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理性思考：依法杀人不为暴，依法行赏不为仁！法治不诛心
一、儒法之别
法家跟儒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笔者认为不是法家提倡“严刑酷法”，儒家提倡“仁义道德”，而是法家不诛心，儒家爱诛心。用今天 的话来说，就是法家是唯物主义，而儒家是唯心主义。
简单的来说，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两家的治国手段都离不开“刑”与“赏”，儒家也需要刑赏手段治理民众；同样的，法家治国也离不开“德教”，只不过法家育人的方式是“以吏为师”。
《论语·为政》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鲁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且暴尸三日。孔子杀少正卯时，列了五条恶状：其一、心逆而险（心术不正，是危险份子）；其二、行僻而坚（行为乖张，性格固执）；其三、言伪而辩（口才一流，能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其四、记丑而博（记忆力超群，能将负面事件全部记住且无限放大）；其五、顺非而泽（明明是谬论，经他一解释，听起来就有道理了）。
先师至圣孔子
孔子诛少正卯的五大理由“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都是诛心之论。少正卯并没有作奸犯科，违法乱纪，仅仅是因为他能力出众，又跟孔子思想不一致，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儒家用不用刑法呢，当然也用。比如被称为圣君的周文王，他就曾“画地为牢，削木为吏”，用来管理犯人。相传，打柴的武吉是一个孝子，一次他进城卖柴，遇到周文王车驾，在避让之时，挑柴的扁担打到守门军士王相身上，结果王相当场死亡。杀人者偿命，周文王命人在南门地上画个圈做牢房，竖了根木头做狱吏，将武吉关了起来。由此可见儒家也是用刑法的，只不过手段十分落后，采用了“画地为牢，削木为吏”这样的方式。
画地为牢，削木为吏
三天后，大夫散宜生路过南门，见武吉悲声痛哭，于是问道：杀人偿命，理所当然。你为什么要哭呢？
武吉回答说：小人母亲七十岁了，她只有我一个孩子，小人也没有妻子，母老孤身，怕要被饿死了！
于是散宜生入城进殿来见文王，说：不如先放武吉回家，等他办完赡养母亲的后事，再来抵偿王相之命。不知如何?
文王准了，就让武吉回家去了。武吉过失杀人，却因家有老母，就回家去赡养母亲了。武吉母亲不死，则武吉可以不用去偿命。可以推断，最终因为武吉大孝有名，其过失杀人之罪被赦免。那么无辜而死的王相呢？他的命就没有人去偿了，完全成为周文王圣贤，武吉孝道下的牺牲品。
世人不知王相也有老母，说不定还有妻子儿女，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没有了发言权！世人只知武吉有老母，却不知王相也有老母！武吉尽孝而终，那么王相的老母谁去赡养呢？这个故事不能说下去，因为再说下去就不好圆场了。说历史记载也只记载到武吉回家奉养老母，后来怎样，不得而知！
从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可知，儒家定罪以思想作主，只要你思想有问题，那都是大罪。从周文王“画地为牢，削木为吏”的执法手段可知：儒家的量刑大小以执法者之心意为准，执法者认为该量大刑，那么就施以重刑，那怕其罪极小；执法者认为该量小刑，那么就施以小刑，甚至无罪释放，那怕其罪当诛。
如果这样，我也愿意画地为牢！
尧、舜时期，洪水滔天，平原地带洪水肆虐，人民躲进高山密林之中，退化成穴居生食。舜帝见长此以往，华夏必亡，于是令大禹、伯益、后稷、子弃四人治水。大禹乃夏朝创始人，伯益乃秦人之先，后稷为周室之祖，子弃为商朝之先。夏、商、周、秦四大部族同心治水，为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四族约定“去水为法”，独角兽为法之象征，这就是“法”的最初来源。
法者，所以爱民也；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安居乐业。
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上古灵兽獬豸，其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它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
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万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帝尧的刑官皋陶曾饲有獬豸，凡遇疑难不决之事，悉着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现在法院的门口都会摆放一头独角兽，以示法律公平公正。
独角兽
法家定罪，必以法律为准则：不管你内心是恶还是善，不管你是孝还是不孝，不管你是有功还是有过，不管你长得美丽还是丑恶，不管你身份高贵还是低贱，只要违反了法律的约定，必定依法定罪。法家定罪，不会因为你长得邪恶而定你的罪，也不会因为认为你心中邪恶而定你的罪。
