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道台府邸-戈登路1号
经过朋友郭佩琳女士的引荐，我得以拜访曾经居住在戈登路1号的刘祖年老先生，了解到了刘老先生的家族史以及在上海的迁徙史，于是又有了一段上海已经消失的老建筑的历史故事。
选了一段采访时的录像。
刘祖年老先生祖籍浙江余杭县(今杭州)仁和乡龙井村人，祖宅为龙井村97号，刘祖年的祖父刘燕翼（字襄孙）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刘祖年曾祖父刘元楷曾任余杭县海防厅书吏。刘家祖辈务农，以种植闻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为业，刘家悉心供儿子进私塾读书，刘襄孙经十年寒窗苦读，在余杭县考中秀才，后参加浙江乡试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在京师会试中考中贡士。经殿试得第十六名，称为进士，成为清朝政府的后备官员。
刘襄孙在杭州的照片
刘襄孙
此时刘襄孙的父亲元楷，升任江苏候补知府、松江府海防同知，赏戴花翎，钦加三品衔。开始迁居至杭州长兴中巷3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刘襄孙入翰林院授庶吉士，纳入李鸿章麾下成为洋务派，他们标榜“自强求富”，新办“洋务事业”，仿效西方“船坚炮利”的治国理念，进行“练兵制器”。不久刘襄孙被李鸿章派往镇江任镇扬(镇江、扬州)道道台，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接广东人蔡乃煌位任上海道道台，管理上海民政、财政(海关)、防务、外交(洋务)和近代工业(江南制造局、上海织布局)，每年薪俸达10万两白银，时年38岁，属于二品官员，直至北伐军兵临城下。
刘燕翼族谱
刘襄孙任上海道道台后，还兼任苏松太兵备道。此时，清王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双从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徒有虚名。随着革命党的兴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别是此时的上海租界洋人的势力远远超过华界，说是朝廷命官却管不了一方土地，同时刘襄孙在信息较为发达的上海对整个形势的判断肯定有不同于其他地方官员的理解。
1911年11月3日当革命军兵临城下时，而刘襄孙作为朝廷命官迅速请求各国驻沪领事团将租界周围三十至五十里划为中立区，避免和租界洋人发生冲突。同时阻止两江总督张人骏带兵来沪，还把张人骏发给他的“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电文告知上海商务总会的朱葆三，使起义军决定提前行动。待到起义开始，刘襄孙和上海知县田宝荣一道躲进租界洋务局避难，等同于就地起义。虽然驻守江南造船厂的管带不愿投降与陈其美干了一仗，实际上上海城内群龙无首，已经顺利地完成“鼎革”，让上海民众免遭战乱之苦。
也许是出于对官场的厌恶，于是刘襄孙脱离官场后和曾是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注1）、商人庄得之（注2）合伙集资经营房地产。在他的名下的房产有大光明电影院西北侧的同福里（目前居民搬迁后正在改造）、静安寺路庆福里（现中信泰富正门位置），共有二到四层楼石库门和新式里弄共四十八幢，八千多平方米。在无锡与无锡人杨翰西合作在无锡创办广勤棉纺总厂，又在今普陀区新会路开办了广勤棉纺分厂，还有投资入股了留美回国创办永固造漆厂的陈广顺硕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并入开林造漆厂，厂址在原江湾路900号）。
《上海光复外记》应该是当年写的文章，所以可以肯定戈登路已经有刘氏家族的房产。
据资料看刘襄孙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拥有戈登路1号的房屋，有一篇《上海光复外记》的文章中提到当时散布的传单中叫他让出官位，于是当革命军临近时他已经携印逃入公共租界内的戈登路1号。目前刘祖年老先生记忆中的豪宅应该是1921年左右在原有土地上重新建造的新屋。
