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与研究］《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摘要）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关键词：《史记》胡匈奴
作者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言及匈奴称谓的变化，谓“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史林五》，《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应劭《风俗通义》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引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引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晋书》卷97《四夷·北狄·匈奴传》云：“夏曰熏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吕思勉《胡考》说：“胡之名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 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则说：“匈奴之在北边者，中原每称之曰胡。故凡《史记》、《汉书》所称之胡人，皆指匈奴而言。”以上两文均载于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吴荣曾则谓“胡”的含义“随时代迁移而发生变化”，战国时为“北方各游牧族的泛称”，西汉时则“专指匈奴”。吴荣曾：《战国胡貉各族考》，《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汉代史家如司马迁，又以“匈奴”作为北方各游牧族的泛称。最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匈奴列传》既说战国时秦、赵、燕分筑长城以拒“胡”，又说“三国边于匈奴”，将“胡”与“匈奴”互称，显然是用“匈奴”泛指北方各族。《史记》中“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这一类现象提示我们：对于太史公笔下“胡”与“匈奴”的异同，以及两种称谓战国秦汉之际变化的背景，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史记》所见战国时的匈奴称谓
《史记》有关战国时“匈奴”故实的记载，分见卷5《秦本纪》、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6《刺客列传》及卷110《匈奴列传》，共计四条，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的两条，又见于《战国策》卷31《燕三》及《太平御览》卷294《兵部二十五·示弱》所引《战国策》。为了界定“匈奴”称谓出现的时间及其含义，笔者拟对这批材料重新加以排比分析。
1．《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后世史家对于文中“匈奴”的真实性，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吴承志说：“此'匈奴’当从一本作'猃狁’。此乃《左氏春秋》所谓'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非《史记·匈奴传》居于北蛮之匈奴也。”吴承志：《地理今释》，转引自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7页。蒙文通则说：“《本纪》言，'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于战国记匈奴为最先。《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107页。蒙氏所谓“《秦策》言义渠事”，指《战国策》卷4《秦二》“义渠君之魏”条。但该条称义渠君“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与《史记·秦本纪》五国为秦所败的叙述不合。《战国策》该条又云：秦王“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鲍彪释曰：“是时诸侯连匈奴，秦恐义渠因而有变，故赂以和之。义渠之袭必次于五国之后，恐非与诸国遇时也。”该条末鲍彪注全文为：“《秦纪》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伐秦；《年表》，韩、魏、赵、楚、燕五国伐秦不胜；《楚世家》书苏秦约从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击之，六国皆引归，齐独后。互有不同。《通鉴》据《年表》，《大事记》据《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详者，以从长故，当以为正。《年表》诸国皆书不胜，齐独后而不败，故略不书欤？《纪》不书楚者，岂以《世家》文已明欤？修鱼之战，虏韩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纪》于此连书之，则《纪》诚有误也。'高注’五国作齐、宋、韩、魏、赵，尤误。”此说近是。 据此，则“匈奴即义渠”之说，似乎不能成立。但“诸侯连匈奴”一事，同样也难以落实。最直接的反证就是：与秦惠文王约略同时的赵武灵王，在其十九年（前307）与楼缓的对话中，历数赵国北边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竟然完全不提匈奴。因而，距此十一年前，惠文王更元七年，韩、魏、赵、楚、燕五国“帅匈奴共攻秦”一事，也就显得非常可疑了。此处的“匈奴”称谓，可能是司马迁的臆断。
