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兴佛与排佛的微妙关系

导语：

佛教在宋代以后开始进入衰败时期，因为此时对外来佛典的大规模翻译和阐释已经基本结束了，而佛教自身在理论上也没有新的建树，因此信徒也日趋减少。然而，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批判声中，有些僧人为了补救弊端，争取佛教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寻找到了儒学与佛教的契合点，以融合儒学解释佛学教义。

在此影响下的宋朝正面临封建社会的转折期，各种思想矛盾日趋激烈，直到儒佛相融，身处其中的士大夫以佛学指导现世人生，也是他们可以安生立命的精神归处，儒学在不自觉这种吸收佛教的精华之后，产生了新的儒学体系——南宋理学。

宋初兴佛

宋太祖由于出身武将，对于佛教没有深厚的信仰观，但是他经历过周世宗献佛，不仅给予佛教深重的打击，还激起百姓反抗的情绪，因此他下令停止毁佛，并且以重兴佛教来稳定北方与争取南方的统一。

宋太祖图像

宋初停止废佛之后，太祖加紧对佛教的扶植，下诏广建寺院，据统计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四万所。之后太宗时，在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佛身，又在成都造金铜普贤菩萨像，并建立了高大的佛阁。当时还广建佛塔，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不仅如此，宋太祖时期曾普度行童八千人，以重开佛教取得南方吴越等信佛诸国的拥戴，太宗时期曾一次普度行童17万人。僧尼的人数一直往上涨，天禧年间，僧人有四十万人，尼有六万多人。

北宋最大的寺院——大相国寺

然而，宋代的历代皇帝对于佛教没有唐太宗那样深厚的渊源，也没有特别虔诚的态度，更不会像梁武帝那样沉迷佛教，对他们而言，佛教对于统治有帮助，因此要"存其教"。一方面佛教"有助于教化"，本质可以有助于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佛教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随着礼佛之风在宋朝流行开来，许多官僚士大夫热衷于礼佛参禅，进而又影响到了封建统治和社会风俗。

宋朝排佛

由于宋朝初期采取一系列扶植佛教的政策，使佛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僧尼人数逐年上升，逐渐显露出了一些弊端，这时，统治者对佛家的态度发生转变。

神宗在位时，因天灾频繁发生，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来赈灾，还需通过卖度牒来收费。然而，一些贵族私建或侵占很多寺院，并且这些寺院竟拥有大量土地、山林，由于僧尼可以免赋税和徭役，所以贵族获利巨大，这些寺院不仅经济富裕，甚至还开商店牟利。这无疑触犯了统治者利益，于是开始下令约束寺院扩建，限制僧尼人数。

北宋时期的水月观音

朝廷中也有不少士大夫基于卫道的使命感，开始对佛教进行抨击。孙复甚至以排佛为己任，对佛教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佛教所宣扬的是"出世"观，以"生死祸福虚无报应"为人生处世，它怎与儒学"齐驱并行，峙而为三"，甚至认为不排佛，是作为儒学子弟的耻辱。他的继承者——石介，对排佛之事表现得更为勇敢，他强调佛学传播的是"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指出佛教的思想是异端邪说，这种邪说泛滥会扰乱圣人之道，带来恶劣的后果，因此要以儒学的思想来反攻佛教。

宋代观音的画像

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激烈排佛呢？儒家伦理纲常自五代十国的战乱后逐渐丧失，而宋初，战争的余伤还在，需要重新建立儒学的道德观和纲常伦理秩序。而对于佛教，统治者并未真正的尊崇佛教，只是把佛教作为"有助于教化"的统治工具，因此对佛教只是宽容的态度，宋朝士大夫的排佛运动只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同时也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些批判声中，佛教暴露了许多的弊端与弱点，同时也为佛教子弟提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契嵩的融合儒释

佛教面临士大夫基于卫道思想的激烈批判中，佛教一度陷入哑口无言的境地，如何才能使佛教的思想也能像儒学那样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因此便想到了向儒学思想靠近，使其佛教宣传的思想和儒学思想不相径庭。这便是背诵著名的僧人契嵩的思想。

