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父亲(之一)

又是清明!

还是个节!最不喜欢的一个节,却又是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节。每每这个时候,心里的痛、对父亲的追忆就一点一点地从心底浮起。

众所周知,自古至今,对中华民族社会人心影响最大的书有三本:《易经》、《道德经》、《论语》,小至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无不可以从中受益。
或许受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是爱看书。
父亲是解放前跟随我的伯父与二姑父一起,从邵阳跑到南县来讨生活的。有天傍晚,家住华容的王叔叔到家里来了,母亲多炒了几个菜,父亲又亲自下厨做了个下酒的腊牛肉,就与王叔叔一起喝酒。腊牛肉是我父亲的最爱,也是他的保留节目。这道菜需要极好的刀工,跟着伯父切烟笋过来的父亲刀工自然不在话下。父亲用筷子尖夹起一块切得像小纸片般薄薄的牛肉,端起小酒杯,又聊起之前的苦日子,对着一旁正吃着饭的我说:“多吃点!你要晓得,我到南县的时候还只有十多岁,屁大的一个小孩,是跟着你伯父他们乘小船沿资江漂流才过来的。那时候甭说吃牛肉,能闻下牛肉香就能吃上两晚饭了。”后来我也听伯父讲过这段经历,说他们在船上呆了好些日子,酒都喝了几坛子。家里很多人都讲伯父的酒量很大,从来没有醉过。
父亲的老家是在邵阳新邵的一个小山村。战争让很多家庭衣食无着,病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外出寻找活路,是很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想必父亲他们也是如此。”我常常这样想。
小时候,我就常常下意识地从地图上找寻邵阳,也很向往邵阳。邵阳自古称“宝庆”,历史悠久,当时的南县却是历史很短的小县城,是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兴旺起来的移民县,直到我高中毕业多年,南县才迎来“百年县庆”。因为作为洞庭湖畔的一个泥沙淤积形成的冲击洲,实际上南县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建制定名。处于八百里洞庭腹地的南县仰仗着“鱼米之乡”的盛名,广袤的平原,丰富的物产,吸引着很多很多的外乡人前来休养生息、定居发展。包括我的父亲、伯父和二姑父他们。
邵阳的厚重、南县的灵动,就这样被命运神奇地组合到了当时还很年轻的父亲身上。不知道这种地域文化上的高度融合,是否造就了像父亲这样的扎根南县、定居南县的宝庆人性格方面的多元呢?

我生下来就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爷爷。据说当时在村里威望甚高的爷爷在五十年代就过世了。但妈妈生我的时候,奶奶刚好从邵阳到南县来住了一段时间了。奶奶抱着刚出生的我,高兴得不得了,连说了好几声:“好哈崽!好哈崽!”这句邵阳方言,表达的是奶奶对父亲中年得子的喜悦之情。

因为我是父亲得到的第一个儿子,也是父亲的独子,自然让奶奶开心。
奶奶是个坚强而豁达的女人,一辈子生育了不下十个子女,留下了五男三女。其中就有三个都已经在南县扎根了,奶奶还是割舍不下这份牵挂。但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奶奶最后一次到南县了。父亲是奶奶的第二个儿子,我出生之前,同在南县打拼的伯父已经生了三儿一女,二姑妈更是成为了五男一女的娘,而父亲只有一个女儿,却因为离婚,把女儿留在了农村出嫁了。我后来见过父亲的前妻陈姨,是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女人,只是那时脸上有几颗麻子,但那种很娴熟温婉的样子,给他的印象还蛮好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离婚的,我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因为父亲脾气不太好的缘故。

我是父亲重组家庭后到来的唯一的一个新生命。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南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母亲是带着一个不到五岁和一个不到两岁的两儿子,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一起过来嫁给父亲的,母亲还有个大女儿,我叫她秀姐,那时候已经成家了,应该也正是有孕在身,因为她的儿子不久后也出生了。而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属于高龄产妇了。我一直认为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年逾四十的母亲还选择把我给生了下来,成为她的最后一个子女,可以想见母亲的勇敢与不易。当然,应该也是为父亲考虑的成份更多吧。