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边城。”《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文略同。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附录《战国策》佚文亦收此条。以往史家多以为《战国策》此条抄自《史记》，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章“今本《战国策》”逐一列举，可以参阅。而何书经细致考证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司马迁写《史记》时曾采用了刘向编录《战国策》时所采用的同一类材料，而且司马迁在采用记录战国策词的这些材料时，有些几乎是不加改动地予以抄录。”“司马迁述荆轲事，固有闻于公孙季功等转述夏无且语，但还采录了前代记载荆轲事的材料，这批材料，笔者认为即是《史记》述战国事时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所据资料的重合部分。”“不仅《燕策》此章不可能是取自《史记》，与《史记》多相类同的《战国策》中的其他篇章，也不可能是取自《史记》。”何说持之有据，可以信从。由于司马迁《史记》、刘向《战国策》此条，分别取自记录战国策词的材料，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可以判断：《史记》此条，大致就是照搬了记录战国时策词的原文。
《廉颇蔺相如列传》紧接此条述李牧拜将、攻燕事，可以确定是在赵悼襄王二年（前243年）。由此上溯“十余岁”，到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前后。李牧在“赵之北边”与匈奴周旋，应该就在赵孝成王执政的前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引李牧事迹，也见于《汉书》卷50《张冯汲郑传》，其文略同，有的学者以为是文帝时人的附会。参见孙次舟：《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西北通讯》第3期，1947年5月。但《说苑》卷1《君道》又载：“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取蓟八城，匈奴趋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向宗鲁校证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刘向这段文字，亦当取自记录战国策词的档案，而司马迁、刘向分别在三种不同著作中，发生同样的笔误——记下并不存在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这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说苑》此条，恰好可以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佚文，乃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见“匈奴”的称谓互为参证。文中所记“齐人取蓟八城”，指燕昭王十六年（前296）齐、燕权之战，详见《战国策·燕一》“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苏秦死”各条。燕昭王问郭隗事，则可以肯定是在权之战后不久。燕昭王所谓“匈奴趋驰楼烦之下”云云，大致也是燕昭王十六年前后的情形。
3．《史记·刺客列传》载：“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战国策·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条文略同。
“秦将樊於期”，一说即桓齮。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页注①。此人于何时“亡秦之燕”，诸史所言不详。秦王政二十年（前227），荆轲为燕太子丹所遣，持樊於期首级往刺秦王，见《战国策·燕策》、《史记》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及卷86《刺客列传》。上引鞫武谏燕太子丹事，估计就在此前不久。宋新潮说：“燕太傅鞫武谏太子丹的时间，据《资治通鉴》约当秦始皇十九年，即公元前228年。”见其《匈奴早期地域考辩》（《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大概是不错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据何晋《〈战国策〉研究》一书考证，《史记》与《战国策》内容大致相同的部分，是司马迁、刘向在各自成书过程中资料的重合，他们同样采用了汉代留存的战国策词。据此可以推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与《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燕三》，这四条有关战国时“匈奴”的记载，统统录自战国档案的原文。而中原各国确认“匈奴”的存在，应该也不晚于赵孝成王执政的前期。
4．《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鴈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同。按战国时秦、赵、燕三国“边于”楼烦、林胡、东胡诸“胡”，而并非匈奴一“胡”，下引《史记》卷43《赵世家》所言甚明，关于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方境外诸族，黄文弼《论匈奴之起源》（载于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谓战国时“边于匈奴者为秦、赵，而燕则边于东胡”。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则谓秦长城所拒之胡，是“活动于鄂尔多斯地区的楼烦、林胡和甘肃中部以北的月氏”（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尽管说法不尽一致，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方境外活动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并非匈奴一支，却是史家的一种共识。司马迁“三国边于匈奴”云云，用“匈奴”的称谓概括北方众多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乃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表述。
战国时“匈奴”的称谓，又见于《逸周书》卷7《王会解》“伊尹朝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该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余太山据以推断：篇中所列“空同”等十三种，是“战国时北方游牧部族的总名单”。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此例又可以为《史记》、《战国策》有关匈奴的记载，提供一项重要的证据：战国时“匈奴”已在北方塞外崛起，与楼烦、月氏、东胡诸部落或部落联盟共存，并为中原各国所认知，见于当时史家的记录。
