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都很坏”? 相亲中的女性话语与两性矛盾的深化 | 文化纵横
【导读】在今天这个社会高度个体化的年代，相亲这种古老婚配社交仪式的回归，似是一种吊诡的存在。本文深入分析相亲群体中的“剩女”，发现这一群体形成了模式化的话语结构：“人要好”“找适合的”“随缘”，分别对应着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乌托邦精神三种逻辑。这种三位一体的话语结构相互勾连，达到了内部自洽，成为觉醒的女性主体对男性统治话语的反向支配，使得“剩女”们并不像某些媒体渲染的那么“失败”，而是保持着从容和淡定。但另一方面，这一话语结构带有女性自我中心的视角，其中没有对男性的移情、换位思考、同理心的位置。这种一方面将男性假想为敌人，一方面又企图将敌人带入自己的情感世界的矛盾，使得两性之间的区隔不断扩大、关系不断紧张，而今天的相亲文化就是这种区隔化的一个表征。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现代生活正在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都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这是现代性诊断高手乌尔里希·贝克在《个体化》中的论断。该论断中的爱、婚姻对应的是情感生活，在传统社会中也许应该这样表述——确定的不自由。基于个体实现的情感生活由整个社会系统控制性安排，在确定的不自由社会不可能有“剩女”。包括家长权威、媒妁牵线、熟人关系等一系列社会装置替代当事人对个人“终身大事”谋划与操办，在确定的不自由中个人不可能也无需为“嫁人”犯愁。
如今，传统社会系统从对个人情感事件的谋划中退场，“自由的个人”主宰自身的“好时代”来临，自由而不确定的两性关系开始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散落在各个角落，对应到具体个人就是过度单身的烦恼。无论依托外力有组织地相亲，还是两性合意的尝试性约会，都由自由的个体来主持这一现代仪式，已成为都市社会普遍性、常见景观。根植于传统社会系统中的相亲，既是生活世界的行动，也是社会话语，再一次在现代社会中以“潮”的方式回归。由公益组织、商业组织发起的相亲会占领公园以及各大电视节目重要时段；没有公开但是已成常态的在茶楼、咖啡厅、饭店等公共场所自我组织的相亲活动也在频繁地进行。相亲，成为单身尤其是大龄单身男女婚姻通途中的第一站，正在替代“约会”这一私密又不失想象力的话语，整合着两性关系的“亲密接触”。基于个人化自由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两性关系亲密联结的开放性及其困难，被迫需要古老的、仪式化相亲回归，成为约会的序幕。相亲成为现代人约会的准入机制，正在被那些成家期待未竟的单身男女熟练地操持。
在传统社会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婚姻都被定义成生活的一个阶段，而且是绝大多数人都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结婚的话，将被称为老处女或单身汉，其中都含有嘲笑或者轻蔑的意思。因此，婚姻被视为所有人最终应然的归宿，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剩男剩女”，从观念到制度，围观、非议与歧视似乎在所难免。如今，个体公开承认自己是“剩女”，意味着自身所处的未竟“终生大事”状态被社会知晓，这种知晓蕴含着社会对个人的不满；个体生活被转化成社会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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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女”看来，她们可不是终结式的失败者；甚至，没有失败的“剩女”，只有缘分还没有来的仰望成家者。是不是命运安排的缘分差强人意——这可从不是她们思考的方式。“不如意”，是对尚无安定和归宿感的消极认定，是对失败的自我承认。她们在我的访谈中，从没有给我失败的感觉。媒体话语将“剩女”表征为“个人失败”“社会问题”，而访谈对象的从容和淡定如何成为可能？这是我困惑的。该研究对此的求解方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中获得启示，将抽象的、甚至已成观念的“剩女”概念抽离，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转回到其日常生活的应用中。
▍“剩女”相亲中的话语
……其实，我找对象要求很简单，并不是那种挑的人。
我只是想找个人好好过日子。
还没有遇到合适的。
什么样的人算是合适的呢？
当然人要好。
人要好是什么意思？
首先，人要善良，要有孝心。
就这些？
性格上要合得来吧。
其次，我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起码有个稳定工作吧。房子嘛，当然有更好，没有的话……（有房者往往说无所谓因为她有，无房者略显迟疑）
