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错斗中农”的女儿：童年有关的美好词汇全与我无关

从网上查询1947年晋察冀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的发生及其纠正过程，方知那是一次持续一年左右、影响较大的错误。幸得中央在1947年底发现并逐渐采取了纠正的措施，这个错误才没有继续蔓延。中央1947年12月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后任弼时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讲话并被作为党的土地改革的文件颁发全党。讲话中批评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对地主打、杀，对富农扫地出门，侵犯中农利益、定错中农成分等错误，并指出，“已经定错的，必须重定”，“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

任弼时

正是这一“把打击面超出这个范围”和“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左”倾错误，对我的家庭、我的童年乃至一生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使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词语如“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天真烂漫、温馨愉悦”等等，都全然与我无关。

“一家庄”里的一家人

我家住的小山村名叫小南岭，隶属于山西省襄垣县种家岭行政村。小南岭有十来户人家，其他人家相对集中，我家和他们相距一里多远，中间隔着一道山岭，相互望不见。村里人叫我们是“底下家”，其实就是个“一家庄”。“庄”原来是个四合院，正面有四孔挖成的窑洞，东西各有三孔用土坯垒成的窑洞，南面是大门和几间房子。我曾祖父那一辈有弟兄六个，能想象得出那时小院子里一定有过熙来攘往、人丁兴旺的热闹景象。可惜，到我祖父那一辈就只有堂兄弟二人了；到我父亲这一辈，男丁就只有他一人。日寇入侵时，家人到外村避难，无人居住和照看的正面四孔窑洞倒塌了，成了一面土坡，东边的窑洞也破烂不堪，只有西边三个窑洞能住人。南面的房子只能存放杂物，四合院根本“合”不拢了。

据说我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种田好手，他们省吃俭用，一门心事就是置地。虽说山地土质不好，收成有限，家景在村子里也算数得着的，农忙时节家里也雇过短工帮忙。日寇蹂躏，我的叔祖父殒命，留下了叔祖母和两个姑姑相依为命。祖父在此后不久也病故了，父母亲就以耕种十几亩薄田为生。他们和村里另外两家合伙喂养一头驴子（俗称“有一条驴腿”），农忙时节轮流使役。1947年10月上旬我“哇哇”哭着来到这个家时，父母亲只有二十三、四岁，大姐五岁，长我一岁的二姐已被送人了。

突遭“左”的灭顶之灾

“左”的狂风暴雨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袭来。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父亲和叔祖母去种家岭参加土改会。会上群众对“剥削阶级”同仇敌忾，当场指认，当场批斗。顷刻间，父亲和叔祖母等人就成了“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群众批斗和殴打对象。批斗会折腾了整整一夜，天亮之后，一群人吵吵嚷嚷着来到我家抢夺财物（当时的说法是“分浮财”），把我们母女几个赶出家门，并分了我家的田地。可怜我刚出生13天，就突遭横祸、无存身之地了。

遭批斗和殴打的父亲被人抬回时，裤子和着血水已经粘在腿上脱不下来了，硬是用剪子剪开、蘸着水，才一点点剥开。一向刚强硬朗、才二十刚出头的父亲遭此猝不及防的打击，身心俱伤，大病一场。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母亲，在月子里拖着虚弱的身体又被逼着给别人家碾面、做针线活，直到得了腰腿疼病缩成一团。母亲的表弟和村里的干部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他把我们母女接到我姨姥姥家里诊治。母亲的表弟请来一个针灸大夫，才使她重新站了起来。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经受了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之后，身体大不如前了。所有请大夫治病的费用（那时是米）都由姨姥姥家开销，我们欠了一笔无价的人情债。饥肠辘辘、嗷嗷待哺、无人照看的我骨瘦如柴，常常哭得天昏地暗。细皮嫩肉、粉嘟嘟的两个小脚后跟在破席片上蹬来蹬去，磨破了表皮、真皮和血管，直弄得血肉模糊。落下的后遗症是脚后跟少了一块，走路时得踮起脚，好几岁时走路还经常摔倒，成了小伙伴们讥讽的笑柄。