《商君书.赏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法家量刑，必以法律规定为准则，犯什么罪就施什么刑，施加给犯人的刑，都是明文规定了的，不得更改。汉朝时，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法律规定可以用金钱或者爵位作为交换条件，免去肉刑甚至死刑。当年司马迁被判宫刑，本可用钱免去，但司马迁穷，没得钱免刑，故被施以宫刑。李广曾兵败当死，他用金钱和爵位免去了死刑，成为平民一个。
商鞅变法之时，太子犯法，太子年幼不可施刑，就施刑于太子左傅公子虔。按法律规定，公子虔当施以劓刑（割鼻子），公子虔认为劓刑有损颜值，要求换一个砍手或者砍脚之刑。商鞅依法施以劓刑，不答应公子虔的换刑要求，从此公子虔恨上了商鞅。后来处死商鞅时，公子虔没有用法律规定的刑，而是采用了法外之刑-车裂。当然后来车裂之刑也成为正式刑法，被公开采用。
公子虔受劓刑
二、暴与不暴
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圈子组成的，圈子有大有小，圈内为私，圈外为公。读小学时，大家以村为单位划分圈子；读中学时，大家则以乡镇为圈子；上大学时，大家则以省份或者地级市为圈子。对圈子内，大家友爱互助，会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对圈子外，大家则显得冷淡一些，有依法办事的态度！
法家则以一个国家为圈子，在这个圈子内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一体适用于国法。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圈子大了，什么人都有。为了维持一个圈子的稳定，保证绝大多数的利益，圈子的主事人就会制订规则，违反规则的人就会受到惩罚。儒家以血缘为纽带，以道德为约束，以刑赏为终极手段。法家以事实为依据，以言行为证据，以刑赏作为常规手段，以法律作为规则。
商君
《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法家功利之心极强，因此刑赏皆重，意在鼓励百姓依法行事，预防百姓违法乱纪。小罪施以重刑，重罪施以死刑，如此小罪不敢犯，大罪犯者必死，严格执行下来则百姓必然人人守法，进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儒家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因此小罪不惩，大罪轻惩，这导致大小罪犯层出不穷，守法公民苦不堪言。
商君变法初期，明令水渠之水由官府统一调配，孟、西、白三族跟戎族抢水，举族械斗，死者数千。商君经过严密审查，将七百余名策划者、杀人者、鼓动者全部依法斩首，这七百余人中，有华夏人，有戎狄人；有老而将死之人，有乳臭未干之人；有战功累累之人，有寸功未立之人；有年青力壮的男人，有青春正丽的女人；有地位高高在上的族长，有刚从奴隶转正的平民。依法一次性斩首七百余人，渭水为之一红，战国七雄皆惊，诸子百家皆骇，人人皆曰此乃暴政！
商鞅渭水决刑
秦国地处西戎，国穷民贫，因此民风彪悍，一言不合就刀剑相交，私斗仇杀之风盛行。每年春灌之时，为了抢水，更是举族械斗，死于族斗者不计其数。秦国每年死于私斗仇杀的人不下数千之众，且各村与村互不通婚，相见如仇人。秦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名声传遍山东六国，儒家认为私斗虽然可耻，但这是老百姓愿意如此做，因此死再多的人也可以接受。
法家为了阻止私斗，减少百姓伤亡，缓和邻里矛盾，一次性以国法斩首七百余人，且不分善恶，不分老幼，不分华夷，一体斩首，在儒家看来实为天下第一恶法。殊不知，杀了七百人，救了数万人命，且秦人从此奉公守法，邻里关系融洽，秦人再也不用担心在战场上被自己的战友给杀了，也不用担心走到别村去就非死即伤，还能取邻村的姑娘为妻。由此可知，以暴去暴，天下无暴，这才是治国正道。
《史记.商君列传》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轻刑缓法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那就是国家治安混乱，百姓不苦不堪言，守法者生活艰辛，乱法者生活惬意。汉初，为了恢复国力，汉朝统治者采用轻刑缓法的政策治理天下，其结果就是豪门大户跟游侠们结合起来欺压百姓，对抗官府。严重的时候，百姓们只知豪门之令，而不知国家之法；游侠成群结队，光天化日之下击杀官吏。
游侠
郭解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游侠，他小时候残忍狠毒，他看不顺眼的人，很快就会死于非命，皆被郭解手刃。郭大侠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郭大侠武功高强，手段残忍，黑白两道都惧怕他，洛阳两家豪门要火拼，郭解从中调停，双方都给郭解面子。
汉武帝为了治理游侠与豪门大户，将身家300万以上的豪门都迁到茂陵居住。郭解不想去，官府也不敢去迁移他，卫青大将军亲自给汉武帝说，郭大侠家穷，就不要迁他了。汉武帝说，郭解一个穷人，能让大将军亲自给他求情，看来家里不穷，一定要迁。
杨县椽（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提名迁移郭解的，最终杨县椽被人斩首了！郭解迁移关中时，各家家户给郭解送钱，约有一千余万。郭解到了关中后，关中的豪门大户纷纷来拜见他。杨季主没有去拜见郭解，不久杨季主被人斩首了。杨季主的家人去告状，宫门将军通禀了，结果不久宫门将军被人斩首了。