我还只一岁左右时,母亲的二女儿兰姐经父亲做媒,嫁给了二姑妈的二儿子湘华。很长的一段岁月,我们就是五个人生活中一个屋檐下,我第一次看到的户口本上也是这样写的:户主,妻子与三个儿子。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十多年,直到老大乐华结婚成家。我长大后,才深刻地感觉到:其实在当时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内乱导致生产趋于瘫痪,计划经济严重束缚着社会的发展,老百姓过得都是紧巴紧巴的,太不容易了。整个国家都穷啊,当时生活所需还得凭票,什么粮票、肉票、布票的,就连生活用水都要到专门的供水站凭水票去挑回家,那个时候家家都有一口大水缸。有时我放学回家早,也挑着一担水桶去堤上的供水站挑水。刚开始,有点担不起,两只水桶不停地晃动,一桶水到家就只剩下半桶左右了,还得多跑几个来回才能挑满半缸水。邻居们却还是不吝惜各种表扬:“军伢子,真懂事!”,“军宝,这么能干啊!”我后来逐渐感受到父亲的伟大,在于他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切,一个人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个家,无怨无悔,甚至完全地不图回报。说实话,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很多男人做不到这样。但孩提时代的我,完全不懂得这些,也不可能理解其中的况味。

十三岁那年,奶奶八十多岁了,我第一次去了我向往的邵阳老家,是过年的前一天三叔从南县带我去的。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坐了一天多火车,还走了几个小时的夜路才到奶奶家。在老家,最喜欢陪奶奶聊天,奶奶经常跟我说起这些事,她记忆力超好的,手也很巧,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还能剪窗花、做针线活。那几天,她常常边剪窗花或者边吃着葵花籽边对我说:“宝崽呀,你要记住:你屋里爸爸是个大好人啊!”

我只知道,父亲并没有读很多书。那年头,家里人都养不活,哪还供得起上学啊?在父亲的兄弟中,比父亲小十岁的四叔读书最多,后来还当过教育局领导。但很奇怪,我的印象里,父亲却是个学识渊博之人。仅读了小学的父亲竟然还当过老师,做过会计,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创作,是用当时的材料纸写的。我一直觉得父亲的字写得挺好的,刚劲有力。他看到的时候,已经誊写过了,算是完整版本,很有故事性。题材取自古代一个秀才求学成才的故事,有点戏曲化的味道。主人翁的名字他一直没有忘记,叫刘天赐。

我一直真心佩服父亲的。在解放前那么艰苦的年代,不敢想象,父亲是怎样在应付生计的同时,还能静下心来学习知识,这需要有多大的规划和毅力才能支撑啊!而且,后来发生的一些事,父亲也足以让我更加叹服的了。所以,在我6岁多,父亲给我一本几页纸的很薄很薄的印刷本《增广贤文》时,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首先,我知道父亲给我读这个一定有目的,其次,那几页纸上的文字极其精炼,尽管有些意思一下子不明白,但因为读起来朗朗上口,我还是爱不释手,后来还用新的作业本抄了一遍又一遍。至今,里面的很多文字还记得很牢,有的甚至可以张口即来。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篇传统经典。

后来有首流行歌曲叫做《黄土高坡》,第一句歌词“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让我感觉特亲切,因为我家就住在黄土包。那个时候,我家的房子还是土砖做的。下大雨的时候,房子就总是遭受上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冲下来的雨水的冲击,感觉房子很不安全的。而且屋顶很容易漏水。家里的桶子、盆子,常常被当做接漏水的工具。我后来学到了一首唐诗,总是打趣说,这就是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景。

我母亲很勤劳,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家照顾我们兄弟仨,还要养猪。养猪是母亲作为副业赚点钱贴补家用的一个手段。那是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养猪还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有点偷偷摸摸的意味。对外还只能说是把猪养大过年杀了吃猪肉。在那个八十多平米的土砖屋最后面,母亲还专门辟出个十个平米大小的猪舍。多的时候,家里养了两头猪。母亲是个爱卫生的人。尽管是“人畜同屋”,但去猪舍其实还要走过一条十多米的通道,与我们的住房还是完全分隔开了的。有熟识的朋友和街坊到家里来,看到猪舍都总是打扫得很干净,无不称赞母亲的能干。但对于在城里喂猪来讲,猪食是个不小的压力。母亲解决猪食的途径有三个,一个是挨家挨户去收集剩饭剩菜潲水等,一个是去购买一些米糠、酒糟什么的,一个是去荒郊野外割些青菜青草什么的。母亲一般不让我们参与喂猪,要我们安心学习。我和老二云华还是主动去割过草。