问题在于，《史记》、《战国策》有关战国时北方各游牧部落活动的文字，几乎附拾皆是，但其中涉及“匈奴”的内容却仅有四条，即使加上《逸周书》的一条也不过五条，其原因何在呢？战国时代长达两个半世纪左右，而大量证据显示，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活动，并非贯穿于整个战国时代。如果《史记》关于“匈奴”最早的一则记载，即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五国“帅匈奴”攻秦之事不实，那么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成，乃至其出现在中原各国的文献之中，究竟又是在什么年代？就值得进一步考虑了。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正月，召楼缓谋改胡服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
《史记·赵世家》另载赵武灵王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战国策》卷19《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条文略同。《史记·赵世家》此条系于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参胡”或“三胡”的含义，史家说法各异。《索隐》云：“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鲍彪《战国策校注》则谓“参错居其边地。《正》曰：'参’，《史》作'三’，因音而讹也。据上文，则'参’当作'东’，字讹”。
又《战国策》卷29《燕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条载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燕文侯在位二十八年，即从前361年至前333年。鲍彪《校注》以为苏秦说燕文侯事，在燕文公（文侯）二十八年（即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战国策》此篇的真伪，目前难于定谳，但苏秦对燕“北有林胡、楼烦”的一段描述，与《史记·赵世家》赵“西有林胡、楼烦”之言，可以相互印证，似乎还不能轻易否定。
赵武灵王、苏秦分析赵、燕两国北方形势，列举相邻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估计是不会有重要遗漏的。然而，他们提到林胡、楼烦、东胡，赵武灵王所言赵“东有胡”之“胡”，一般以为指东胡，但如果考虑匈奴同时称“胡”的背景，则此“胡”也有可能是包括匈奴在内的。却完全不提“匈奴”，令人困惑。笔者怀疑：直到赵武灵王时，即公元前4世纪末叶，中原各国尚未使用“匈奴”的称谓，尚未确认赵、燕两国北方境外，存在一个独立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杨宽：《战国史》第八章《合纵、连横运动和封建兼并战争》第二节《齐联合韩、魏胜楚攻秦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条，介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背景说：“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始于赵武灵王十七年，此时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是否已形成，是否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而存在，在文献中尚无证据，杨宽说赵国“北面同匈奴相邻”，似乎有些笼统。
另外要说明一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李牧所破匈奴，达“十余万骑”之多，一个如此庞大的部落联盟，其形成是不会一蹴而就的。笔者推测匈奴部落联盟的出现，就是在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到赵孝成王十年的近四十年间；就是在赵国乃至秦国北部的边境地区。秦、赵两国长城一线，战国晚期匈奴遗物的大量出土，也可以支持笔者的意见。参见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中原地区使用“胡”的称谓，远比“匈奴”称谓为早。吴荣曾提出：“胡”的称谓出现于文献之中，大约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参见吴荣曾：《战国胡貉各族考》，《先秦两汉史研究》。《史记·匈奴列传》记晋文公时事云：“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顾炎武《日知录》卷32“胡”条云：“《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关于春秋战国“狄”到“胡”的变化，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一节《北狄部落和部落联盟》有相当细致的考证。
另据《韩非子·说难第十二》：“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例说明春秋前期“胡”的称谓，已用来指代北方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文中与郑武公联姻的“胡君”之“胡”，被郑人袭取后的命运，并不清楚，但此“胡”指某一部落联盟，即郑武公所谓“兄弟之国”，则是显而易见的。
“胡”的称谓被普遍使用，可信是在“战国以降”。上引《史记·匈奴列传》谓秦、燕等国沿北边设郡、筑城，目的在于“拒胡”。有些史家试图利用这段文字，证明战国之“胡”为“匈奴”的专称，前引黄文弼所说即其显例。但此说其实是有问题的。这里可以举出关键的反证：战国时期称“胡”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并不限于“匈奴”一种。
