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观念决定成败（外二题）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观念决定成败

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今天读到这段文字，真不知是隔了几世的感觉。先辈们实在被禁锢得太久了，以至于一辆小小的“火轮车”，也远远超出了他们关于“奇技淫巧”的想象力和承受力，差一点就精神崩溃、心志错乱了。不但平民视火车为“妖物”，在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铁路”势力。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军已遭镇压，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正是统治者图谋“中兴”的大好时期，为什么本属洋务范围的铁路，反而遭到强烈抵制呢？据王维江先生研究，这主要是因为铁路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界限。朝廷的主流意见认为，修筑铁路耗费人力财力，破坏山川田舍，损害“风水”，不利于国防，还会使大批从事其它运输业的人“下岗”，进而激发民愤，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一言以蔽之，铁路这个“器用”不符合国情，会危及大清帝国的“肌体”，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宜兴建。主流意见既已如此，一些开明的官员虽然心存异议，但为了保住乌纱帽，也只好对愚民政策唯唯否否。英国人巴夏礼任驻华公使时，曾建议中方修筑铁路，遭到冷遇。随后他出任驻日公使，又向日方提出同样的建议，竟然在日本引发了兴建铁路的狂潮。甲午战争谁胜谁负，在观念上早已决出了高低。（参见王维江《晚清的反铁路思潮》）前车之鉴，永当不忘。

又，约翰·斯塔德（John Stoddard）在《1897年的中国》书中，记录了清政府拆毁铁路的一件事情：“前些年，一家外国公司在上海附近建造了一条铁路，但中国政府迅速以高价将它买了下来，然后把铁轨和机车统统丢进了大海，任它们在海底慢慢地生锈。反对修建铁路的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铁路的使用会剥夺数百万中国人的生计，而且还会惊动坟墓中死去的灵魂。”对于后一个理由，斯塔德感觉“令人难以置信”。

名家汇评本《红楼梦》，崇文书局。

“驯兽”文化

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敢在老先生们跟前卖弄！方才任你胡说，也不过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曹雪芹《红楼梦》）

大观园工程告竣，园内亭台楼榭须题匾额、对联，贾政想试试贾宝玉的才学，因此命宝玉随他游园。其实，试探宝玉才学是假，显露贾政威权是真。好坏优劣，全凭老子说了算，儿子只有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份。中国传统社会是父权社会，父亲和子女之间是从属关系，“平等对话”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非分之想。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指出的那样，父亲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制服”子女，方能显出父权的威严以及神圣不可侵犯。贾政连声斥骂宝玉为“畜生”，正是用“驯兽的方式”教育子女的典型表现。在他眼里，没有个性、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像“畜生”一样逆来顺受的子女，才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乖孩子”。由一家扩大至一国，父权变为皇权，天下变为“家天下”，百姓变为“子民”，不变的，是“驯兽”文化。靠放羊起家的卜式对汉武帝说：治民之道，与“牧羊”相同，“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汉书》卷58），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李穆曾托其子带熨斗给杨坚作信物，说：“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隋书》卷37）我读书至此，不禁惊讶于风云人物的残忍，竟然有像熨衣服一样“熨平”天下的狠心，不过一想到“驯兽”文化，当即豁然大悟了。除非百姓争到“人”的资格，否则，任人宰割、被人“熨平”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谭嗣同《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谭嗣同的性观念

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谭嗣同《仁学》）

谭嗣同对道学先生“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深恶痛绝，质问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又说，世俗之所以视性交为淫荡的事情，乃是因为人们的性观念长久以来受到了禁锢，性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当初人的生殖器长在面额上，性器官的接触将成为人们的“见面礼”，还有什么淫荡不淫荡的说法？谭嗣同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实则耐人寻味。人们对于隐蔽的东西，往往怀有极大的好奇心，总想探个究竟，一旦真相公诸于众，反倒没有吸引力了。玛莉莲·亚隆（Marilyn Yalom）《乳房的历史》一书提到，在美洲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女人自古以来就是袒胸露乳的，因此在那些地方，乳房失去了“情色”的意义。个中道理与谭嗣同所说并无二致。对两性关系，谭嗣同主张采取大禹治水的办法，只宜“疏”，不宜“堵”。堵是堵不住的，总有一天会缺堤，会发水灾。其实，人世间“堵不住”的，又岂止“人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