长相呢？
长相嘛……不要求太帅，起码得过得去吧。
有些人回答“至少得有眼缘吧”。
身高呢？
身高嘛，起码得比我高吧。
年龄呢？
年龄应该比我大，但是太大我也接受不了，小一两岁，只要合适，也会考虑。
学历呢？
学历，起码得比我高吧。最起码是本科生吧。
硕士，博士呢？
硕士可以考虑，博士吧，就算了吧，有点怕。那种呆呆傻傻的样子，我不太喜欢。
地域上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什么要求，当然最好工作与我在同一个城市。我可不想远嫁。也有另一种回答：当然，如果他有能力在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安家，我也会考虑。
加芬克尔式的话语追问成为访谈的主要方式。再三追问之后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哎呀，你怎么老这么问我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还是随缘吧。最终，她们还会补充一句：我相信总有一个适合我的人在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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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谈话，如果我愿意引导，她有足够耐心配合的话，谈话会永远继续下去，但是谈话越继续，想象中那个有缘者的形象越发不清晰：她们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适合”的。那种“人要好”的含混价值判断，在追问中，她们更依赖计量话语将“人要好”量化出来，或者干脆“凭直觉”将判断导向神秘主义。“人要好”“适合”，她们在对类似定性话语的援引时，却无法在定性话语中对其援引的那部分进行阐释。五官、年龄、身高、学历、籍贯、工作、爱好、收入这些测量，往往是其“人要好”“适合”向度测量偏好的语词……
▍“剩女”的话语结构
1. “人要好”。“人要好”，是访谈者开始谈话的第一步。
往往以一个受伤者的敏感和阅历丰富者的经验，她们迫不得已参与到那种“令我烦透了”又不得不参与的相亲之中，如赌徒那样去碰运气，企图借此终结掉被问题化的单身状态。当相亲成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本身就是问题，不幸地是这样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中正在发生。爱之关系联结的手段化，总是会有许多理由，相亲中谈话内容许多都是两个人在物质层面上的要求。罗素曾断言，在现代世界，爱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是对事业和经济成功的宣讲；相亲中话题涉及到房子、单位福利如何，会进一步导致会话者主体性丢失，最终削弱反思能力：我究竟怎么了？其实并不缺少反思，只是反思往往朝这样的方向行进：现在男人究竟怎么了？她们提供的答案往往是，男人都很坏。
当我追问“男人都很坏”的见解从何而来——是基于个人遭遇，还是来自社会？回答往往是不加思索的“本来就是如此嘛”！可见“男人都很坏”这一吊诡的、不具有思辨性的见解，成为近乎一种社会通识，在日常语言世界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话语担负。这种像出自女性主义者又偏离女性主义核心观点的见解，一旦成为女性相亲中对男性的“认识论”，意味着相亲婚姻通途的使命被彻底颠覆掉，在整体上“男人都很坏”的世界里找“好男人”，这一艰难的任务促成相亲成为沉重的社会背负。如此沉重背负不仅导致紧张的两性关系难以达成协商与和解，也导致相亲这一“想象中的美好”碎裂一地。
这种“人要好”的期待，将情感实现需要在对等的主体间性中生成的平等状态破坏掉，使“期待者”成为实际情感社交的监控者和评价者，互动关系转换成对他者的评判和审核。
2. “找适合的”。
在我了解了个案受访之前有过几次相亲甚至交往经历之后，面对“先前你愿意交往的那些人难道都不好吗”的询问，她们可能会这样回答：总之，感觉他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不来电”，没感觉。其中不乏对那些人正面的表述，在“但是”的话语转换之后，我又获得“不适合”的信息。
一位本科学历、36岁、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告诉我：曾经和一位公务员处了一段时间，甚至都在筹办婚事了。他工作稳定，而且是一个中层干部，和我一样本地人，也有房。我都在考虑婚礼的事了。但是——他有一点不好，就是回到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话说，不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洗澡之后睡觉。想和他制造一点小情趣，就是那么费劲！有时候想想我也不小了，就这样吧。但是每当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样子，只对着电视，压根就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时，顿时又冷了心。后来，我想还是算了吧，我就慢慢减少与他的来往。要是他挽留我，我想我会考虑和他结婚的，可是他就像没那回事一样！
