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玺：方寸之地，普天之权

印谱印人印讯

考古界曾有次很奇怪的经历，在江西南昌的一次考古挖掘中，出土文物两万余件，当中不乏被称为“汉代考古之最”的378件金器以及相当于现在百万人民币的10余吨五铢钱……

当时的专家称，这些发现，其面积之大、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创造了汉代侯国聚落遗址之最，考古价值甚至超过长沙马王堆汉墓。

但是墓主人是谁呢？一时难住了很多专家；不管从历史背景还是现场的殉葬规模，让人浮想联翩，实在难以拿捏。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之时，一名工作人员在内棺主人遗骸的腰部位置，偶然发现一枚很小的玉印，印上刻有刘贺的名字。

自此，中国第一代海昏侯——仅仅当了27天皇帝的汉废帝刘贺浮出水面。

▲ 刘贺印章

而揭开这场考古谜题的，竟是一枚小小的印章。

印章，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产物。早在商周时代，印章就已产生雏形。最早的印章普遍认定是战国古玺。“古鉩”或“古玺”应该是先秦印章的通称。后来，秦吞并六国，一向霸道的秦始皇，在印章问题上也有显明表现。在他统一后，就规定只有他的印章才能称为“玺”，而所有臣民的只能称“印”。

到了汉代就开始有了“印章”“章”“印信”“信印”的叫法。一些诸侯王和王太后承袭秦朝规定也把印章叫做“玺”。而“章”一般为军队的将军使用。

到了唐朝，武则天这女人事儿就多了，她觉得“玺”字与“死”字发音相似，“玺”又与“息”同音，所以就决定改玺为“宝”，唐玄宗以后，“宝”就作为了皇帝之玺的专用名称。从此以后的各朝代“玺”和“宝”就并用起来，但除此外，还有很多名称相继出现。

宋金的时候，印章又叫“记”“朱记”“图章”“图书”“合同”。为什么叫“合同”呢？印章作为表征权益的法物，在合同上常用之故（合同制在中国古代就有，判书、书契等合同的书面形式在《周礼》里就有记载）。现在有“合同章”一说，那是指在合同文本上盖的印章，与之前的意思已经大相庭径了。

此后，元代盛行的“押”，明代的“关防”“符”“契”“信”等都属于印的翻版，清代以后逐渐淘汰，唯有“印”“章”延续至今，仍然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印章作为信物的特性，古今基本未变，但唐宋以后不断出现的闲章，可以说明印章有逐步向艺术欣赏转化的趋势。

而真正把印章从权利中释放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大加倡导的，是元朝的大书画家赵孟頫，同时他也是最先采用青田灯光冻石刻印的名家。明清时代，印人群起，追逼秦汉。在几代印人的共同努力下，印章的审美价值越来越突出，从清代起，印章已经上升成为与书画并列的独立艺术品了。

清代汪讱庵可谓嗜印成癖，最多的时候收了数万枚印章。《清稗类钞》中提到，有一次汪讱庵去拜访朋友钱梅溪，见到案头有一枚难得的精美铜印，便想要钱梅溪把这枚铜印让给自己。钱梅溪不同意，汪讱庵不顾“男儿膝下有黄金”，居然长跪不起，梅溪被他弄得实在无奈，只有笑着把印章送给了汪讱庵。

这位印癖先生的举动在当时大约也算得上疯狂了。印章虽然是身份象征，但是汪讱庵不惜身份跪求所爱，实在有趣！

另一则与印章有趣的事情要数胡适之了。胡适之在提倡白话文的暴名时代，意外得到一方上好“鸡血石”，遍求雕刻高手。最后找到了老北平的王牌刻印店——京华刻印店。老板王老系湖南才子，中过举人，书法篆刻水平誉满京城，但有一点，就是对胡适之搞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持坚决反对态度。

见胡适之身穿长褂，眼戴金边眼镜，慈祥和气，上门求“治印”，王老表面以礼相待，接胡先生入内厅上座奉茶，却故意问道：“胡先生是提倡白话文的先驱，今天刻印有什么新花样？”

胡适之赶紧谦逊地回答：“王老夸奖了，小生提倡白话文，不过是为了民众适用白话文的一种新尝试，白话文古来有之，我想再作一次推动努力而已。我的印章请刻'胡适之印’即可！至于王老的雕章技艺之高超，我是慕名而来，有攀高门了。”

王老抓住战机抡口质问：“胡博士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之乎者也’的之字呢。那可不相称吧？”胡适之未作辩答，含笑告辞了。三天后，胡适之收到了印章，上记刻“胡适的印”四个大字，王老暗地施招，弄得胡博士哑口吃黄莲，胡适之即以将错就错，堂而皇之对外行章了，成了著名的胡适“白话文”之印，胡适的名字也就这样被叫开了。

可见，不管是帝王还是普通文人，印章作为一种具有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犹如一朵奇葩，吸引着人们进入这方寸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统治阶级用它作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摇曳在欲望的尘世间；而文人用它作为自我认知的生命表达，开始自篆自刻成风。

如今，这一传统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与其说它是对身份权威的诠释，不如说它是一段历史，一段自我，所不可轻视的人文和艺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