1939年戈登路1号已经是大公医院了。
1947年的戈登路1号，周边已经发生变化了。
中间那个高层建筑就是中信泰富，原来的戈登路1号已经荡然无存。
由于早年的房屋拆除前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拆除前刘先生曾前往希望他们拍摄一些照片留下资料，被拒绝），所以等同于片瓦不存。好在我们还可以在刘先生保留下来的家庭照片上看到戈登路1号的局部状态。
刘祖年先生儿时的照片可以看到他家的正门和围墙
刘祖年先生儿时与外公陆仲道的照片
刘祖年先生儿时的照片后面是花园另一侧的围墙
刘祖年先生儿时的照片可以看到戈登路1号豪宅是红砖清水外墙，建筑架空层特别高，有通气孔。
刘祖年先生儿时的照片中有他家自备汽车车牌号8612清晰可见。
1939年的孟德兰路（今江阴路）地图，由于当年门牌号的变更，15号可能就是17号。
到了1947年的老地图上15号原有的大屋已经改为里弄建筑。
上海银行董事长庄得之逝世讣告，《银行周报》1939 年 [ 第23卷 第44期 ，30页
刘祖年老先生记得戈登路1号的建筑与陈夔龙旧居和庄得之旧居建筑外观上差不多，那我就按照这条线索进行了追寻，在我的忘年交朱佳莉小朋友的帮助下我查到史料，庄得之在1915年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时就已经居住在孟德兰路17号（1939年地图上只有15号，有大屋的标识），而他在1939年去世时《银行周报》的新闻稿上信息显露还居住于此。而到了1947年的地图上这里原有的大屋都已经变成弄堂建筑。可见在庄得之去世后大屋已经改变了主人和用途。
1939年老地图上孟德兰路189号就是现在的157-159号。
1947年的地图上孟德兰路189号原来南侧的大房子已经成为花园了。
无人机俯视看看就可以对比老地图上建筑位置。
近距离看看发觉这居然是双子楼。
这是目前的社区医院
两个侧面看看，它的南立面与刘祖年老先生记忆中塔楼和阳台都不一致。
然后我又去查看了江阴路上还保留的陈夔龙的私宅，大多数人都仅仅在外围查看，甚至于到南立面看过，但是我会用不同年代的老地图来对比，同时用航拍图来对比，这样就可以发现1939年的地图上在现在可以看到的157号、159号（原有门牌号为189号）的南面有过一栋体量较大的建筑，而到了1947年老地图上该建筑被拆除成为花园，目前航拍图上可以看到157号、159号已经分割为两个单元，前面的花园和原来其他空地一起建了里弄房，其中157号目前为民居，159号是社区卫生院，目前文物保护示意牌仅仅指向157号。俯视图上可以看出两栋房子显然是双子楼，它的阳台和塔楼都是一致的，与刘祖年老先生描述的戈登路1号有很大的差异，这样参考性就不大了。那是否被拆掉的那栋大房子以及庄得之孟德兰路15号的大屋才是和戈登路1号同样设计建造的？由于缺乏相关资料，这就不得而知了，需要今后房管部门拿出有力的资料来说明才算数。
以上三张照片是郭佩琳女士特意去江阴路157号探访时拍摄的，经刘先生辨认南立面与戈登路1号不同，楼梯有点像，我想也许原建筑南面的大屋中也采用了这样的楼梯，与戈登路1号会有所相同。
刘先生记忆中戈登路1号的老宅西侧与庆福里相邻，南面一个大花园面向静安寺路，北面是AISA俱乐部（1947年成为新仙林书场）。这是一栋清水红砖的三层楼建筑，有14间半房间（东侧八角塔楼二楼是刘襄孙的书房，三楼有一个斜披，所以只能算半间，这却是刘祖年儿时的天堂），南立面东侧有突出的八角塔楼，这在上海不少西式洋房中都有相似设计，而戈登路1号在1922年就有这样的设计，应该说相当超前。
建筑的南面二三层楼都有长阳台，这样就可以在一楼客厅前形成一个遮雨的长廊，当时刘襄孙虽然已经不做官，但是社会交际相当广泛，旧时礼节和派头还在，于是建筑前的大花园和客厅常常是高朋满座。
刘祖年的父亲刘诒藩年轻时的照片
刘家入住时有刘襄孙老先生和三夫人及儿子刘诒藩和两个女儿（刘襄孙的原配夫人孙氏，婚后没有生育，此时居住在金神父路一栋三层楼房子里。二房夫人吴氏生有三女一子，大女儿幼年不治夭折，新房落成时吴氏已经去世，刘襄孙又续弦了年轻的三夫人），当然一大批跟班，有为官时一路跟来的随从、汽车夫（刘祖年先生清楚地记得他家小汽车的牌照是8612号别克轿车。）、厨师、佣人。于是这栋建筑的边上还有专门裙房给下人们居住。大门口常年有巡捕房请来俗称“印度阿三”的安保持枪站岗。
凤阳路上同福里目前正在改造。