母亲厨艺很棒,能做一手好菜,办个一两桌饭菜,对于母亲来说根本不在话下。而在我家,摆上一大桌子菜是常有的事。父亲是个豪爽又热心的人,家里亲戚本来就多,父亲的朋友还很多,有几个还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如住在河那边、华容操军的王叔叔,被我一直叫做“三叔”,跟父亲那是亲如兄弟,经常走动走动,家里有什么事从不避讳,还有一个是住在乡下、九都大洲的林叔叔,也是一到城里肯定会到我家来,林叔叔除了在家种田,还是个练家子,他还答应父亲收我为徒的。那几年,我家也几乎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父亲常说一句:“吃不穷,穿不穷,盘算不清一世穷!”其实,喝酒开心的是父亲,辛苦操心的是母亲。那时的母亲还好,任劳任怨,没什么怨言的。家里面倒也风平浪静,其乐融融。

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母亲做的年饭。南方的春节下雪,在那个年代还是常态,以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都固执地认为:过年不下雪,那还叫过年?根本不像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过个年下不下雪,完全靠不了谱。每逢一到腊月,母亲就开始张罗着准备年货。那时候单位上也发年货的,鱼呀、肉呀、鸡呀,什么的,总是可以装上一脚盆。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洗得干干净净,再从头到尾抹上食盐,然后用铁丝做很多小铁钩钩好,在外面凉晒些日子。差不多到腊月二十了,家家户户开始薰腊货。大都是自己改制的那种废旧铁皮桶作为薰制工具。大抵是铁皮桶下端开个四方孔,剪出来的那块铁皮可以做个小门,放进去一个装了木屑的盆子,铁皮桶上方敞着,用粗钢条或角钢或竹杆挂起钩好了的、要薰制的鱼、肉、鸡、鸭什么的,在上面再用报纸或蛇皮袋或麻袋严实盖住,下面生火点着木屑就可以薰制了。木屑烧完了打开小门添加进去继续薰就行了,往往是你家薰罢我登场,挨邻打舍的都不分你的我的。薰出来的腊货金黄金黄,冒着油流光溢彩的,煞是好看,让人忍不住掉口水的。

我家的传统是早年饭。这样其实总是更辛苦了我的母亲。往往是腊月二十九晚上,母亲就把筹划好了的年饭菜开始准备,一般也少不了十个大碗,如果有亲戚在家过年,那还会备个十二个、十六个菜,反正一大桌子。大年三十凌晨三四点钟,母亲就起床张罗起年饭来,那年头都是烧藕煤。两个煤灶不够,母亲一般会临时开一、两个烧柴火的灶。母亲基本上要守着这几个灶,为那十来个菜,忙活二个小时左右,父亲会打打下手,等菜差不多可以上桌,母亲才开始叫我们起床,总是会少不了说上一句吉利话:起来咯,发财咯!

我一直觉得,老娘的那一声叫唤,才应该是人间最美的“中国好声音”!

小时候吃年饭,我喜欢抢着做的就是放鞭炮,每当菜上齐了,酒倒好了,人入座了,鞭炮就点响在门外了,随着那硝烟轻轻柔柔地在屋子里漫开,浓浓的年味就真个儿盈满心头了。那叫一个喜庆呀!母亲做的年饭,有两道菜是永远少不了的:一道是糯米肉丸,又叫珍珠丸子,里面放了香油、胡椒、姜末,蒸得晶莹闪亮,吃得入口醇香,回味无穷,另一道是青菜,最后上桌,母亲最爱说:过年吃青菜,一年都清清济济……