闻过墨香的父亲关注时局、了解政策，划成分时和土改工作队仔细核算，终于算成了中农成分，算回了部分土地，重新回到祖屋里居住。虽然箱柜、缸盆和日用家具等“浮财”已经难以索回，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又回到自己家里毕竟是不幸中之万幸。

党的土改政策一再强调“全体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坚决不动”，可在“左”的做法肆虐之时，我这个算不上富裕的中农家庭，所遭受的劫难，按照政策是对地主、富农也不可以施予的。此后，我家的成分虽定为中农，可“错斗”二字始终像阴魂一样形影不离地纠缠着我们。不仅我1966年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受到了影响，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还到我原籍调查，看挨过“斗”的我们家是否属于“漏划地富”。真可谓一朝遭难，遗祸无穷！

我的年龄稍大些后，叔祖母和姑姑偷偷地、断断续续地将上述遭遇讲给我听，使我知道了自己记事前家里所遭的劫难。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是讳莫如深的，我只能将其默默地记在心里。我是个习惯于刨根问底的人，一有机会就查找和询问当年发生“错斗”的相关背景，逐渐知道了一些大致情况。此次上网查阅，进一步搞清了它的起因、发展和纠正过程。这本来是个早有定论的问题，无需忌讳和回避。只是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阶级斗争的弦紧紧地绷了几十年，即使是1948年早已纠正了的问题，不仅长期被视为禁区，而且还继续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家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

渴望男孩儿的父母亲

“事与愿违”这个成语,用在我父母亲对孩子性别的渴望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据说母亲生了二姐，父亲就没有抱过，到我这儿就看也不想看了，可偏偏又相继出生了大妹和小妹。大妹9个月就抱养到别人家了，小妹在肚子里也许了人家，后来养亲了才作罢。盼星星、盼月亮，在父母三十二、三岁时终于盼到小弟大驾光临。一向严肃的父亲脸上写满了喜悦，破天荒地买了绒毯，让破席片退居二线，还买了油布、奶瓶等许多婴儿用品。多病的母亲似乎也硬朗了许多，竟然未过百天就出去捡麦子了。我们姐妹也喜上眉梢，看谁还敢指着我们说“一群X闺女”！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最舒心的日子，家里充满了新气和喜气，亲戚和邻居纷纷上门祝贺。我们就是偷偷溜出去玩会儿，父母的脸上也柔和多了。

小弟和父母终究是有缘无分。小弟8个月大时，母亲就弃他而去。为给他找奶妈，父亲忍痛把5岁大的小妹送人，可小弟却在两岁多时夭折了。父亲抱着曾给他带来莫大欢乐与希望的儿子冰冷而僵硬的遗体走了十多里路，把他埋在了母亲的身旁。这个过程我没看见，但我能想到父亲一定是眼里流泪，心中滴血。父亲只是想要一个男孩，他对我们姐妹并不象人们传说的那样无情。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没眼色”挨了他的打，打完以后他就心疼，埋怨母亲和姐姐不该不拉我一把。小时候父亲领我去看电影，总是慈爱地把我扛在他的肩上。父亲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就不供我上学，而这在一般人家则是常事。小弟走后，父亲常常念叨说要知道他不能成人，就不该把小妹送人，那样我也有个伴。

性别歧视这个魔障，自我懂事起就极大地伤害了我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听到、看到和遇到的性别歧视事例则更多、更严重了。我想不通的是，在人类起源、进化、繁衍的漫长岁月里，男人和女人“一个都不能少”。男女就是在身体结构和激素分泌上有差别，在心智等方面并无很大差别，女人为什么就低人一等呢？为什么时至今日，相当一些人还是把女人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呢？你若不信，就看看传媒，不是经常有记者写、有播音员播某妻子为某丈夫生了几个孩子的新闻吗？到了什么时候，人们能淡化性别，使女人与男人平起平坐，堂堂正正地作“大写的人”呢？