《史记·匈奴列传》云：“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文中“胡貉”之“貉”，《索隐》说“即濊也”。“胡貉”之“胡”，司马贞则未作解说。战国初年活动在赵国北境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有些依旧被称作“胡”，不言而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谓“胡服”之“胡”，指北方游牧部落无疑。但此“胡”究竟是某一部落的专名，还是北方各游牧部落的泛称，却有待澄清。
《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条载赵武灵王曰：“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又曰：“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按“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指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事。赵武灵王径言“诸胡”，显示以“胡”为名的部落不止一个。此例可以证明：司马贞未作解释的“胡貉”之“胡”，不是专指一“胡”而是泛指“诸胡”。由此可以设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胡”，也不是专指一“胡”而是泛指“诸胡”。有的学者推测：赵人的“胡服”是“从林胡、楼烦那里学来的”，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思路还是合理的。
《史记·匈奴列传》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事下又说：“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秦开“为质于胡”的“胡”，与“归而袭破走”的“东胡”，应该是同一部落或部落联盟。宋新潮《匈奴早期地域考辩》（《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就认为：“此处'胡’，显然是指东胡。” “胡”与“东胡”互称，表明“东胡”也是“胡”的一种。
关于“东胡”称号的确定，《史记·匈奴列传》“东胡”条《索隐》引服虔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卷102《冯唐列传》“东胡”条《索隐》引崔浩云：“东胡，乌丸之先也，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也。”当是承袭服说。《索隐》引《括地志》又云：“东胡，汉初冒顿灭之，余保乌丸山，因号乌丸。又曰，林胡、楼烦即岚、胜之北也。”“匈奴”既然可以作为“东胡”定位乃至取名的参照，自然可以被称为“胡”。
有的学者推测“胡”与“匈奴”本为一辞，冯家昇说“大抵'胡’系'匈奴’之急读”；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第七卷第五期，1937年5月。白鸟库吉又认为“胡”系“匈奴”首音之省略；［日］白鳥庫吉：《周代の戎狄について》，《白鳥庫吉全集》第五卷《塞外民族史研究下》，岩波書店，1970年。曹永年则说“胡为匈奴之异写”。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份——答蒙古族源之新探》，《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值得推敲的。“林胡”、“东胡”皆以“胡”为名，“楼烦”在应劭《风俗通义》中，又称为“楼烦胡”。《史记·匈奴列传》“楼烦”条下《索隐》云：“《地理志》'楼烦’，县名，属燕门。应劭云：'故楼烦胡地。’”《正义》引《括地志》云：“岚州，楼烦胡地也。《风俗通》云故楼烦胡地也。”另据《史记·赵世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惠文王二年，主父……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也是“楼烦”称“胡”的重要旁证。《战国策》、《史记》所言“三胡”、“参胡”，不论其是否为“东胡”之讹，林胡、东胡、楼烦统统属于“胡”的范围，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另据上引《战国策·赵二》赵武灵王称“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论衡》卷64《纪妖篇》则谓“武灵王遂取中山，并胡地”。说明在赵武灵王的时代，“中山”也是被视为“胡”的。
总之，战国时常见的“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北方各游牧部落，而不是“匈奴”的专名。实际上，《太平御览》所引《战国策》“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大破之，煞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数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即作“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汉书·张冯汲郑传》冯唐又说：“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此处“匈奴”与“襜褴”、“东胡”、“林胡”并举，表明他们在战国末年分属不同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换言之，当时的“匈奴”，只是“诸胡”之一；“匈奴”的称谓，并没有将襜褴、东胡、林胡乃至“诸胡”囊括其中。
二、秦汉之际胡与匈奴称谓的混淆
在汉初人们的意识中，“胡”与“匈奴”的概念，出现了严重混淆，《史记》、《汉书》中其例甚多，如《史记·匈奴列传》说秦、赵、燕各筑长城“以拒胡”，又说“三国边于匈奴”，已见前引，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另据《史记》、《汉书》所载，汉初贾谊、主父偃、汲黯、王恢等人，屡将“匈奴”与“胡”互称；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卷末太史公引贾谊言：“及至秦王……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云：“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卷120《汲黯列传》云：“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载大行王恢曰：“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史记》卷10《孝文本纪》、卷30《平准书》、卷93《韩信卢绾列传》、卷110《匈奴列传》及卷123《大宛列传》，同样将“胡”与“匈奴”互称，可知汉初之人，包括史家司马迁，都在用“胡”的称谓专指“匈奴”。这也许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观念。
