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同、雁北地区的日伪行政组织沿革
本文作者：中江藤树
从“晋北自治政府”到“晋北政厅”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正式拉开帷幕。日军沿平绥线长驱直入，接连击败国民党中央军与阎锡山所部晋绥军，并于9月7日突破天镇盘山防线，13日占领大同。以此为开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雁北十三县相继不敌沦陷。伴随着军事侵略，日军的政治行动也在其间同步展开，并逐渐演化成为地区行政组织机构，成为日军统治雁北地区的主要工具。
原雁北地区行政地图
距1937年9月13日大同沦陷仅仅两天时间，9月15日，以马永魁为首的当地汉奸群体便建立起“大同治安维持会”，一个月后，隶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统辖大同、阳高、天镇、应县、山阴、怀仁、朔县、左云、右玉、平鲁、浑源、广灵、灵丘十三县的“晋北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晋北自治政府”设最高顾问一名，由日人前岛升担任；最高委员一名，由夏恭担任；另有委员两名。政府下设官房及民政、财政、警务三厅，各厅设顾问，厅长各一名，厅长由最高委员任命，各厅下设若干科室，除此之外，又另有晋北地方警察学校（校长广濑晋），大同日本青年学校（校长森正贵），大同日本高等女学校（校长德山一）等主要教育机构。
在“晋北自治政府”的编制框架内虽主要由日本人出任厅局科长等职务，但是其中亦不乏中国人的身影，如官房下属文书科长赵志远、民生厅长田汝弼、邮电局长林培染、晋北榷运局长张退庵，晋北博物馆长梁浚等，可见，日军对晋北地区的统治部分采取的是与当地人合作的形式，但是我们仍需注意，在特务警察，检察机关及军队部门中担任主官的，例如监察官（入江正德）、警察署长（三浦德）、等职务皆为日本人，尤其是广濑晋，不仅担任晋北地方警察学校校长，而且同时身兼警务厅长、晋北警察队长等职务。也就是说，军警法等暴力机器仍有日本人所把控，成为奴役晋北人民，在当地推行“以华治华”的武装支撑。
图2.晋北自治政府
1939年10月，“晋北自治政府”撤销，“晋北政厅”成立，所辖地域仍未之前所述之十三县，人口1421768人，面积23800平方公里，在政厅中供职的日系官员264名，满系152名，支系（华人）909名。在“晋北政厅“的框架之下，原官房及民政、财政、警务三厅改组为政厅（长官田汝弼）、民生厅（厅长先文画君，后吕登瀛）、经济厅（厅长郑庶）、警务厅（厅长楢原清一郎、平下喜代吉）、思想厅（厅长文画君），厅下仍分设各科，另一方面，新设经济监视署（署长纪续会）、税务监督署（署长张退庵）、大同榷运清查署（署长郑又恒）等经济商业部门，其余城市建设与教育相关机构未有较大变动。在这一时期，虽然日系官员数量仅约为华人官员三分之一，但是实际科室数量却得以进一步扩充：例如原官房下属总务、文书、弘报、经理四科，此时（官房长官缺任）加增并改称为企划、总务、会计、人事、庶务五科；原财政厅并无下设机构，在新体制内却加设实业、农林、畜产、工商等科室。而随着科室的细化和延伸，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其中，成为日治当局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如文教科长古希尧、弘报主任韩冈来、训练科长薛杰、经理科长石浚祺等等，结合厅长与署长等政治经济部门主官大部分皆为中国人这一特点来看，这一阶段的日本晋北统治重心逐渐倾向于任用本地出身的官员，这可能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人力陷入不足的困境有关，而另一方面则或许可以佐证这一地区的统治机构日渐完善，但是相较于“自治政府”时期，有两点仍未改变，一是虽然晋北法院院长，晋北检察厅厅长两职空缺，但是警察军队等武装力量仍由日本人掌握，二是其官僚机构仍未能进入广大农村地区。
大同省公署时期
1943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行改组，其下属“晋北政厅”改组为大同省。此轮改组取消了厅局等机构，直接在省长之下设若干处，处下设股；同时保留前设之财务监督署，大同榷运清查署，警察署三署，署下仍保留诸科室。而在十三县地方，又先后成立各县公署，其组织机构各地均有差异，除怀仁县仅设县长一职以外，各县公署基本下设有参事官、首席警务指导官（两职皆为日人担任），税务，财务局长等职务，大同县独有盐务缉私总队（总队长陈范）。省政府方面，省长（先田汝弼、后刘继广、后李树声）下设次长（森井雄次郎），次长下辖督察官（川见声）、总务处（处长卞学）、庶务股（股长法井友法、畠山谌一郎）、人事股、经理股（股长丸桥薰），文书科、弘报股（股长李阳秋）；在处级行政机构上，计有治安处（处长崔春暄）、民政处（王相、保利电）、实业处（处长郑庶）、建设处（先古希寿、后山下武夫、后铃木富美夫）四处。原三署署长一职除财务监督署（署长崔景岚）以外皆由日人接任，金谷勒默任大同榷运清查署署长，前畠弥市任警察署长。相较于政厅时期，在司法部门的变动尤其瞩目，不仅新设大同高等检察厅、大同高等法院、大同地方检察厅、大同地方法院，而且其主官皆任命华人系官僚担任，次长，检察官等职务仍由日人负责。
这一时期的政府机构相对简化了垂直方向的隶属关系，但是在每一分支上又进行了平行方向的业务延伸，进一步深化了自“政厅”时代起便开始的细化倾向，司法体系分工明确，更加制度化，但是与此同时仍未能将其发展至广大农村地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这与八路军的地方工作是不可分的。事实上，自从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于1938年5月进入大同县开辟敌后根据地起，历经“高原同镇区”、“大王区”、“大阳天县政府”、“西大同县政府”的发展巩固，八路军于西大同和怀仁地区建立了一整套坚固的区，村政权，而工、农、妇、青等群众组织也正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一场真正扎根于贫苦大众的反侵略抗争，正以它不屈的精神与巨大的能量，同日伪当局的反动政府作长期而艰苦的浴血搏杀。
参考资料：
吕秀琴.大同文史资料第十辑. 伪蒙疆时期大同、雁北地区的行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