在翻造自家私宅的同时，他还在相邻的西侧投资兴建了一条弄堂“庆福里”（从老地图上可以看到庆福里弄堂里有19个门牌号，还有街面房7个单元），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造了“同福里”（目前还留有11排33个单元的石库门建筑，原来有沿凤阳路街面的门面房，还有原来南京西路270弄一侧被拆除的部分）（详情敬请点击：#老寿带你弄堂游#同福里）。
紧贴戈登路1号的位置就是庆福里。
这样的好时光一直到淞沪抗战，八·一三日本人开始轰炸上海的华界，于是江湾路900号的永固造漆厂首当其冲，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推伸，远在无锡的工厂也受到轰炸无法经营，工厂需要善后，工人需要安抚，刘襄孙的独子刘诒藩因伤寒症于1932年底前病逝，中年丧子也给了刘襄孙相当大的打击，1937年9月17日在多从打击下刘襄孙因胃癌不治，在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病逝，终年66岁。这个大家庭的担子以及后续处置家产就落在刘祖年母亲陆正淑的身上（期间外公陆仲道常来帮忙），因为一大家子的产业需要处理，原来的债务债权以及遗产的分配都需要妥善的安排。刘家委派了曾经为刘氏家族服务的法律顾问裘汾龄律师（注3）处理家产（刘祖年一家和两个姑妈之间的遗产分配）。
在此期间为了节省开资，逐步遣散了大部分原有的随从人员（刘祖年老先生回忆，祖父的两个贴身随从朱诚、李枝，一直由刘家照顾，母亲为他们养老送终。），至1938年由刘祖年的母亲陆正淑安排下戈登路1号租给顾耕梅医师（注4）当院长的大公医院。刘家搬到新大沽路428弄3号。所以我们在1939年的老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地方的标识已经是大公医院了。
左旭初著. 百年上海民族工业品牌中摘录的永固造漆厂资料。
由于正逢战争时期，刘襄孙1937年9月17日患胃癌在宏恩医院过世后一直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直到1939年才在报刊刊登讣告安排开吊。此时刘家已经借住在了新大沽路428弄3号。
1939年时的新大沽路428弄3号。
1947年的新大沽路428弄3号。
然后刘家全部借住到新大沽路428弄3号的马逢伯（刘祖年的堂姨父）的一份闲置房产中，马家当时自己靠东面有一栋沿街的大洋房，新大沽路428弄3号是假三层的石库门建筑，就由刘祖年家居住。
按照刘先生保留当时处理遗产时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到：民国二十八年1月7日第5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戈登路1号租约事项。
紧接着3月24日第10次会议就已经有关于庆福里出售事项。
同年8月26日第15次会议的信息表明已经收取戈登路1号定金。
紧接着同年9月8日第16次会议戈登路1号已经出售了。
到了民国三十年3月20日第22次会议纪要中开始结算出售同福里的结余资金，说明同福里也相继出售。
下一次会议是民国三十年3月26日第23次会议纪要关于广勤纱厂股票的事项。
在战乱时期损失后怎样来弥补以及遗产分配的处理上，刘祖年的母亲陆正淑首先将南京西路庆福里的房产以法币14万元卖给英国人方登的“高易公馆”（以房产为主的金融机构）经租账房陆庭良(注5)。
又将戈登路1号住宅以法币19．5万元卖给了由周荣律师代理怡高地产公司。
后来为了还清刘襄孙生前的债务，刘家再次将同福里弄堂房产以法币140万元卖给了徐贵和代表的梁记地产公司，保留了新会路上的广勤纱厂分厂直到公私合营。（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刘祖年母亲陆正淑将分得的一部分遗产购买了福建中路汉口路沿街的几间门面房收取租金维持家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中被赎买，每月收取定息直至文革期间被取消）。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开始冲进公共租界，于是东山再起的机会渺茫，为了避开战乱，刘祖年一家听从外公陆仲道的意见到苏州暂避，于是刘祖年先生的读书就开始转移到了苏州桃坞中学（原来在凤阳路渭风小学就读），这是一家教会办的中学，从那里直接升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于是再次回到上海，那时的刘先生已经开始有了洋派的意识，开始租独门进出的公寓房，为了就近读书，租在愚园路1054号久安公寓的四楼（久安坊弄堂西侧）。当时上海的公寓楼租金很贵，等到刘先生工作时工资也不过80元，而这样类似于现在两房两厅的独门独户单元房租都要60元。