然而，黄文弼说“凡《史记》、《汉书》所称之胡人，皆指匈奴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上面所有的记载，都是汉代以后的情形。汉代“胡”的称谓单独使用的情况，在《史记》中更为多见。而所有这些汉代“胡”的称谓，统统指的是“匈奴”，无一例外。前引《战国策·赵二》及《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武灵王语，已证明春秋战国之“胡”，不是特指“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北方各游牧部落的泛称。“胡”由泛指“诸胡”，变为特指“匈奴”，其实是西汉以后的变化。《汉书》卷49《晁错传》载晁错之言：“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按晁错为景帝时人，他将“降胡”与“匈奴”并举，意在区别“已降”（塞内）与“未降”（塞外）之“胡”或“匈奴”。因此，晁错所言“降胡”之“胡”并非是指“匈奴”以外的部族，也并非是在沿用战国时“胡”的观念。
如前所述，战国时代的北亚草原，活跃着许多同属于“胡”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当时常见的“胡”的称谓有两种含义，一是统称秦、赵、燕各国北边“诸胡”，二是分指其中的林胡、东胡、楼烦、中山或匈奴。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凭借武力征服了周边“诸胡”，建立起强大的游牧国家。汉代史籍中“胡”与“匈奴”的混淆，乃至“胡”的称谓固定地成为“匈奴”的专名，正是反映了北亚草原这种新的政治形势。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载：楚汉相争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冒顿既立……遂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冒顿的军事打击之下，相继被纳入匈奴的政治版图。《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又说匈奴“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这个庞大游牧帝国的疆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亚草原。
在匈奴的统一进程中，匈奴与东胡及楼烦、白羊河南王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亚谷侯”条载：“以匈奴东胡王降，故燕王卢绾子侯，千五百户。”同书《韩信卢绾列传》载：“（汉十二年）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居岁余，死胡中。……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集解》引如淳曰：“为东胡王来降也。《汉纪》东胡，乌丸也。”《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文略同。
燕王卢绾在汉高帝死后转降匈奴，匈奴即以为“东胡卢王”。“卢”取卢绾之姓，“东胡王”则是燕国北方境外旧族王号。卢绾入匈奴，定居之处大约就是东胡故地。所领之众的成分则较为复杂：绾“将其众亡入匈奴”，绾所将之“众”当然是燕人；该地区原有居民的族属，诸史并未交待。笔者推测：秦汉之际冒顿征服东胡，将其纳入匈奴的部落联盟后，东胡人大多滞留原地，该部落内部的固有结构也未被打破。因而“东胡王”的称号，才得以长期保留。至于卢绾获授“东胡王”称号，不仅是由于其辖区为东胡故地，而且由于其部众中包含了东胡遗民的缘故。
黄文弼又说：“东胡在冒顿以后与匈奴实已联合为一，东胡亦冒'匈奴’之称，故《史记·匈奴传》称秦、赵、燕三国边于匈奴，实则边于匈奴者为秦、赵，而燕则边于东胡。”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东胡与匈奴“联合为一”，实际上是被冒顿单于的武力所征服，沦为匈奴部落联盟的依附成员。不过，黄文弼提示东胡从此“亦冒'匈奴’之称”，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说，“冒顿以后”的东胡已变为匈奴的东胡部，尽管“东胡王”乃至“东胡”的称号，并没有立刻消失，但东胡的匈奴化进程，却是无可避免地开始了。匈奴与东胡及诸胡之间文化上的接近，可能是他们最终融合的深层原因。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说东胡“今亦称'匈奴’者，其种型无大殊故也，观冒顿初期与东胡通婚一事可见也。故匈奴种人中有东胡人及汉人血液，亦当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正是着眼于不同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婚姻联系，乃至双方“种型”的接近。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则说：“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与鄂尔多斯青铜器伴出的情况，说明东胡系统文化与匈奴系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深刻的。”又提供了不同部落或部落联盟文化上接近的实例。
