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回到考古”

如何让几千年前的石头、骨头、陶片甚至泥土“说话”?考古学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考古学如何向西方学习,前辈先贤们又是如何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陈星灿的随笔文集《考古随笔》(三卷本)日前由文物出版社发行。这套“小书”收录了他在近三十年间写就的百余篇考古文章,同时也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些文章生动展现了古人的行为、生活、思想和信仰,始终追求讨论考古遗物背后的“人”与“文化”,并最终归于宏观思考:即如何做好中国考古,如何复原中国古代社会。

如何进行考古学阐释

如何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与遗物进行阐释,进而转换成历史学的语言和知识?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有悠久的史书记载传统,因此,考古学的阐释除了依靠考古学材料外,还可以参考历史文献。作者在“读书琐谈”“读书识小”部分,结合《周礼》《诗经》《梦粱录》等文献对古代食物的记载,对考古出土物反映的礼制和古代生活展开了讨论,给动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要让沉默的石头、骨头和陶片说话,必须通过某种中介,而最基本的两种中介就是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作者接受过人类学训练,尤其注重对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借鉴和运用。书中的“古俗新研”“民族考古”“古今之间”“风俗古今”部分,都与如何从考古学材料之外进行考古学的阐释有关。

考古遗址中常见的石球、石镞、飞去来器等遗物,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在古代人类生活中有什么作用?作者通过参考世界各地的民族志(如埃及、澳大利亚等地的原住民以及南美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等)和现代人类学调查,来认识它们丰富的功能。无论是回答遗物的功用等具象问题,还是回答涉及人类行为甚至心智、思想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民族考古学“为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重建古代人类活生生的文化开辟了一条道路”,“在考古遗存与民族志和实验的材料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解释就越可信,通向古代的桥梁也就越坚固”。

对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终极追寻

在学科划分愈来愈细、研究愈来愈碎片化的时代,很多考古专业的学者可能都会自问:我的研究能为学科作出哪些创新?奔波在考古基建工地上的一线考古人员也会思考:这些抢救性发掘,能为当代社会作出哪些贡献?

中国考古学之于中国历史研究有何意义?作者认为,“从一百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到一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从万年前后的上山文化到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的二里头文化,中国的史前史几乎全部是考古学家一铲一锹挖出来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多元性、连续性和土著性,也证明了高大山川从来没有割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和交流”。(《让考古丰富我们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之于世界史前史有何贡献?书中的《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大作用》等文章,阐述了中国的考古材料以及悠久的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是世界史前史学术界关注的三大课题,而中华大地又是研究这三大起源问题的重要区域之一。西方学者针对这三大起源问题提出的理论模式是否有普遍性,都需要接受中国材料的检验,才能验证是否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者在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展望中提到,无论是在理论的创新上,还是方法论的运用上,中国考古学都有望而且应该对确立世界古代文化演化的法则,作出自己的贡献,不仅认识、复原中国的历史,还要为研究世界早期文明的发展提供参照。(《以古史重建为己任的中国考古学》《新世纪我们做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片段展望》)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历史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在西方影响下诞生的。19世纪初,西方考古学逐渐兴起,而中国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科学发掘。通过阅读该书,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考古学向西方学习,不断反思、完善学科话语体系的过程。书中的“域外新知”“域外见闻”部分收录了作者推介西方的科技考古技术、理念及学科理论的文章。

例如,“世界第一农庄”如何而来?仅仅是因为在时间上领先吗?1971年,一支国际化考古团队在有限的发掘面积及发掘时间内,对叙利亚阿布·胡儒亚遗址(Abu Hureyra)的提取物,进行了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态环境、地质学等多方面的分析。这种多学科合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使其赢得了“世界第一农庄”的美誉。

西方考古学界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深度,引发了当时中国考古学人的反思。在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断推动和努力下,类似的多学科合作与研究在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已经非常普遍。

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百年历史中涌现的学者大家,以其开拓性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带领众人树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各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考古随笔》(三)中,作者以平实细腻的文笔,回忆前辈学者工作、生活点滴,这些都成为珍贵的学术史资料,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早期考古学的困顿艰辛与勃勃生机,了解开创者和奠基者们如何在动荡的岁月里,坚持发掘与研究,推动中国考古学早期的研究。考古前辈们达到的研究高度、高风亮节的行事风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后学的热情,都成为考古学科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套“小书”所收文章的时间跨度虽长达三十年,但讨论的主题、提倡的方法、探讨的研究却历久弥新,在“域外新知”“古今之间”“民族考古”“书里书外”“往事如烟”中,最终“回到考古”。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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