1947年时的愚园路1054号久安公寓。
愚园路1054号久安公寓。
本该可以安心工作生活的居住环境到了文革时期又受到了冲击，不知道哪路神仙来抄家时居然女主人穿过的丝袜都不放弃，刘先生的衬衣都掳光，上课去不得不穿着老头衫。而本来独门独户的公寓楼里也安排进来新房客。
刘祖年的母亲陆正淑闺中玉照。
刘襄孙民国以后晚年得子，取名刘诒藩(即刘祖年的父亲)。因刘襄孙崇尚苏州的山水风情，故将两个女儿都远嫁苏州。二女刘怀駪嫁苏州名门，中由吉巷的陆稼荪，生陆亢宗、陆渟、陆泠等子女八人。三女刘吟翠嫁苏州名门，官太尉桥的庞执中，生有庞仲康、庞叔薇等子女四人。刘诒藩的婚事也是由苏州的姐夫陆稼荪作媒，娶苏州学士街天官坊陆仲道的女儿陆正淑为妻。刘诒藩陆正淑婚后于1932年在戈登路1号生刘祖年。
刘祖年的母亲陆正淑结婚生子后的玉照。
刘祖年母亲陆正淑为刘家延续香火和乱世中呵护这个家庭竭尽心血，她晚年时还感叹没有为刘家维护好家业，这就是传统家庭的朴实写照。
刘祖年老先生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祖父遗产归他的部分还有江湾地区地产十余亩，当时由陈毅将军签署，军管会征用，免交地产税。以后就没有任何信息了。
所以访谈中刘祖年老先生说他的后代现在生活得不错也都是自身的努力，为父在社会大潮中也无法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连现在居住的房子都还是儿子提供的，所以戈登路1号只能够成为一个家族的记忆了。
刘祖年最得意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了《数学题解辞典》的编撰工作，由此中国人在数学解题时终于不需要日本人1938年的那本《上野龟之助》了。
注1：转发一篇陈夔龙后人写的回忆录节选《江阴路157号“陈公馆”逸闻》
原创 陈南萍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9月14日
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成都北路高架下面，有一座十九世纪后期建造的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里面曾住过晚清光绪、宣统两朝重臣，一品光禄大夫、太子少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陈夔龙（我的祖父）。清亡前夕，陈夔龙结束官宦生涯，以病告假，携家眷退隐到上海，购买了这座宅子，过着富裕的寓公生活，直到1948年8月寿终正寝，享年92岁。这座宅子，一直由陈夔龙的子孙后代住着，故美其名曰“陈公馆”。
上海解放后，陈夔龙的后代除出嫁、外迁外，家里上下几十口人只剩下不到十口人。他的儿子陈子康（我的父亲）的七个子女和两个孙辈分别参加革命队伍，走向工作岗位，陈子康便把江阴路157号宅子卖给一个工厂主，自己在襄阳北路买了一座普通的弄堂房子，和赵静霞（我的母亲）带着几个未成年子女迁入新居，从此“陈公馆”就不复存在了。……
陈夔龙与家人
目前陈夔龙旧居的保护点牌子仅仅指向157号。
注2：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次股东会决议录(1915年4月17日）可以显示庄得之为该行董事长。
四年四月十七号假宁波路八号开股东会，到会诸公姓名列后：庄得之先生、楼映斋先生、施再春先生（均由王晓颓先生代表）李貌苏先生、徐英卿先生、陈光甫先生（均由李散苏先生代表）。
一，议本银行股本於开办之先，分存中国银行二万元，交通银行二万元，浙江银行二万元，永丰庄一万元。
一，议查本行营业以放款为先，查无锡二月底为转账之期。现托无锡锡丰栈宁珏亭君代为放出股本三万元，以栈单为抵，随时派人查验栈单，核对款项。
