在现实对比。这就造成了另一个现象，动不动就拿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去伤害自己家孩子的自尊。
表扬和批评是一种在集体中运用的对比手段，表扬的代表好，批评的代表错。但在没有比较的独生子女家庭里，这种比较就完全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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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和批评调动的是人的荣誉感和屈辱感，荣誉感和屈辱感在现实集体里才起作用。
这两年，我们的宣传部门也非常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前提就是集体主义，没有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就是空谈。
而现实是，现在人的生活基本脱离了集体，集体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
首先，社会分工的细化。
让一个大集体分出了不同的小集体，而在一个小集体当中，个人的工作又是以单一化的形式存在，不同集体之间的联系由专业部门或手段来完成，而不需要不同集体之间的人员往来。
这方面的问题也反映在空间上。我刚上班的时候，几十个老师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大家天天在一起，谁放个屁都知道他早上吃的啥馅的包子。在这样的前提下，校长每一句话里的褒贬色彩都非常起作用。现在几个人一个办公室，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相互封闭隔离的空间、相对私密地存在让褒贬信息不能第一时间传播，表扬和批评的作用自然就失效了，集体主义的想法也就慢慢淡化了。
其次，传统生活社区的改变，让荣誉感和屈辱感完全丧失。
从小了说，商品住宅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熟人生活社区，现在大家住在一个基本上是谁也不认识认的环境里。之前不是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家属区，一个部门一幢家属楼，在单位里的各种表现很快就能传到家里。好了，全家人脸上有光；坏了，祖宗八代跟着丢人。现在呢？你在外面干了啥，没人会知道。
从大了说，人员的跨地区、跨国家流动让所有人都不再去相信彼此之间的过去。荣誉感和屈辱感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这时，依托于集体的荣誉感和屈辱感只能是随口编的故事，说着说着自己都不信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集体主义教育或爱国主义教育有多难，可想而知。
为什么这么难？
现实基础不存在了，社会越来越走向个体化、个性化。
那么，在当下的社会里的荣誉感和屈辱感还起不起作用呢？
当然起，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现代人越来越不要脸了。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度介入平常人的生活，一个新型的集体或社区出现了。那就是虚拟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社区，在这个虚拟的集体社区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虚拟的身份，重新建立了一套荣辱观。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社会中的骂仗不见了，社交媒体里的骂仗增多了，人们在这里追求荣誉，抵制羞辱。在社交媒体里的荣誉感又很容易转换成现实利益，也就是网红经济。到了一个得社交媒体得天下的时代，传统现实权力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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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感和屈辱感是基于比较而产生的，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是好坏，其实是身份的认同。
中国人传统的身份认同不是基于国家的、民族的，也不是基于地域的，而是基于宗族的。
比如，你和一个姓张的吵架，你说，你们姓张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种骂法本身就是对张姓家族的羞辱。这时，如果身边还有姓张的，虽然他和事件无关，只是路人甲，他也会站出来指责你。
这种宗族身份认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基础，也是我们的文化基础。
说起来是个非常的意思的事儿。
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日本的全面侵华让中国人有了这方面的认同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华民族。
这种强压所带来的民族认同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不再区别具体的民族，而强调了国家的统一性。现在我们不但没有西方的种族歧视，也不会关心谁是啥族。
建国之后，中国人有了一种更宽泛的身份认同——基于社会主义的身份认同。
而在国内，就是集体认同，你是哪个公社的，哪个大队的，他是哪个厂的，哪个车间的。
改革开放后，建国之后建立起的、基于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的身份认同完全被打破，中国人建立了全新的身份认同观——富人和穷人。
但这种身份认同不好区别，可以伪装。我可以借别人的车开，出门时借钱买包中华。
所以，就形成了另一种基于可识别系统的身份认为——地域认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是哪里的人。有可能一张嘴就知道，他东北的，他河南的，他四川的，他山西的。这种身份认同带来的地域文化歧视，无法形成有共识的荣誉感。
也就是说，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建立的身份认同是放弃了抗战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八十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出国不但是家人，邻居都觉得光荣。这主要是建国后建立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后遗症，因为那种社会主义好兄弟的身份认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
中国人的第二次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还自港台。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就香港回归问题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明敏所在唱片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张明敏策划专辑。找香港词曲家黄沾为他写一首国语歌——《我的中国心》。
这首歌1984年登上春晚，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强烈的国家、民族符号通过歌曲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开始增加。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1997年，香港回归，刘德华的《中国人》唱出了“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民族符号再一次被强化。
不过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随着中国人参与全球生产活动的加剧，以及对官僚体系管控的失效，中国出现了新的出国潮，投资移民日益增多，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再一次受到冲击。
但是，这一次与八十年代不同，八十年代是出国的、不出国的都公认外国好，也就是说，这是主流社会的共识。
但2000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之后，这种共识出现了分野，有人说外国好，有人说中国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主流意识层面强调了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
强调代表缺失，强调一面的同时，也等于强调了另一面。
就像班主任表扬了几个好孩子的同时，会对很多孩子产生强烈的刺激，使之产生反抗心理。所以说，表扬和批评都不是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不带褒贬色彩的鼓励。只不过，鼓励和表扬之间的尺度很难拿捏。
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认同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从现在两岸三地的状态，我们看到了非常不好的、也是中国人不想看到的局面。
而另一面是一个更糟糕的现象。
越有钱有势的越没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感，拿着外国身份在中国耀武扬威的中国人到处都是；越没有钱、越穷的人却反倒有极强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感，动不动就给别人下汉奸的定义。
问题出在哪了呢？
一个不认同家庭出身的孩子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家没有给他带来荣誉感，离家出走；二是在家里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离家出走。
所以，荣誉感和公平是身份认同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荣誉感首先来自富足，其次是能给每一个人走向富足的机会，也就是公平。做不到这两项，任何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宣传都是苍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调屈辱感，引发仇恨心理。
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最后回到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好像我们现在认为独生子女身上有很多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心理没有屈辱感，他们对家庭身份的认同感很强，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和他们体系比好坏。
给孩子最好的鼓励是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让他们在自我成功中体会荣誉感，而不是来自父母的表扬。
社会其实也是如此！
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细一点聊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