体弱病多的母亲

刚生下我十几天就被扫地出门、风餐露宿，严重地摧残了母亲的身体。因此，从我记事起，药罐子和锅碗对母亲同等重要。母亲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无从知道医生是否能说得清。但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知道有两种病折磨得她最厉害。一是邪毒侵入体内未能排除，致使她一直拉肚子，拉的那种类似痢疾的粘稠粪便。她卧床不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我得在院子里冒着刺骨寒风给她清洗屎尿布。那时甭说没有“尿不湿”纸巾，就是破布也得省着点用。二是她有了腹水，现在我想那应该是肝硬化腹水。当时没有这种叫法，而是称“水股”。寻医问药也不少，但终未见效。出殡母亲那天，那个医生还提着几包药来送。他快到我们家时，从岭上看到大门外白花花一片，调头就逃。

母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出殡母亲时，是我家唯一的一次“大团圆”。二姐和大妹来奔丧，小妹还没送人，八个月大的小弟还是父亲的精神寄托，母亲虽已和家人阴阳隔界，但她还在我们的视野里，还能触摸到她的灵柩，在我的心里她还活着。母亲去世的次年正月，小弟被送到奶妈家哺育，小妹送了人，到了夏天不满十六岁的大姐又出嫁了。紧接着，叔祖母一家也搬迁到了种家岭，“一家庄”里就剩下我和父亲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母亲未出阁时就学得一手好女红，性子又急。据邻居和亲戚们说，母亲平时纺花，腊月才操持织布的事，织完布还要印染。缝衣时单、夹、棉衣都是一天一件。早上裁开，傍晚要缀上扣子。那时可没有缝纫机，全是手工，足见母亲做活之快。前些年碰上母亲的表妹，她说非常怀念母亲，说那时市面上流行什么新款式的衣服，她买一块布描绘给母亲，母亲就会给她做一件时髦衣服。这种事我不记得，但表姨是个实在人，她所言应是不虚。母亲虽然薄命，但她不仅生育了我们姐妹五个和一个夭折的小弟弟，还给亲人和乡亲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念想，我们五姐妹也程度不同地遗传上了她的“巧”。母亲地下有知，大约也可以感到欣慰吧！

不堪回首的童年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经常头晕不能起床。父母给我做点“疙瘩汤”等偏饭吃，我才能稍好点。我有一些阅历后才知道，那实际上是营养不良、低血糖。我的体质一直不好，常常离不开药罐子，这无疑是出生13天就被逐出家门、饥寒交迫造下的孽。

我在婴幼儿阶段一直没有得到正常喂养。一岁之内颠沛流离、衣食无着，母亲的奶水不够；满一岁后家庭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母亲又接回了已送人但人家不要了的二姐。二姐回来后和我抢着吃母亲那点不多的奶水，饿得我哇哇直哭。据说1948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担水的坡路很陡，我父亲参加解放太原战役当民夫不在家。母亲挑不来水，我们母女四人就化雪过了一冬。次年二姐被另一家收养，可母亲又怀了大妹，我始终与“吃饱”无缘。按现在的说法，一岁就应该断奶。但那时即便养个鸡，还想从它屁股里掏蛋去换盐吃，哪里舍得自己吃？吃那些窝窝头、菜团子之类没有营养的东西，就算肚子“饱”了，正在长身体的我实际上仍然处于“饥饿”状态。

幼时受的苦现在虽无记忆，但必定影响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当时，由于脚后跟疼，我总是踮起脚走路，被父亲斥之为“走路踩不死个蚂蚁”。走在路上，要是有人说一声“你看她是踮着脚走路”，我就无所适从，不会走了。再则，尽管“错斗”的成分得到了纠正，但偶尔还会有人指着叫“XX羔子”。因为家里是“女儿国”，也常受讥讽。体弱瘦小的我小时候胆小怕事，父亲说我是“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破脑袋”。自卑、屈辱、畏惧、怯懦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使我真不知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为何种感觉。

