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周养俊：说说话
说 说 话
文/周养俊
结婚干什么，老人们给他的子孙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拉灯睡觉，开灯说话。
这个总结实在是太生活化了，细想还真有水平。拉灯睡觉，自然不需要多说。开灯说话，确实非常重要。人，每天都在说话，男人说男人的话，女人说女人的话；大人说大人的话，小孩儿说小孩儿的话；上班说上班的话，下班说下班的话；朋友说朋友的话，同事说同事的话，夫妻说夫妻的话……
凡此种种，总之，人有说不完的话题，说不完的话。仔细想，一个人从幼时哑哑学语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一生要说多少话？谁人能数得清？
说话，是人与人交流最原始、最基本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即使社会再进步、历史再前进、技术再发展、信息再广泛，也没有哪个国家不让人说话了。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的交流中，说话依然十分重要。
说话，对于夫妻来说确实重要，一男一女要长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就必须具有共同的语言，这共同的语言自然是建立在志趣相近、爱好相同、理想统一、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说不完的话，才有可能不吵架、少吵架，才有可能吵完了架又很快坐在一起继续说话。我曾与一位80多岁的老夫妻做邻居，每天早晨看见他们一起在厨房做早餐，每天晚饭后他们又互相搀扶着到公园去散步，干着说着，走着说着，不知道他们怎么有那么多的话，总是说不完，从来没看见过他们红脸，也从来没听见过他们吵架。我曾问过那位大爷，他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这把年纪就剩下说话了，话都说不到一块儿，那怎么还能叫做伴儿呢？”
夫妻是这样，朋友也同样是一个道理。生活中常说这么一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此话前半句讲的是喝酒要和挚友喝，后半句讲的是说话要找知己的人去说。看似说喝酒，实际上讲的还是“说话”。
言论受到限制，比行动受到限制更让人痛苦。“十年”期间，一位老战士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一有机会他都要主动和那些看守他的人说话。许多年后，有朋友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他说：“再不和人说话，我就会疯了！”他说那个时候对他折磨更严重的是寂寞孤独。
当然，说话也有个度。记得我开始工作的单位很重视保密工作，它要求涉密人员：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关键是不该说的不说。曾有一个人就因为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关进监狱，后来又被送到乡下。这个教训讲了几辈人，讲了无数次，它告诉大家某人犯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曾在山西省太原市附近参观了一座“庄园”，这个庄园的老庄园主给他们子孙定的家训是“智者不言，言者不智”，他的子孙们遵从教诲，认真执行，结果一代一代不是当了高官就是成为有名的大商人，把庄园建成了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池，如今依然竖立在晋中大地上。由此看来，“言多必有失”，话还是少说的好。
不说话是不可能的。如果哪个人忽然不说话了，那肯定是身体不适了，或者是遭遇重大挫折了。曾经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提醒他的下属：“哪里如果鸦雀无声，哪里就一定会出大的事情。”这位领导同志认为一个地方有杂言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坚决反对的话都不讲了，那就是有问题了。事实告诉大家，惊雷都响在无声处。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人们拿言论自由来衡量一个国家文明、一个当权者英明的程度。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概也因为如此。
有人曾对“和谐”二字作过解释，说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有饭吃，而且能吃饱饭；如果一个国家人人都有话说，有说话的地方，人人说话有人听，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可以说是和谐了。
作者简介：周养俊，主任记者，西安邮电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邮政作协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职工作协主席、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出版各种文学作品集及长篇小说18部，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中国当代散文大奖、五一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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