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精神个性的类型

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大千世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海茫茫，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同胞兄弟姐妹，也会存在一定的外貌差异和个性差异。从人才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认识精神个性的差异性，进一步把握精神个性对于人才发展的复杂影响。

从社会的复杂性来看，每个人都具有特殊的精神个性。虽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难移并非不能移，因为个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人类精神个性的总体情况来看，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精神个性进行分类，但从精神个性对人生和社会的影响来进行划分，根据精神个性的品质来进行划分，可以把精神个性分为过分、不足和中庸三种基本类型。

一、过分的个性

亚里士多德对精神个性的分析及其划分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精神个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一切连续而又可分的东西中，都存在着过度、不足和中庸，“有三种品质：两种恶——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和一种作为它们的中间的适度的德性。这三种品质在某种意义上都彼此相反。两个极端都同适度相反，两个极端之间也彼此相反。适度也同两个极端相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3页）。“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精神个性分为三个层次：过分、不足、中庸。在他看来，那些过分的和不足的个性都是不好的，甚至是恶的，诸如放纵、放肆、鲁莽、挥霍、自负、急躁、暴躁、易怒等都是过分的，这些性格都是不好的，而中庸是最好的。实际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人的精神个性是过分的，比如，张牙舞爪、自吹自擂、咋咋呼呼、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虚伪奸诈、沽名钓誉、笑里藏刀、铺张浪费、挥金如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等，都是过分的性格特征，这些精神个性违背和超越了适度性，是与和谐相对立的精神个性。

形成以上过分个性的原因来自主观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失去主体性的自觉，缺乏道德的自律，没有修身之道，随心所欲，但缺少内心的“矩”；另一方面，家庭和社会对这类人过于放纵，缺乏社会公德和法律的他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养虎为患，其结果轻则影响个人的正常发展，重则“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走向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庄公所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所有个性过分的人，没有一个得到善终。

二、不足的个性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过分的精神个性的同时，也分析了一些不足的精神个性。他在区分两类不同精神个性时，一般是用对立范畴的双方来确立过分与不足两种对立的性格特征。

亚里士多德认为，与鲁莽相对的是怯懦，与挥霍相对的是吝啬，与自负相对的是自卑。鲁莽、挥霍和自负都是过分的性格特征，而与之相对的怯懦、吝啬和自卑则是不足的性格特征。鲁莽是不该冲动的冲动了，不该出手乱出手，表现为没有理智和头脑的蛮干；怯懦则是胆小怕事，该出手时也不敢出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挥霍是不该乱花的钱花了，一掷千金，甚至挥金如土；吝啬则是该花钱时不花钱，是典型的守财奴。自负则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自我评价高于个人实际；自卑则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自我评价低于个人的实际水平，因而导致缺乏自信。所以，与放纵、放肆、鲁莽、挥霍、自负、急躁、暴躁、易怒等过分的个性相比，怯懦、冷漠、麻木、自卑、拘谨、吝啬、拖沓等都是个性不足的表现。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类性格都是不好的。

亚里士多德看到过分的个性和不足的个性是个性形式的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甚至是恶的，认为两种不同性格的距离能够使人产生不同的个性判断。他指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相比显得鲁莽，同鲁莽的人相比又显得怯懦。同样，节制的人同冷漠的人相比显得放纵，同放纵的人相比又显得冷漠。慷慨的人同吝啬的人相比显得挥霍，同挥霍的人相比又显得吝啬。所以每种极端的人都努力把具有适度品质的人推向另一端。怯懦的人称勇敢者鲁莽；鲁莽的人又称勇敢者怯懦，余类推。但尽管两个极端同适度相反，最大的相反却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因为首先，让极端相互间的距离比它们各自同适度品质的距离更大些。这正如较多离较少、较少离较多的距离比它们各自同相等的距离更大一样。其次，有些极端与适度之间还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如鲁莽与勇敢，挥霍与慷慨，但是两个极端之间却总是表现出最大的不相似。既然相互远离的事物被规定为相反物，那么越相互远离的事物也就越相反。在某些场合，不及与适度较为相反。在另一些场合，过度同适度又较为相反。例如，与勇敢较为相反的不是作为过度的鲁莽，而是作为不及的怯懦。与节制较为相反的不是作为不及的冷漠，而是作为过度的放纵。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事物自身的性质。由于两个极端中有一个同适度的品质较接近、较相似，我们就不把这个极端，而把它的相反者与它相对立。例如，由于鲁莽显得比怯懦更接近于勇敢，我们把怯懦而不是把鲁莽看作勇敢的相反者。因为，离适度的品质越远的极端就显得越与它相反。这就是事物自身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自身的性质。那些我们越是出于自身本性而爱好的事物，就越显得与适度的品质相反。例如，我们比较倾向于快乐，所以比较容易放纵（而不是做事体面）。”（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4页）

简言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怯懦者可能认为勇敢者鲁莽，而鲁莽者可能认为勇敢者怯懦；自卑者可能认为自信者自负，而自负者可能认为自信者自卑；吝啬者可能认为慷慨者挥霍，而挥霍者可能认为慷慨者吝啬。在现实中，有的人误把鲁莽当勇敢，误把自负当自信，误把怯懦当谨慎，误把愚昧当忠诚，误把挥霍当慷慨，误把谦虚当虚伪，误把放纵当潇洒，误把易怒当豪气，误把急躁当坦诚，可谓不一而足。对个性的错误认知，客观上必然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影响到修身养性中的自律。