那时候,过年的那几天,到伯父、二姑父家去拜年,还有我们三家的轮流做庄吃饭,就是最开心的事了。7岁的那年春节,到伯父家拜年,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饭桌旁,不知是伯父家的老二还是谁,无意中赌起我喝酒,之前我还真没有喝过什么酒,那一次可能是赌起来了,我看了父亲一下,父亲估计在和亲友们聊着正欢,没太在意,我那不怕事的性子瞬间升腾起来,便端起酒杯,很豪爽地说了一句:“喝就喝,多大个事啊!”说完,一饮而尽。顿时,掌声响了起来。父亲朝我微笑了一下,伯父马上表扬了一句:“这才是我们刘家的好崽!”意犹未尽,伯父又端起酒杯,补上一句:“要我看,军伢子以后可能还是咱刘家的大出息,如果从政,至少可以做个县太爷......”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喝那么多酒。但伯父的话,却一语成谶了:我没有从政。

那次喝酒,把老娘吓坏了。老娘并不识字,但我知道这是她内心的原动力:她一定要让她的儿子会读书、有出息!可是,老大并不爱读书。初中刚读完,就执意辍学去学徒弟。他的师父姓孟,与秀姐是邻居,与大姐夫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同事,老大去拜师学徒,应该是秀姐的安排了。母亲好像有些生气,但拦不住。老大就真的辍学了。后来成了当地一个“著名”的泥瓦匠。说他“著名”,是因为二个原因,一个是手艺高。那时候还流行砌清水墙,他的清水墙算是有口皆碑,这个我也是见识了的,的确砌得很漂亮。那个砖缝、那个线条,整齐划一,清清澈澈,令人叹绝。在我的感觉在,老大一直是个非常聪明也很善良的人,也许是读书不多,算计不了别人,手艺这么好,后来还是被人家算计了。第二个原因是爱喝酒。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染上的酗酒的恶习。在家里的时候,父亲的仁慈并不限制我们喝酒,尤其是逢年过节是允许我们端杯的。所以我也算很早就会喝酒的了。可是我真的没搞清楚,老大以后怎么成了一个“酒迷糊”的?这个毛病,也许是被别人看扁、又被利用的原因吧!老大的媳妇是一个大美女,也特别贤惠孝顺,对我们两个老弟也很好,父母亲都很喜欢她。我老婆也是她主动介绍的。但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想必是老大实在让她受不了。

很多年后,很多人说起老大,总是无奈地摇摇头,尤其是对门的邻居陈娭,免不了叹叹气:“唉,这么好的一个伢子,可惜了!”大家都觉得他被酒毁了。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他仍习惯性地在逆向思考: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应该说每个人都有其自然的宿命。老大的宿命,其实从辍学就开始了。

而我刚到7岁,顺利地上了小学,被编入了东方红小学第28班。学校一直是南县最好的小学。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姓夏。我认为我们那个班也许是当时最好的班级了。女同学齐刷刷的长得漂漂亮亮,男生也几乎个个聪明得很,的确令人羡煞。我记得但凡学校和县教育局组织的什么活动,我们班只要参加,别的大抵只能考虑第二名了。同学们的优秀,不仅是在学习成绩整体突出,还在于唱歌、跳舞、演讲、绘画、办手抄报等等方面,我们也总是拿得出数一数二的人出来。甚至是课堂纪律,包括排路队,我们班也往往是全校最好的。整个班级的氛围非常好,大家都沉浸在相互友爱、相互鼓励的状态之中,大家的感情很融洽,想必是彼此之间的“获得感”都非常好吧?

现在每每看到学校门口伸长脖子巴望着孩子走出校门的父母亲,我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才有意思,父母亲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我们上学都是自己去或者按路径安排路队长组织一起去,放学是排队回,既培养了团队意识,又训练了遵守秩序的习惯,多好的事啊!

