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大佛的“神谕”

四川乐山大佛全称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它同时又是中国和乐山的一个自然文化地标。2020年8月18日早7时许，乐山刚刚经历了一场暴雨，乐山大佛的脚趾露在了水面以上，到了上午10时许，大佛的脚趾已淹没于水中，这是自1949年以来70年间的首次。乐山大佛的“神谕”——“大佛洗脚，乐山洗澡”或“大佛洗脚，乐山淹没”，过去只有四川人知晓，但这一次乐山大佛的“神谕”可谓众人皆知。

当然，此次“大佛洗脚”并未令乐山全城受灾。与其说“大佛洗脚，乐山淹没”是“神谕”，不如说这句话指出了客观的因果规律。当年，人们修建乐山大佛的初衷是为了减轻洪涝灾害，这种初衷不仅源于崇拜和信仰，具有文化、宗教的象征意义，还有科学内涵和依据，因此更富现实主义。

乐山位于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交汇之处，古时候没有大桥，城区与城外的交通和货物往来，要靠一艘艘木船维系，渔民则要每天靠一叶扁舟谋生。三江交汇之处，波涛汹涌，江水咆哮。遇到洪涝时节，这里更是水势凶险，浊浪滔天，常常掀翻和淹没江上往来船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三江附近年年都有悲剧发生，当地凌云寺的僧侣深感不安，悲悯之情油然而生，希望自己的修行和佛法能减少灾害，于是筹划在三江交汇处的山岩上修建一座大佛来镇住水患，普渡众生。名僧海通经过多方化缘募集银钱，于713年（唐朝建立的第一年）开始主持修筑这座高71米、举世无双的靠山坐佛（弥勒佛）。可惜佛像只修筑完头胸部，海通就圆寂了。后来，唐代名臣韦皋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工匠和僧人矢志不移地修建，历经90年才完工。

大佛修成后，三江上船毁人亡的事件的确减少了。僧侣和百姓们认为，这是因为有了大慈大悲和法力无边的弥勒佛坐镇于三江之滨，既可以降伏水怪妖魔，也能镇住水患并击退洪涝水灾，保佑三江沿岸的黎民百姓。正如药物的安慰剂效应一样，大佛矗立于三江交汇的岩壁上，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安慰。从语源和语义学看，弥勒佛有慈爱、慈悲的涵义。唐朝诗人白居易在《画弥勒上生帧记》中称：“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实际上，大佛能够给乐山人民带来福祉，依靠的是它背后的科学原理以及修筑乐山大佛过程中建设者的知识、经验、建筑技术和工艺。

乐山大佛矗立于凌云山最高峰，佛像头与山齐平。过去，还有13层大佛阁围绕大佛，格外耀眼。因此，大佛犹如三江之上的醒目航标，江中往来船舶的舵手远远望见大佛便知道快到三江汇流处，水流湍急，需要全神贯注驾驶。小心使得万年船，自然也能减少事故。另外，修建大佛时大量山石被抛于大佛脚下的江中，起到了消减水势的作用。

大佛要百年不毁，千年不倒，才能担当起镇守三江、赐福民众的重任。大佛自身不只是要经得起风吹雨打，还要经得起流水冲刷。于是，大佛自身的排水至关重要，要达到这一目的不是靠大佛的法力，而是要依靠科学设计和施工。

清代诗人王士祯的诗句“泉从古佛髻中流”，指的就是大佛科学的排水系统。大佛头部共有18层螺髻，它们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排水系统，避免了佛像被雨水侵蚀，也保护了大佛。第4层、9层、18层螺髻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分别用泥灰垒砌修饰而成。由于布局巧妙，这些排水沟和大佛的发髻浑然一体。大佛胸部的袈裟造型也与排水系统结合，衣领和部分衣纹皱褶处有排水沟，胸部有向左侧引流的水沟，与右臂后侧水沟相连，将水流导入右腹部的排水沟，通过大佛右脚外侧流入岷江。

为克服山体地下水渗透影响，大佛耳后和颈后处也开凿了两层排水廊道，可将水导入岷江。这套排水系统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多年来减轻了雨水冲蚀和风化作用对大佛的损害，让大佛的面容一直那么清晰、慈祥，从而宽慰生灵，给予周遭百姓强大的精神力量。

大佛的脚底设计，则不仅考虑到大佛自身的问题，还让这个地标建筑起到警示乐山民众的作用。修建大佛必然要进行建筑学上的勘察和测量。古代的设计人员将大佛脚趾处平台的海拔高度设计成362米，与乐山城区地面的海拔高度相同。从乐山城区排出的水有一部分会通过上游的竹公溪流入岷江。当岷江水位高于竹公溪时，会发生倒灌。所以，岷江水位高于海拔362米时，乐山城会被水淹，产生内涝。由此，才有“大佛洗脚，乐山淹没”之“神谕”。这也意味着，如果“大佛洗脚”，城区就必须加强排水，否则就会遭遇涝灾。

科学和文化的理据交集，千百年来护佑了三江交汇处的众生，但是乐山城也多次受到洪涝灾害威胁，乐山大佛并不能根治水患。今天，我们防洪防灾更需要科学和有效的措施，比如，结合当地的气候和地质、地貌、地形特点进行防灾，打造海绵城市以吸纳大量的雨水。

乐山的地貌和地理特点是位于三江汇流处，在暴雨和汛期，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水位同时上涨，洪峰先后输入并交汇，在乐山主城区一带形成顶托效应，即水流被干流高水位所阻，导致排水不畅。这种情况在许多城市都会出现，当大江大河的输入性洪峰过境时，会影响本地积水下泄速度和排出速度，造成城区被淹，加剧灾情，也阻碍救灾。

应对这样的顶托效应需要科学方法，其中，建设海绵城市就具有普适性，不只是乐山，中国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早在2018年5月，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就印发了《乐山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工作实施方案》，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今年夏天，乐山城区部分受淹，说明海绵城市的建设还有提升的空间，而且速度还要加快。与乐山相似的广西梧州，也处于三江汇流处（桂江、浔江与西江），在2018年2月也发布了建设海绵城市的蓝图。但是，在今年6月的暴雨洪涝面前，梧州市苍梧县的部分道路、房屋还是被淹，部分道路发生塌方。

这说明，乐山和梧州这些三江汇流的地方，建设海绵城市的难度更大，更需要总结经验，坚持不懈地努力。事实上，建设海绵城市以抗御洪灾已经有成功案例。2020年7月4日，武汉迎来梅雨季的7轮强降雨，但是武汉并未重启“江城看海”模式，从2015年开启的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发挥了初步效应。即便在局部特大暴雨的7月5日和6日，较为严重的积水在6小时内几乎全部消退。7月7日，武汉各高考考点在暴雨中顺利开启。

抗御洪涝灾害有多种方式，建设海绵城市只是其中一种，对处于三江交汇的乐山和梧州等城市更具有典型意义。此次的“大佛洗脚”表面上看是一种“神谕”，但实际上是向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防御洪灾，最需要和最能依靠的是科学。

本文节选自《百科知识》2020.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