童年的记忆里总是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拾柴、烧火、和煤、喂鸡狗等等。还有不分晨昏昼夜地碾面，有时放学回来就加入360度转圈的行列，推着推着就迷糊了。父亲一个笤帚疙瘩扔过来，一激灵再接着推。有活干还好点，要是阴雨天没事干，既无玩具又无玩伴，大人们各做各的事，自己百无聊赖，孤独和寂寞就趁虚而入占满了脑海的每个角落，怎么也挥之不去。没有学上的日子和没有活干的时刻，都是这样难以打发。大门外倒有另一番风景，可人烟稀少的“一家庄”，动物常来光顾。碰上个狐狸倒没什么，它朝人笑笑，撒下一股臊味就窜走了。要是遇上个狼，即便相距较远，也会被吓得魂飞魄散。小妹出生的那天傍晚，我到大门口看接生婆来没来，人没看到，却看到对面地里有一只拖着又长又粗尾巴的大苍狼，吓得我赶紧往院子里跑。当时那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至今还定格在我脑子里。

母亲去世后，小弟到了奶妈家，小妹被送人，大姐出嫁，叔祖母家搬迁，原本就孤寂的“一家庄”就剩下我们父女俩。父亲在人前坚强，回到家里则闷闷不乐，晚上常常暗自垂泪，夜半有时候甚至恸哭失声。本来就羸弱的我成了没娘娃，失落、自卑、痛苦、无助，各种情绪集结，使我没有一天快活。然而，日子还得照样过。父亲去地，我上学。中午和晚上我回来得早，就先回家烧火，把锅烧开，等父亲回来做饭。有一天我正专注地烧火，忽然发觉身后有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他拿出一块钱给我，其不轨之心昭然若揭。我趁他不防备，一出溜跑到村里人能看到的山岭上。我虽然没给父亲讲过此事，但放学后就在村里等父亲，再不敢一人回家了，那个曾经热闹的家再没有“家”的感觉了。

母亲去世后的次年冬天，我和父亲搬到父亲的姥姥家虒亭镇居住，结束了我十年的“一家庄”生活。从此以后，虽然我的人生苦难和辛酸远未结束，但童年岁月无疑是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人一落地就哇哇地哭，据说是不愿意来到这苦难的人世，我的遭遇似乎就验证和诠释了这句话。我刚出生就突遭“左”祸，母亲年纪尚轻就罹病而故，我过早地体味了人生的无常。每天给我当“跟屁虫”的小妹被养母带走时，哭得撕心裂肺。死别和生离，这两个投在我幼小心灵上大、厚且重的阴影，长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摆不脱，走不出。我痛恨“错斗”给我家造成的灾难，痛恨病魔夺去了母亲的性命，也痛恨男尊女卑的恶习执拗地纠缠着我。如果父亲不重男轻女，那送出去的应是几个月大的小弟。他被一个完整的家庭收养，就会健康成人。我曾当“送亲大使”和小妹去她的养母家陪她适应，平心而论，那是一家喜欢孩子的好人家。可满五岁、已懂事的小妹忽然要管两个陌生人叫爹娘，要接受他们的肌肤之亲，她怎么能受得了哇？一直以来，我心里对小妹格外亲，格外放不下。除了幼时曾带她玩以外，感觉父亲对不住小妹，感觉送养伤害了她幼小的心灵也是主要原因。行文至此，早就哭干了眼泪的我还是禁不住伤心落泪。

不管遭遇了什么，不管有多么苦，童年早已逝去，当年的伤心事已散落在岁月的烟尘中。倒是那个生我养我的“一家庄”似乎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使我始终无法忘怀。那些年探亲访友路过时，尽管小山庄已坍塌无影，我仍然要一个人在那里逗留一两个钟头。前些年，我还带女儿和外甥去了一趟。小妹今年从外地回来，我又和她故地重游。这片故土承载着1947年土改中“左”的做法给我们家造成的灭顶之灾，承载着我不堪回首的辛酸童年。我的人生轨迹虽说因1977年恢复高考时上了大学而逐渐趋于正常，但这片故土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苦难童年执拗地钻进了我的记忆深处，怎么也驱之不去，很可能要一直陪伴着我慢慢地走到那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