我上学的路上,要路过几个同学的家,于是我又多了一个职责:叫上小伙伴一起去上学。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女同学叫王晖,她一般是我去叫的第一个同学,可是她往往起床很迟,有几次甚至我到了她家,还没起来。有一次,她妈妈直接让我到她床上去叫她。我竟然还很高兴,也不管她穿没穿衣服,掀开被子就大叫起来:“懒虫,还不起来,要上学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滑稽。后来,王晖还成了我这一辈子与我同学时间最长的人。

我们班是教语文的夏老师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个班级。这班同学的优秀,让夏老师也很开心。她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造纸厂家属区,夏老师还经常带我们同学去她家。我作为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自然去得比较多了,包括有时候去帮老师批阅考试试卷、打分什么的,也因此认识了她那位在造纸厂工作、戴着眼镜、很憨厚很实在的先生。记得夏老师留我们吃饭,还是他给做的饭吃。

这样的学生生涯,甫一开始,就让我的童年充满着快乐和自信。父母亲忙于生计,也没什么时间管我们兄弟三个。那时候我家老大已经上中学了,老二和我在读小学。也许由于年纪太小,不谙世事,我根本没有考虑过父母亲的负担。但好在我自己学习的事,还是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被评为“三好学生”是常有的事。放学回家我总是很快就会自觉完成家庭作业并搞好复习。还有很多时间与小伙伴们玩游戏。后来很多人突然发现,那个年代的童年其实才是真正纯粹的童年。当时可以玩的游戏可多了,男孩子玩滚铁环、打弹子、打水枪、打弹弓,女孩子会跳房子、跳橡皮筋、跳绳、踢毽子等等,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快乐。那些游戏,大都是需要伴一起玩的,我的几个发小就一直又是玩伴。不像后面80后、90后玩的那些电子游戏机,把很多小朋友给开始“宅”住了。我们那时候,户外才是游戏的空间,团队才是胜利的保证,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那时候的小伙伴们都比现在的小孩子体质要好,现在的年轻人团队意识相对差点的原因之一吧?

快乐的童年,给了我无忧无虑成长的空间。那个时候,我学会了下象棋。因为父亲爱下象棋,我就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给父亲倒上一杯茶后,我就撑着个脑袋看得有滋有味的。但看棋由此也落下个坏毛病了,就是喜欢指指点点。也知道“观棋不语真君子”,下象棋可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可直到现在还是偶尔有点忍不住。不过棋艺进步还是挺快的,我会下棋后,第一次跟父亲下棋,就把父亲给赢了。输了棋的父亲竟然开心极了,还用胡子在我脸上扎了几下,这也是奖励吗?

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早操时间,少先大队辅导员告诉同学们,学校打算组建鼓乐队,学校准备配置一整套西洋锣鼓,还将给每个鼓手统一服装。我来了兴趣,立马叫上好朋友周刚一起报了名,经过老师筛选,我被安排做鼓乐队队长,敲领头锣鼓。好长一阵子,我一走路,头都是昂得老高老高的。

那段时间,时值梅雨季节。南方的梅雨总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偶尔还伴着暴雨。我只得通知各个鼓手在放学后集中到一个教室练习。大家都练得很勤密。我有时放学回到家,感觉手还痒痒的,便忍不住拿着桶子当锣鼓敲。

可是有一天,练完鼓冒着大雨回到家,发现家里乱成一锅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一脸诧异地询问父亲。父亲的脸色有点难看。母亲用手指了指,算是回答。原来这场大雨把我家西面那堵土墙泡垮了。靠墙的床铺都被倒下来的土砖压垮了,屋里到处是泥土,到处是水渍,母亲正忙着收拾。怎么会这样?练鼓的兴致被眼前的场景冲得无影无踪了。母亲倒是有点少见的乐观:“幸好不是晚上倒的,不然命都危险……”

父亲一度陷入了沉思。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砌新房子!把我给高兴得蹦了起来,想象着有新房子住了,饭都多吃了两碗。母亲看来有些着急,收拾饭桌的时候,还在嘟囔:“这得要多少钱啊!”要知道,那年头,钱金贵着,几年后才出现“万元户”这个概念呢!

