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温故而知新

太康作品《青梅煮酒》。（供图/梁超杰）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何晏《论语集解》说：“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人师矣。”朱熹《四书集注》说：“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把“温”解作“寻”是对的，但把“寻”解作“寻绎”（反复推求）则是后起之义。“寻”的本义是“燂”，东西冷了，把它热一热，叫做“燂”，引申开来，就是“温习”的意思。

温习旧的知识，并从中悟出新的道理，像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师”有两重含义：一是当别人的老师，二是当自己的老师。程树德说：“温故知新本为己之学，非以为人。……温故而知新，则所业日益，不待外求师而即可以为我师矣。”（《论语集释》）每一个人，只要足够勤奋，都可以自学成才，不一定非要花大力气、出高价钱去延请名师。有一些所谓的“名师”，除了误人子弟、致人倾家荡产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本领。也有一些头衔大得吓人的老师，比如“全人类的导师”之流，其实乃是“导失”——人们越是崇拜他，迷信他，越会迷失方向，神智不清。万千无辜生灵掉进万丈深渊，成为“领路人”的殉葬品，这种悲剧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鲁迅先生说得好：“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

走自己的路，让“鸟导师”一边凉快去，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来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温故而知新，是把过去所读所学、所见所闻的知识熔为一炉，融会贯通，得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故”是别人的、外来的，“新”则是自己的、内生的。这是浑然一体、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如果拆为温故、知新两件事情，层次就不一样了。钱穆指出：“若分温故知新为两事，故是外面所得，新仍是外面所得，总之是记问之学。所学在外，则知识无穷，记问虽博，非属心得，既非能学，即非能教。仅成稗贩，何足为师？”（《论语新解》）我认为，这是很精到的诠释。博闻强记，至多不过是学问家，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才是思想家。

“故”字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泛指旧知识、旧见闻，二是特指历史。刘逢禄《论语述何》说：“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那么，温故而知新，就有以史为鉴的意思。李泽厚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中国极端重视历史经验，记录各种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殷鉴，乃此文明一大特征。中国史书之多，举世无匹。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辨，此'实用理性’之具体呈现也。'实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理性。思辨理性（认识）、实践理性（道德）均来源和服从于此'历史理性’。”（《论语今读》）

“中国史书之多，举世无匹”，大概是真的，而这也正是不少“天朝”之民据以自豪乃至狂妄自大的资本。但李泽厚在这里回避了某些问题，比如，这些数量“举世无匹”的史书，有多少是信史？会不会因为“极端重视历史”，所以也极端重视篡改历史？或者换言之，会不会因为“极端重视历史”，所以历史也被垄断了，历史的编写、解读、传播等等，成了某一利益集团的特权与专利？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假设这“史”是伪造的，被人为地涂抹了不少脂粉，那么从中“鉴”出来的东西，就大成问题，颇费捉摸了。温故而知新，首先要有“故”可温，而且这“故”是真实的，否则就谈不上知新。

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竟然会无“故”可温，因为那“故”被故意遮盖起来甚至抹掉了；或者，人们仅仅因为“温故”，谈论了一些“往事”，就足以构成罪状，沦为被封杀、镇压、迫害的对象。我想，这大概是孔夫子始料不及的吧？

孔庆旭书法。（网络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