另据《史记·匈奴列传》：“汉兵与项羽相距”之际，匈奴冒顿单于“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同书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史记·匈奴列传》又载：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同书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作“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按“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指匈奴故“河南地”，冒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楼烦、白羊河南王故地正在此处。楼烦、白羊两河南王，楚汉相争时即已为匈奴所吞并，但直到汉武帝元朔年间卫青出兵匈奴之际，他们仍然占据着“河南地”。太史公所谓“胡之楼烦、白羊王”，正是匈奴之楼烦、白羊王。宋新潮说：“实际上所谓'河南地’，就是在白羊、楼烦王归降匈奴后，这里也一直属于白羊、楼烦王的领地。”宋新潮：《匈奴早期地域考辩》，《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是可以信从的。笔者也认为：匈奴冒顿单于“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之后，不仅允许楼烦、白羊河南王留驻其故地，而且允许他们继续统领旧部。可以进一步推测：匈奴对北方各游牧族的征服，一般只是将其纳入匈奴的部落联盟，而未打破其部落的内部结构。楼烦、白羊王之称号及其部落或部落联盟，秦汉时代得以长期存续的事实，就是一个重要的旁证。
匈奴在东汉中期被汉朝攻灭之后，滞留于北亚草原上的匈奴残部数十万人，转而依附鲜卑，套用黄文弼的说法，这批匈奴从此“亦冒'鲜卑’之称”。据前引《史记·匈奴列传》“东胡”条《索隐》引服虔说，鲜卑本为东胡之种，也就是说，匈奴从此又被纳入东胡的部落联盟。据此，可以获得一种认识：秦汉四百余年间，匈奴与东胡的关系，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在秦汉之际；第二次是在东汉后期。
秦汉之际匈奴与东胡的第一次结合，前提是匈奴对东胡的武力征服，是北亚草原以冒顿单于为核心的政治统一，这一次部落或部落联盟重组的结果，是东胡变成了匈奴的一部分，是东胡的匈奴化；东汉后期匈奴与东胡的第二次结合，前提则是鲜卑的崛起，是鲜卑拓跋部对北亚草原东部的政治统一，因而这一次部落或部落联盟重组的结果，又是匈奴变成鲜卑或东胡的一部分，是匈奴的鲜卑化或东胡化。
事实上，在文化差异或大或小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军事征服及政治统一乃是双方得以重组的起点，文化的差异可能从此而缩小，甚至逐渐达到相互认同。在中国古史之中，此类例证举不胜举。笔者所解析的匈奴与诸“胡”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个案而已。
总之，从冒顿单于时起，以往只是北方“诸胡”之一的“匈奴”部落，跃居北亚草原的统治地位，成为北方“诸胡”唯一的政治代表。战国时的北方“诸胡”——林胡、东胡、楼烦、中山与匈奴，到汉初只剩一“胡”——匈奴及其帝国——了。此时的“胡”是“匈奴”，“匈奴”也是“胡”，二者的合一，构成北亚草原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中原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贾谊等人及前引《史记》各篇，将“胡”与“匈奴”互称，就说明汉初“胡”与“匈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
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史记》有关战国时“匈奴”的描述，将“胡”与“匈奴”互称，同战国史实严重不符，以致后世史家往往被这种现象所迷惑，以为战国之“胡”就是“匈奴”的专称，对此又该如何解释？
《史记》中涉及战国时匈奴的四条材料，即《秦本纪》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将李牧与匈奴长期对峙，《刺客列传》燕太子丹拒绝将樊於期送往匈奴，以及《匈奴列传》秦、赵、燕三国皆边于匈奴诸说，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两条也见于《战国策》。究竟是《战国策》抄袭《史记》，还是《史记》抄袭《战国策》，历来众说纷纭。笔者支持前引何晋的意见，主张“《史记》述战国事时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所据资料”有所重合，而与《史记》雷同的《战国策》中的内容，并非“取自《史记》”，司马迁与刘向其实是各自独立成书的。
依循这样的思路，笔者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即不见于《战国策》的《秦本纪》、《匈奴列传》的两条材料，其“匈奴”称谓的含义都有悖于战国的实情；而见于《战国策》的两条材料，却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上述《史记》、《战国策》中内容类似的两段文字，是司马迁、刘向分别采用的记录战国策词的同类材料，而且几乎是“不加改动地予以抄录”。何晋：《战国策研究》第三章《今本〈战国策〉》。前引《说苑·君道》“燕昭王问于郭隗”条可为佐证。换句话说，《史记》这两处的“匈奴”称谓，之所以能够体现战国时的意义，可能是由于直接采纳了战国的档案，沿用战国人的观念。
《史记》中另外两段不见于《战国策》的文字，则蕴涵了司马迁本人的创意。太史公根据汉初人们的观念，对“胡”与“匈奴”概念重新诠释，在匈奴征服北亚草原的大背景下，将“胡”与“匈奴”合一的新增含义，融入“胡”与“匈奴”等旧有的称谓之中。“匈奴”变为北方各游牧族的统称，逐渐与“胡”的称谓混用。《史记》以汉代新名称、新概念取代战国旧名称、旧概念的做法，另见卷123《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据余太山考证：此条出自元朔三年（前126）张骞西使大月氏归汉之际向武帝所作的报告，但敦煌郡的设立在元鼎六年（前111），因此“今天所见张骞关于月氏故地的报告中出现'敦煌’一名，应该是司马迁用新名取代旧称的缘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三《大月氏》条，第53页）故《史记》径言秦、赵、燕“三国边于匈奴”。司马迁用汉人的观念解读战国的现象，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汉人对此也容易理解，尽管这类文字不免会给后世史家造成误会。汉唐之间，匈奴内部及匈奴与北方其他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失去对北亚草原的统治地位，“匈奴”的称谓也不再是北方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称。司马光编《通鉴》，将《史记》“三国边于匈奴”改为“三国边于戎狄”，原因大概也在这里。
〔责任编辑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