后来我说:我其实就是那种少不更事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过父亲的压力、母亲的艰难,总是觉得家里尽管不算富裕,但也不愁吃不愁穿的,就挺好了。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

没想到父亲说干就干。听父亲说要建3间砖瓦房。当晚就请了住在斜对面的邻居、专门做建筑的程师傅过来商议。他与父亲是那种很心仪的朋友。程师傅是从农村进城的,在我家对面买了一座破旧的房子住下来。那房子原是一个孤寡老人的,老人死后,房子就几乎废弃在那里了。据说程师傅以很低的价格盘了过来。后来他们两口子在老街做起了百货批发,几年下来很快发达了,旧房子改造建了一栋小楼房。闲暇的时候他总是喜欢到我家坐坐,与父亲聊聊天,听父亲讲一些见闻、一些历史故事。那个时候的父亲,在一家国营工厂负责,主要生产电机,隔三差五地出下差。去的地方也很多了,见识的也多了。程师傅爱听父亲讲这些东西。他们两人往往就着一杯清茶可以聊上几个小时,有时候我学习搞完了,准备休息了,他们还谈兴很浓的。这次父亲说请程师傅建房子,我当时就想:程叔叔家生意那么好,还经常要外出进货,哪有时间给别人砌房子呢!八成是不会答应的。没想到,程师傅当场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临走起身,程叔叔对着父亲很坚定也很豪气地双手抱拳说:“就凭您老刘这份信任,我一定帮您把这房子建好,生意耽误不了的,放心!”

这件事,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父亲的人格魅力。真正好的沟通,有价值的谈判,一定是建立在一种认同和信任的基础上的。父亲的真诚正直,父亲的急公好义,才是程叔叔宁愿耽误自家的生意,也要把我家的房子建好的根本原因。有人说,还不是为了赚钱,我真不同意这个说法。首先,程师傅在接手我们这个房子建设之前,已经主要从事百货批发生意了,而且做得风生水起;其次,当时这么一个房子,造价并不高,当在万元之内,如果说赚钱,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因此,对有人评价说父亲“性格不好”,我也不敢苟同。我认为,父亲的性格是多元的,的确有他急躁的一方面,但他的沉稳,估计却少为人懂。读懂父亲这种看似矛盾却浑然一体的性格组合,才算真正读懂了父亲。

后来,我问过父亲:“怎么没想让孟师傅或大姐夫来砌这个房子呢?”父亲看着我良久,轻轻叹了一下,说:“没有一个决定会面面俱到的。你还小,不懂这些的!”

天气转晴后,旧房子很快就开拆了。母亲每天在临时搭的一个棚子里为工人师傅们做饭。这是他们那里的习惯。后来我再次改建房子,建了一栋三层楼时,还专门租了一个房子做饭。

当时,不远处的沈家主动腾了2间房子给我们住。沈家的房子很大,沈叔叔是开卡车的,在县城最红火的百货大楼工作。他们家条件当时在我们那条巷子里算好的。我们两家本来关系就好,平时母亲做点什么坛子菜,总少不了送过去一碗的,他家又从外地带回来什么大路货,沈叔叔的老婆也会分给我母亲一些。有人说:“脚步为亲。”此话不假,人与人是走亲的。沈家有两儿两女,而且沈家的大儿子江波与我家老二还是很好的同学,沈家的二女儿也在我一个学校,但比我低一届,沈家的小儿子是个特别不爱读书的主,只爱玩。所以,建房子的那段时间,我们就两家变一家了。但晚上基本上没办法搞学习了,聊天、玩游戏,总是玩得不亦乐乎。

我有点不胜其扰,可是没办法,“寄人篱下”啊!有了“经验”后,我总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做完了再回家。索性晚上陪他们疯玩。慢慢地我成了话题的中心,放开了什么都聊,倒也乐个大家都开心。那个时节,已经是夏天了。但当年的夏天,根本没有现在这么热,倒是蚊子显得多些。那年头,也没有空调,电扇都是稀罕物。大人们差不多是人手一扇,最常见的是那种蒲扇,我们晚上基本上都是睡着外面的竹铺上,竹铺不够的就用两把条凳搁起一块门板,上面铺上凉席,可以睡两三个小孩的,大人们总是在一旁轻轻地摇着蒲扇为小孩子驱赶蚊子。

如果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那里夏天的晚上是可以“夜不闭户”的,不知道你是否相信?但这是真的,我们整条巷子都是这样,竹铺挨着竹铺,或者蒲扇对着蒲扇,如果讲话声音大了,整条街都听得见。常常是某个小孩子讲个什么笑话,立马笑遍一条街的。接着总会听到某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笑骂一句:这鬼崽子!还不快睡!