一，兹举定董事七人：庄得之先生 孟德兰路十七号，施再春先生 新重庆路庆 里四十九号， 王晓籁先生 北京路庆顺里五十号合义和，李馥荪先生 北京路浙江银行，陈光甫先生 北河南路五号，楼映斋先生，徐英卿先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章程(1915年）
注3：裘汾龄律师（字铁心，江苏无锡人，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1914年，毕业于省立北洋大学法律系。后在北京政府任职。曾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1922年12月，署理驻苏联伯力领事。1925年1月，升署总领事。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执律师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隐居。1943年8月6日逝世。终年51岁。）
裘汾龄律师讣告。裘律师属于捕房律师，所以不单单可以在华界执业，也可以出席租界方面的法庭。
注4：顾耕梅曾任温州第一家西医医院院长（1935年-1936年）
1922年，由实业家、教育家黄溯初（名群），潘鉴宗（名国纲，作家琦君的伯父，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吴璧华（名钟镕，浙江督军署顾问），浙江省著名人士杨玉生（名畴，平阳人，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部军医正）创办于市区古炉巷的瓯海医院，在公园路积谷山麓，买地十多亩建起新院舍开诊。
瓯海医院自创建至1949年的28年间，历任院长分别为杨玉生、张鎏、黄问羹、顾耕梅（湖州人）、方械（字朴如，平阳人，两任）、林镜平(抗战前夕）、王惠川（1942年前后），张景飞（两任）、李镜湖（至解放时止）。
注5：部分信息显示为：民国著名房产评估师陆廷梁。
在某些古字画买卖平台上有他的手迹，又是另一个称谓“民国著名房产评估师陆廷梁手迹”
又一则：
申报1929年1月30日 P15
綁票匪敲乃入室綁去陸庭良家四歲男孩
英國律師高易公館譒譯兼經租賬房陸庭良家住愛爾近路（现安庆路）高壽里二弄第二家，於昨日十士午十一時有綁票匪二名至陸家大門首叩門，聲言陸先生在家否？而陸之女傭聞聲以爲客來即將門開啟，詎匪等一擁而入袖出手槍恐嚇，將陸之四歲男孩擄架而逃，事爲該管匯司捕房得悉由華探長陸連奎率同探目梁寳生、包探印占卿、費克倫、周榮生、探夥李武尚、馬忠林、馳往兜拏、無如該匪等早已遠遁，祇得向事主家詢問被擄情形，及若輩面貌一過，歸稟捕頭，以便跴緝。
又一则：旧上海代理业主管理房地产的业务，有所谓“经租账房”的，和通常的房地产代管人不同。通常的房地产代管人订立租约、收取租金及因房地产纠纷而涉讼等等，都用业主的名义。但经租账房是独立行使职权，租户与有关各方不知业主是谁，这是旧上海房地产管理中的特有形式。
经营房地产经租业务的不少是外商组织或律师事务所。委托外商为经租账房能对中国租户施加压力，如果要求不遂，往往直接用关闭房屋，断绝水电等强制手段，不必诉诸法院请求处理。何况外商组织还可依靠领事裁判权的庇护。这种情况直到租界收回以后才改变。
刘祖年老先生还幸存有民国27年裁决祖父遗产的会议纪要，这就可以看到当时不少珍贵的资料。
可以看到刘祖年的外公陆仲道参与了大部分的会议，这是因为当时陆正淑年轻守寡，如此重大时期肯定请父亲出来处理为好。黄扆言律师是代理裘汾龄律师出席，而对方律师阵营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这几张是最后会议参与者的确认签字，其中有陆正淑的名字了。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让现代人读来感慨万分。
感谢此文写作中刘祖年老先生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资料！感谢郭佩琳女士的引荐和提供的照片！同样感谢本文写作过程中朱佳莉小朋友搜寻到的历史资料！
再次希望更多的老上海人提供你们家族与上海老建筑的故事，这是你们家族的故事，也是上海老建筑的故事，又是上海城市变迁过程的真实记录。相关内容敬请点击：征集上海老建筑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