三、中庸的个性

中庸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中西思想家共同创造出来的重要的精神财富。相对于过分的个性和不足的个性，中庸的个性则是最完美的。

在中庸思维方面，中国古代中庸思想可追溯到《周易》，但主要形成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中庸”也就是“中道”“中行”，意思是无“过”与无“不及”，注重适度、恰当和不偏不倚，以达到和谐境界。《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先进》还说：“过犹不及。”《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认为，中行就是不偏不狂，也不偏于狷。孔子反对极端，认为“过犹不及”，这里说的“中行”，实际上就是中道或中庸，是指做人做事的适度恰当。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贡》）意思是说，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由此可见，孔子把刚、毅、木、讷视为比较理想的精神个性。

在孔子影响下，荀子也主张根据“礼”或“中道”修身养性。《荀子·修身》认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剂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昭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孙安邦、马银华译注：《荀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荀子在注意个性差异的同时，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针对个性的不足或过分，尝试用其对立面给予补偏就中。邵雍认为“人得中和之气则刚柔均，阳多则偏刚，阴多则偏柔”（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从中庸角度来看，孔子、孟子、荀子、程朱理学都讲节欲，用中庸节制欲望，以实现个性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个人的修身养性、立德如果通过“执两用中”达到了中庸，就是实现了道德的最高标准。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希腊中庸理论的集大成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注重节制、适度与中庸，认为中产阶级处于“毋过与毋不及”的最佳地位，具有节制和中庸的美德，最适合做统治阶级。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善，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他在《大伦理学》中指出：“要想在道德方面获取好声誉的人必须在每种情感上保持中庸。因此，做有德行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很难在每一场合都把握住中庸。”（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希腊位于半岛，气候适中，避免了热带炎热和寒带严寒对智力的负面影响，因而希腊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最适合做统治阶级。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他强调创造主体适量的黑胆汁，注重作品的中庸和观众情感的适度，认为“每一种技艺之所以做好它的工作，就在于选择居间者，并以它为标准来衡量其作品（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谈起某些艺术的好作品时，常说它们不能增减任何东西，意思就是说过多和不足都会破坏艺术作品的优点，而执中则保存了这优点；而好的艺术家，我们说，在他们的工作中所寻求的正就是这个），如果美德比任何技艺都更精确、更好，正如自然也比技术更精确、更好一样，那么，美德必定就有以居间者为目的这个性质。我是指道德上的美德；因为正是它才与主动和被动有关，而正是在这些里面，有着过多、不足和中间。例如，恐惧、信心、欲望、愤怒和怜悯，以及一般说来愉快和痛苦等感觉，都可以太多或太少，而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好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以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这乃是美德所特具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5页）。他这段话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以“居间者”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第二，各种感觉太多或太少都不好；第三，应适当的感受这些感觉。另外，他在《政治学》中还强调，音乐教育应该符合三项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由此可见，亚氏已经自觉把中庸思想贯穿于全部艺术活动之中，即艺术家→作品→作品接受者，这三者都需要达到中庸。亚里士多德把中庸看作极端的美，这说明他深刻把握了艺术创造的本质及其规律，与中国古代艺术的中和之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对中庸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4页），而“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页）纵观亚氏的哲学观、社会观、地理观、伦理观和文艺观，他自觉把中庸当作一把重要的钥匙和思维方式，用来遥控他思想宝库的大门。亚里士多德中庸之美与反对两类极端的个性是相辅相成的：“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毋过无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5页）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推崇中庸之美，是建立在他对辩证思维的理解上，他既反对过美、过强、过贵、过富，又反对太丑、太弱、太贱、太穷。其实，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乐极生悲，富不过三代，历史哲学客观上昭示了两个极端的荒谬性，因为真理超越了一步，往往就变成谬误。

以上对中庸之美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简要梳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理论，在精神个性中，自制、节制、明智、勇敢、自信、慷慨、温和、大度、大方、坦诚、真诚、率真、朴实、谦逊、忠诚、踏实、诚信、机智、幽默、诙谐等，都属于中庸的范畴，具有善和美的意蕴。

在以上对三类精神个性分类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同一种分类中，还可以细分为若干不同的个性类型，比如在过分的个性中，还有自负、骄傲、鲁莽等不同的个性差异；在不足的个性类型中，还有自卑、软弱、怯懦等不同的个性差异；在中庸的个性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个性特征。

此外，亚里士多德对精神个性进行分类的依据是精神个性的品质，在分类时已经预设了个性的褒贬色彩。但是，这种按照个性品质进行分类的方法，客观上不能取代和代替对所有个性的分类。比如，有些个性类型本身不存在褒贬，而只是不同的个性特点而已，比如内向与外向是完全不同的个性，但二者没有本质的对立；优美与壮美也是完全不同的个性，但二者也没有本质的对立。特别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艺术风格或者人的个性，也不能单纯只用品德这单一的维度作出过分、不足和中庸的分类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