另一位受访者是一位银行职员，她提到：曾经交往过一个男孩，不算高大，但是还算帅气，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人很开朗、性格也很好。我看不惯的一件事，就是他将自己收拾得太干净了！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去做美容，修指甲、贴面膜什么的，我一个女孩都没有像他那样，受不了！
这两起案例中的“不适合”都不涉及到长相、工作、房产等“硬件”的不如意，而是性格和私人生活习惯方面。可见对“不适合”定性，“硬件”方面具备的情感社交，往往会对“适合”有着更高的期待，主要涉及到个人情趣、业余爱好等私人生活习惯方面。这典型地体现出相亲作为一种需要诉求的运作机制，符合马斯洛需要理论层级化特征，涉及趣味、生活风格的阶层意识在准入婚姻之前，相亲进行中就被个体有意的甄别、遴选、分类、区隔。“适合的”在相亲中是一开放式话语，对应着由己发出对对方整个生活系统的综合评估；“适合的”对应着自我中心主义的个性化和多元期待；“适合的”还暗示了基于个体的差异性获得了承认又难以达成私人共识与社会整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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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缘”。
访谈中在我获得了认为重要的信息之后，最终面对“你认为你找得到吗”的询问，她们的回答往往是：太难了……我想，还是应该找得到吧。那么相亲这么多次了，怎么还没有找到呢？……可能是缘分还没有到吧。“缘分没到”往往是她们最终的回答。
不满足于如此回答，我反向提问：你认为究竟什么样的男人会喜欢上你呢？有些回答是，我说了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啊。
“所说的”指的是“适合的”这部分陈述。可见“想找什么样的人”与“认为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你”，在访谈者看来是一回事。以代理对方的话语，将他者纳入到“我”这一自主性中加以阐明是相亲中习惯性的思维模式。“移情”、换位思考、“同理感”，并不主导相亲的话语结构。
还有的回答是，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好，总之，缘分吧。
“适合的”这一话语结构中，并没有那个“适合对象”的位置。“找适合的”充其量只是一个自我主导的、开放的半话语结构。对“认为什么样的男人会选择你”的不清晰或者无意阐明，“缘分”被引入择偶意向这一话语结构中。从女性角度出发分析的相亲，在话语中获得了一定的自洽性和完整性，但是这种完整的相亲话语内部蕴含着两性分裂的危险。
在相亲中，相对于男性的择偶观而言，女性更是“找缘分”这一神秘主义仰护者。找适合我的人、找适合我的好人、相信能找到适合我的好人——一切都是基于冥冥注定的天意、缘分。她们“找对象”的起点是由主体发起的找，终点是缘分。“找”的呈现形式在独占时间中以过度单身的“等”来维护，积极的婚姻自主者成为被动成家的等待者。“缘分”在访谈中反复出现，是对传统婚姻文化观念的承袭。生辰八字配对的“姻缘”话语，塑造出传统文化中婚配自有天定的神秘观念。“找这”一理性行动，在相亲中被纳入到了神秘的婚配话语体系才被赋予意义。大龄单身女性的相亲事件处在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双重意义维护机制中。她们对婚配实现前一系列事件有着如此认识：具有不确定的、未知的、无法预料的成分；但是又不甘如此清晰地断定。清晰又肯定的“不确定”会让她们不安，缘分在这里并非一孤立的修饰性语词，而是被视为能保护她们并能实现自身“圆满”的观念，是她们对抗来自社会“剩女”话语压力的一种信仰式武器。
同时，对“找得到”的深信不疑也在缘份的认定中获得了积极性与乐观成分。在全球大龄单身女性增多的语境下，中国式“剩女”获得了基于地方性的传统文化维护。她们无意将自我理解的生命事件充分赋予理性主义气质获得社会性知识启示，这样反而会让她们在“缘分”中获得的文化庇护和自洽的生命意义阐释显得脆弱而加剧自身不安。
有一点我想是她们最想回避的：撇开缘分这一话语系统、以足够理性的理由去说服自己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尽管在相亲的话语行动中充斥着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等这些经济理性话语，其主旨依然是为了促成对无法洞悉的缘分更加清晰可现对工具理性的援引。当访谈对象尝试以“缘分还没有到”来结束访谈之际，再面对我较真的后续追问开始显得困难，比如“如果不考虑缘分，你认为真的找得到吗”？她们在瞬间迟疑后会显示出不耐烦，开始对我那种追问有着遭遇不友好的烦躁和不满。我必须放弃这样的“不友好”，“缘分”成为谈话的终结式话语。她们无意践行彻底的理性来装置她们的生命哲学，更喜欢将行动和命运联系在一起获得意义，并且有意仰仗缘分这一观念来阻挡住来自社会的压力造就生命内在的窒息感。