契嵩之画像

契嵩虽为一介僧人，却对儒学深有研究，他对儒学中的中庸之道极为推崇，认为中庸才是世界的本源，也是儒学思想发展的根本，因此著有《中庸解》。同时为了儒佛的统合，他不遗余力地向世人宣传儒家的思想。而作为一名著名的禅师，他在佛教历史上的影响深远，其一是《辅教编》其书在继承宗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三教合一，特别强调儒释两教的一致性。其二是《传法正宗论》等书籍。

其中对儒学和佛教发展影响巨大的是《辅教编》，此书是出于对派佛最具代表性的《本论》，此作为欧阳修，在书中他认为儒家的"礼"和"义"才是治国根本，唯有大兴礼仪，才能在民间用儒学取代佛教。因此契嵩著写《辅教编》中采用儒学思想着重突出忠、孝观念，还说明忠、孝的一致性和对君王的忠，对父母的孝的必要性，同时又把儒学思想中的人性论与仁义礼智相结合，对于儒学中所说的"穷理穷性"没有表示质疑过。

契嵩编写的《辅教编》

在此书中他大量引入儒学，力求佛、儒达成一致性，表面上他放弃了佛教的主场地位，其实他是以圆合的态度迎合儒学，取得了佛教向儒学思想靠拢发展的成功，此书出版时，很快在中国东部一带传开，产生很大的影响，佛儒两界名士研读此书，民间也流传开来。倡导排佛运动的士大夫也读过，赞叹不已，不禁为契嵩的文理折服，感叹道："既爱其文，又畏其理"，热烈的排佛之风逐渐消退，加速了佛儒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南宋理学。

儒佛融合的影响

契嵩因《辅教编》而出名后，在京城的时间里，宰相韩琦以及其他大臣来拜访他，一起谈佛参禅，包括欧阳修也和他也有交往，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有赞赏之意，并邀他一起深入探讨，不再写排佛的文章，并晚年虔诚的做一个"佛门居士"。仁宗皇帝对契嵩也大为赞赏，赏赐一套"紫方袍"和"明教大师"的称号，认为他圆满阐明了佛教历史。这时期的佛教有入世归儒的倾向，不再是与儒学并行，也不再有排佛的声音，但却对宋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修之画像

宋朝的士大夫逐渐趋向"好禅"，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教自唐朝以来，入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且宋朝士大夫的地位逐渐上升，影响力扩大，许多佛门僧人为了弘扬佛学教义，必须得到士大夫的扶植。因此便有不少僧人与士大夫交好，出现了儒学弟子参禅，阳儒阴禅成为时代的特征，同时也开创了士大夫"参禅"的风气，正如南宋禅师《丛林盛事》中写道："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剂，，期于彻证而后已。"不仅如此有许多士大夫甚至皈依佛门，成为佛教信徒。

儒佛的融合，也促使南宋理学的产生，也可视为是佛学的派生之物。自从儒佛相融合后，儒学在不自觉中吸收了佛学其中许多奥妙的哲学，正如顾炎武所说"今之所谓理学者，禅也。"创造了新的儒学体系，这是继先秦、汉唐之后的再一次更新，由先秦时期的以礼乐为中心，到以天理为中心的新儒学学说，这一思想的转变是理学派深入佛学的学思，但他们却认为这是承袭先秦儒学的结果，反而批判佛教。然而，佛教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朱熹虽为理学派，但他长期沉浸在佛教学说中，受到佛学深刻的影响，也对儒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明代画家郭诩所画的朱熹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儒佛道三教是基本的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直至宋朝时期，儒学与佛教的冲突日趋激烈，打破儒佛齐行并驱的局面，至此以后，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的"三教合一"，构成了上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局面。

宋初，太祖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兴佛"，佛教对于世俗社会大有裨益的前提，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自从唐中时期以后，佛教被很多士人知识分子所批判，大兴"排佛"之风，而佛教本身的弊端日渐显露，为了补救弊端和弱点，能成为和儒学一样的主流地位，这是著名的禅师契嵩，《辅教编》以迎合的态度，儒释两教的一致性，取得了佛学被士人的认可，自此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为基本格局。但佛教对宋朝的影响确实巨大的，维护统治者利益，士大夫兴起"好禅"之风，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宋理学的产生，更是儒佛交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