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鲁迅与徐悲鸿的相似之处

鲁迅与徐悲鸿的相似之处

鲁人

鲁迅和徐悲鸿有过一面之缘，是1918年末在北京，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之后再无交往。鲁迅居住在上海时，徐悲鸿也曾是在上海有过数月的寄居，却无交集。鲁迅虽培养了中国新木刻的萌芽，也与陈师曾等几位书画名家有私交，与当时的美术界却素无交往，上世纪三十年代，还对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徐悲鸿和刘海粟有过小小的讥诮。但这俩位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生于地杰人灵的江南水乡，父亲都是落魄文人。鲁迅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徐悲鸿的父亲是私垫先生兼画师。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衰，“由小康堕入困顿”，13岁父亲重病，他做为长子开始进当铺入药房，担起家庭的重任，16岁父亲病故，他更成了家庭的支柱。徐悲鸿也是家中长子，他自小家境贫困，13岁随父亲流浪卖艺，17岁因父亲重病回到家乡，开始在三所学校教国画，每日奔波于相距50余里的三所学校间，19岁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又都曾以官派身份留学海外。

成年后，他们又经历了颠沛流离、窘迫拮据等许多生活的磨难。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后，要购买新的住宅接母亲一起生活，背了一身债。万般无奈时，甚至，买过一次彩票。徐悲鸿曾自述：“吾生与穷相始终”。抗战时期，他栖居碚都，曾自嘲地在画作上写道：“欲破悭囊购彩票，中得头奖买枇杷。”这也许只是一种自我调侃，并未真正尝试，也许兵慌马乱，时势艰辛，他确实无计维持正常的生活，只好盼着乱世中会有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意外。

曾经的艰辛，使他们终生保持着一种俭朴的生活方式。在衣着和饮食方面，二人都保持了简单的方式。他们甚至有着同样的节俭习惯，就是买东西后，会将捆扎物品的细绳收存起来，留着以后再用。但即使在自己生活窘迫之时，他们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无私的帮助周围的青年人，那种帮助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他俩每个人身后都可以列出一大串受过他们帮助的人名。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历经磨难，他们才会去尽全力帮助处于困境的青年。

在工作中，他们都废寝忘食而达到无我地步，将工作看着生命的一部分。鲁迅因为白天工作繁忙，从而养成了深夜写作的习惯。他自己说：“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看报，便是休息。”他还曾在病后说过，如果工作而只能活几个月；休息而能活几年，他宁可选择赶紧做，而只活几个月。徐悲鸿亦是心里装满了画。他带学生出外写生，半途休息，那怕只有两三个小时，他都会拿出纸笔画画。学生劝他休息一会，他则回答：“最好的休息是挑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画画就是休息。”他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字道：“一个画家的生活，生命和绘画是相终始的，画停止了，画家的生命和生活也停止了。”他们都在60岁前病逝，与是他们殚精竭虑地终日忘我工作不无关系。

对徐悲鸿了解的很肤浅，不敢乱多嘴。鲁迅在政治上绝无半点野心，他虽时常处于政治旋涡中，但真的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使然。不然在北京14年，也不会始终只做个小小的佥事。到上海后，更是至死只是一介布衣，虽然参加过“左联”和“中国民权保障同”，却从未生过做大帅的欲望。他们生于民族忧患之时，亲身感受到这种忧患带给国家和百姓的苦难。他们只是渴望寻找到一种使国家和民众挣脱苦难的方法。鲁迅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大量流传至今的文字；徐悲鸿则有了《田横五百士》、《奚我后》、《愚公移山》等一批抒发他心中悲愤和表达心中希望的作品。

国家昏聩，让他们忧愤，让他们思考，并在思考中让思想不断深刻。少年时的苦难，使他们更关注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从而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渊博的知识，使他们达到了常人无法达到的高度。对青年的无私帮助，使他们有了众多追随者和拥护者。承天降大任者，必有非常的磨练，鲁迅和徐悲鸿命运中的相似，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