郭解这样的大侠，行事残忍，暴虐不堪，儒家认为此人重义气，选择性的忽视了他的暴，而称其仁。汉武帝将游侠一网打尽，还百姓一个太平，结果被儒家说成是残暴无度；迁移豪门大户住进茂陵，也被说成是扰民！
由是可知，法家的“暴”是对豪门大户而言，是对不法之人而言的，法的“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儒家的“不暴”是为特权阶级而言的，有地位的人，有钱的人，他们就算犯法了，也当网开一面，就算犯了大罪，也当赦免。唯其如此，皇帝才是明君，官吏才是清官，否则掌握话语权的儒家，就会将皇帝写成暴虐之君，将执法官吏称为酷吏！
商君被称为酷吏
《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三、仁与不仁
仁被儒家视为最高道德标准，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作为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仁不好理解，也不好行使。后来演变成一种行为，也就是当杀而不杀，被视为仁；不当给予而给予，被视为仁；本当给予的，给予了，也被为仁。
仁者无敌
鲁国跟齐国交战，一名鲁国士兵临阵脱逃，被执法军吏抓住了，按军法规定“逃兵者斩”。
孔子听闻后，就问逃兵：你为什么要逃？
逃兵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孔子听后大受感动，为了赡养父亲而当逃兵，此人大孝也。可以为了父亲而当逃兵，那么必然可以为了国君而战死！于是孔子给鲁国国君推荐这名逃兵，让这名逃兵当了将军。
《韩非子.五蠹》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这名逃兵后来有没有为鲁国尽忠而死，不得而之。可以知道的事情是鲁国国势日衰，最终被齐国打压，亡于楚国。孔子因为释放逃兵，而被当作仁人，因为他不杀当杀之人。
唐太宗也自编自导了一回仁义故事，他下令三百死囚回家给父母尽孝，来年秋天回京认罪领死。一年后的秋天，三百死囚悉数返回京城受死，群臣感念死囚孝于父母、忠于君令，纷纷上书唐太宗，要求赦免三百死囚的死罪。唐太宗欣然接受，下令赦免三百死囚，让他们重新做人，因此唐太宗获得了圣君仁主的称号。
唐朝的锦衣卫——千牛卫
秦穆公在歧山有一个牧场，饲养着各式各样的名马。有一天几匹马突然逃跑，管理名马的牧官大为惊恐，如果被主公知道，定遭斩首。因此四处寻找，结果在山下附近的农村找到了部分疑似马的骨头，心想一定是被这些农民吃掉了，穆公的牧官于是大为愤怒，把这三百个农民全部判死刑，交给穆公定夺。
秦穆公听了不但不怒，还说这几匹名马是精质肉，就赏赐给他们下酒。结果这三百个农人免除了死刑，捡回一条命高兴的回家，心里永远感谢穆公的恩德。秦穆公因此获得了仁君的称号，因为他不仅“当杀而不杀”，还“不当给予而给予”。
后世皇权进一步加强，“当给而给”也成仁的表现。比如各地出现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此时朝廷下旨赈灾，给灾民们钱粮，以渡过自然灾害。赈灾是国家对人民的义务，既然是义务，当然不能称为仁，但是此举亦被认定为仁。细究其中的道理，原来赈灾不是皇帝对百姓的义务，而是赏赐；也就是说国库的钱粮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他能拿出来给百姓，就是对百姓的仁。
古代赈灾
将士浴血疆场，因功受封赏，这也成为皇帝的仁！原本当给别人的东西，给予了别人，被称为仁：言外之意就是当给你的东西，也可以不给。给了是恩，是仁；不给是理所当然。因为人民有保家卫国的义务。
就好比现在一些借钱的人成了大爷，借债还钱本天经地义，但是现在你要收钱，就得感恩别人还你钱。因为他可以不还你钱，还可以拖你三五几年，让你疲于奔命。你想早日收到钱，不得不低三下四，好言相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感之以恩，才有可能收到原本就属于你的钱。
法家认为，统治者跟人民都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这个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中规定了的。百姓依法获得国家封赏，是百姓们努力换来的，不能称为恩或者仁。按法律规定，不当给你的，一定不会给你；应当给你的一定会给你。依法行赏不为仁，这是对法律保持敬畏的基础；依法行赏如果是仁的话，那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儒家以诛心之原则行刑与行赏，最终归于人治，一个国家的强弱兴盛，全赖于一国之君。如果国君是明君、贤君，那么其国必昌；如果国君是昏君、暴君，那么其国必衰。人治之下，一些美好的道德也变成一层外衣，被形式化。
法家以法不诛心之原则行刑与行赏，最终会归于法治，一个国家的强弱兴盛，全赖于法律的执行程度，与法律的与时俱进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法律与时俱进，奉法强者其国强，奉法弱者其国弱，不奉法者其国亡。
法家三派：慎道势治派，申不害术治派，卫鞅法治派
《商君书.慎法》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