▍“剩女”话语结构的自洽性初显两性区隔端倪
当下的择偶文化实质上是传统家庭文化、婚恋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仍旧保持着顽强生命力的一个例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与传统的家庭、婚恋文化三股力量的角力和共同作用。“人要好”“适合的”“缘分”是了解生活世界中“剩女”的话语索引，如此索引并非只是择偶意向，而是非专家系统的生活世界里“剩女”的结构。“人要好”含义含混、复杂，但是她们往往又无法对之做出详细解释。即使从语言统计学角度，准确而完整的标示出“人要好”的内涵也显得困难。如果将相亲视为一种社会交换，由于无形资源的价值较难评估，再加上评价标准又存在个体差异，所以交换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人要好”是动态的、具有很强语言张力的开放式词汇，并非常谓的“好人”。含混的“好人”主要是一种道德判断，而“人要好”并非道德意义，至善、精于利己主义的生存技能等都可能诉诸其中，是一个类似于“好人+”的结构。这三组语词，表达出一种极其复杂而混沌的生命哲学和行动结构的关联。三者内涵尽管不同却又有着某种共同特征，每一语词都可以对任何其他语词做出解释，自洽又完整的语言游戏对应着稳定的情感结构。比如说缘分还没有到，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因此自身处于找“人要好”的状态。再如从“适合的”角度出发，因为缘分还没有到，但是相信“人要好”会出现，所以“迟早会结婚的”。如果从“人要好”出发，“遇到过的一些都不适合于我，因此我的缘分还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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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自我呈现的话语结构里有三种成分，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乌托邦精神。她们处于缘分自我支配状态并且坚信不疑，对物质有所考量但并非唯一，对“那个他”并不要求完美但依然赋予理想期待。因此面对“老是这样等下去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的疑问，她们用“相信那个人在等我”来接管缘分未至的不安，用女性那种特有的幻想偏好加以慰藉，从而注入迟婚、过度单身状态自我关怀和意义解释。
自我赋予的意义生成中获得的主体性安慰正是她们有效对抗媒体噱头与知识恐怖主义的有效武器。在这样自洽地话语结构中，她们稳定的生活观念业已形成，外在的问题化和焦虑并不能撼动自身遵守并维护的生活哲学，从而出现如此局面：一方面同类人逐渐增多，她们淡定的社会印记——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印象整饰——与已婚者在公共领域的呈现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工作、逛街、网购……她们的生命哲学中内嵌两种价值诉求和庇护：对未来乐观；同时对可能无缘的未来做着足够的宿命阐释以应对“一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媒体话语迅猛、专家频繁就“问题”关切、父母“操碎了心”。
“剩女”话语结构中男性无需在场，是携含混的、观念式社会意向对男性的想象，并非是和具体对象在恋爱中获得实践感的、对互动结果的言说，从而“剩女”话语结构中并无多少爱情成分。剩女在对时间的踌躇和把控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缔造和思考方向，也意味着现有的生活和生命的关系发生了危险脱节。曾经获得的生活意义的正当性维护能力和积极性正在失去，这一点不仅是剩女的烦恼，更是当下我们所处社会的困扰。
神圣之爱不再是她们的目标，主流的世俗化生活实现正是她们期待的归宿。世俗置换了神圣，理性替代了爱情，在此意义上，“剩女”“剩男”话语并存的吊诡现象就不再是人口统计学范畴可解释的，而是觉醒的女性主体入侵式捍卫意识与不具有正当性但是依然强大的男性统治话语对抗的状态。对男性历史性地失望，女性干脆放弃其“天性中的爱情”，理念上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两性，在情感事件中却并没有实现爱之联合，二者都在持续的较量中坍塌了各自主体性应有的位置与意义。
▍结论
1.生活世界中的“剩女”难以在知识性“剩女”话语中获得关怀。访谈中，我与访谈对象都从未用“剩女”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缺席并未给交流带来障碍。整理访谈结果时笔者甚至怀疑：我关注的“剩女”真的是她们吗？她们与“剩女”究竟是什么关系？社会有关“剩女”的话语喧闹与她们“与剩女既不相关也不属类”的自我呈现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媒体中的“剩女”归媒体，而生活归生活。如果她们与“剩女”相关——那纯属个人秘密。