那条巷子不宽,最宽处也就五六米,我家在顶西头,中间有一段石板路,一米二长的大麻石一块挨着一块的连起来,有五六十米长的,到沈家前面打住了,因为下面是一条排水沟,与沈家左边一条更大的排水渠连通起来了。从沈家那边再往东去,就没有这种大麻石盖板了,只有一条窄窄的水泥沟了。巷子中住户大抵有20来户。各自房子都有。下雨的时候,屋檐水不规则地滴下,像一道道雨帘。看到打着雨伞的轻盈女子走过,你难免会有到了江南水乡的错觉。很多年以后,这条小巷已被城市改造变得不复存在了。但我想那条小巷其实从未消失过,会永远清晰地留在曾经住在这条巷的人们心中。

二十来天时间过去,我每天中午、晚上都得到建房的地方去看看,程师傅总是故意笑话我:满少爷来视察工作了?我也不会应对,顶多有时候模仿大人的口吻板着个脸说上一句:我来看你们偷懒不!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地求着程叔叔说:快点建咯!其实,建筑工人是很辛苦的,当时砌这么个房子,差不多纯靠人工,程叔叔他们在我家正对面陈娭屋边的空地挖了一个大概3米×2米×1米共6个立方米的石灰池,每天专门和石灰的就有两个人,担砖、担灰的也有三、四个人,其他的就主要是砌墙的师傅了。但我感觉他们很乐观,也很容易知足。母亲是那种从来不愿意亏待人家的人,平时家里只要来了客人,总是喜欢倾其所有,不弄上一桌子菜就感觉不好意思似的,这砌房子,对于母亲更是大事,每天总是买很多菜,还用塑料酒桶特意打了满满一桶子白酒给工人师傅们喝,另外还少不了每人配上一包当时比较常见的香烟,记得好像叫做什么“沅水”还有“大前门”这样的牌子。师傅们很开心,吃饱喝足后干劲十足,程师傅也觉得很有面子,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激励他的伙伴们:“你们要对得起老板娘的热情款待就是哦!”

很快新房子建得差不多了,母亲也知道我想早点回归自己的家,图个安静学习的环境,于是在水泥地面干了以后,就慢慢地让我们搬回了家。三间大瓦房,每一间都不下二十多平方,看着就开心。母亲知道我爱学习,安我我住最里面那间。中间那间给老二住了。父亲还专门请木匠师傅做了几件新家具,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书桌。“每天我可以趴在书桌上读书啦!”这是我做梦都向往的事情。

父母亲住最外面那间,那间最大,有差不多三十来平方,第二天父亲买回了一台“韶峰”牌电视机,那可是当时我们整条巷子的第一台电视机,那些日子到家里来看电视的人,每天晚上都络绎不绝。房间里摆放了一套新做的木制沙发,很漂亮,尤其是中间那个茶几,看得出木匠师傅用了心,因为做了一点造型上别致的突破,摆在进门的地方,显得很气派。后来老大的媳妇做了一个白色的挑花摆到茶几上,点缀了一下,更有味道了。他们那间房也就兼具了“客厅”和“餐厅”的功能了。我也喜欢在那个沙发上坐,父亲的棋友喜欢来找父亲下象棋,父亲有时候就让我下,那些棋友一般上了些年纪,竟然有时候下不赢我,便少不了来寻我“报仇”。我有时间或者来了兴致就陪上几盘,于是拿出父亲特意请木匠师傅手工制作的一个可以开合、很精致的棋盘,摆到了茶几上,开心地对垒起来。

我那时个头还小。往往是跪在沙发上与别人下棋,跪久了膝盖就好疼的。后来母亲做了两个沙发垫,再跪着下棋自然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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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  钟石山    主编  何俊良  sdhjl1 投稿邮箱 203666763@qq.com 泪洒墓地忆双亲 李宏伟 又是一年清明时.屈指数来,我慈爱的母亲已经去世四十周年,慈祥的父亲也去世六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