对“剩女”标签的承认同样被视为个人自由选择的那部分，尽管社会舆论无形中会给个人自我认同和行动构成压力。社会媒体中的“剩女”是一类人，而这一话语的实际承担者总是由散落在人群中的个人承担，仅从服饰、谈吐、生活风格等社会性角色特征上无法将之辨认，她们更不属于某一特定阶层。如果要将这些具体的个人进行知识性分类，只能是文化层面的，对应着有成家意向但尚未完成的大龄单身女性。
问题化、对象化“剩女”研究，其起点是从人口学、传播学、甚至经济学角度呈现的，依托于分门别类的知识对应到总体性社会诊断中，分析工具主要是人口统计学的援引；个体生活的烦恼成为社会结构性问题。“剩女问题”逐渐在量化的综合性统计分析中借助无良传媒效应放大生成。基于社会总体性关切，研究对象客体化、类别化，“只见社会不见个人”，如此知识生产只是围绕研究对象的外部言说，将指向性阐释替代指明性阐释，用“有关‘剩女’”的知识生产替代了“‘剩女’生活世界的烦恼”，从而如《中国剩女调查》一书作者所认为的，大龄单身女性面临的心理焦虑不全是单身生活本身带来的，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氛围的挤压造成的。
笔者在访谈对象那里——应该属于社会性话语“剩女”的那一类——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她们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与社会性话语中的“剩女”几乎没有交集。学术界有关“剩女”的研究，似乎缺少如此反思：知识性“剩女”与生活世界中的“剩女”，究竟是什么关系？噱头式的“剩女时代”“剩女中国”“光棍危机”，这些毫无价值导向的媒体狂欢与“知识恐怖主义”，除了加剧渴望成家的大龄单身男女的内在不安，还有什么？
2.扎根于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相亲行动，由曾经的强者逻辑转换成当今弱者的武器。传统语境中相亲的邀约者往往都是男性及其文化体系，作为行动发起方，男性通过暂时充当客体的方式，在相亲中以被女方评估来实现未来男权主体的实现，在媒妁的游说中被女方权衡，对应着礼俗社会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抬头嫁女、低头娶媳。个体与自由恋爱都获得承认的现代社会，男性主体话语理应式微，主体间性、关系视角的“谈恋爱”更应该对应男女平等与个人自由状态。
两性情感互动中，恋爱的引入在语言结构中一度暂时抵制了男权主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入侵，如现代社会话语中惯用“谈对象”来替代“找对象”，有意将女性在男性的建构中解放出来。而通过对“相亲”的访谈，女性在情感事件中更偏好获得新的主体身份之后并不愿放弃主体的独占性，从自我出发表达出对曾经由男性支配婚姻状态的驱逐和反向支配成为个体化女性的自主性支援意识。当“剩女”话语被生产成一种知识性“社会问题”，同时相亲中的女性想独占主体的姿态反而让社会充满文化悲情——她们依然只是虚假主体占有者。
相亲中女性主导支配性话语的意识，暗示了成家之前的事件理应是她们的权力这一主体性诉求，用女性主义者所批评的男性统治那种思维来处置问题，将男性统治驱逐又替代他们的位置且视为必要，反而破坏了两性间民主和团结机制必要的主体间性理念。相亲这一促成联合的机制被转换成两性关系紧张的场域，双方无法为持久地沟通做出进一步努力和足够的耐心。
假想男性为敌人又企图将敌人带入自己的情感世界，这让成家这一生命事件、抑或结婚这一社会事件的实现并缔造持久和谐异常困难；两性在情感事件中亲密性互动的通约性变得艰难从相亲就已经开始。按照舍勒的说法，现代世界是一个竞争体系，基于情感纽带的社会团结解体了，内在的价值消失了，基于内在价值的品格也销蚀了。“相亲”根植于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是社会优先赋权于男性发生的与女性必要的仪轨关联；基于个人自由恋爱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一仪式，生活世界中的爱情更应该是在偶然中促成的亲密性互动关系，恋爱的自由与自为性应该有着自然的成分。
“相亲”这一古老婚配社交仪式的回归，其前提是当今社会偶然的恋爱事件发生显得困难，是两性亲密性接触受挫不得已对古老社交方式的承袭，而“相亲”这一古老的社交中并无恋爱一席之地。如今充当启动爱情的一种工具性装置的相亲，相对于两性情感事件发生显得困难而言，是必要的冗余。相亲依托的传统婚俗文化系统不复存在，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交换原则内嵌成当今没有传统文化“庇护”的相亲之中。当单身男女依然需要援引这一社交方式来启动婚姻时，意味着本质意义上自由恋爱际遇及其精神，正遭遇社会驱逐而逃逸；两性区隔的扩大，正在相亲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