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湘学的经世致用传统

　　湘学作为湖湘传统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建构与湖南人才培养。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格局，造就了大批经世济民的人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转型。

　　经世致用是湘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与价值取向。战国时追求美政理想、正道直行、以身殉国的屈原，西汉因遭小人排挤流寓湖湘的贾谊，唐代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湖南的刘禹锡、柳宗元，他们虽生平际遇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经世情怀，即使身处困厄，也不忘国计民谟，始终将个人的进退出处、价值的实现与世道的更替、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湖湘经世传统的重要源头与文化基因。

　　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胡宏，不仅著书立说寄寓其经世情怀，还创办书院培养经世之才。胡安国曾上《时政论》，献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尚志、正心、养气等策略；《春秋传》则是其尊王攘夷，康济时艰的“经世大典”，寄寓了以经术复振儒学，重整纲纪，平治天下的理想，首开湖湘学派将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传统。其落职奉祠，则寓居衡岳，与胡宏创办碧泉书院，传伊洛之学，“明治乱之所由”，造就人才，开湖湘学派之端绪。胡宏所著《知言》被视为“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他主张“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认为“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提倡体用合一、即物求道的经世之学，奠定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理论基础。

　　张栻曾随父抗金，“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并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确立了“传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鄙弃功名利禄、文辞章句之学，以周敦颐、二程理学为“正学”，将“明道”的价值理想与“求治”的政治追求结合起来，倡导致知力行，知行互发的“圣门实学”，吸引了大批士子求道问学，培养了胡大时、吴猎、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大批关切社会现实、扶危济困、安邦济民、明体达用之才。黄宗羲说：“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在“传道济民”经世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子多留意于“经济之学”。当南宋朝廷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之时，他们便积极投身于经世济民的政治活动与抗击外辱的军事活动之中。元军攻克长沙一役，岳麓书院师生与守城将士共存亡，大多壮烈牺牲，致使湖湘一派学脉几乎断绝，但他们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成为元明以来湖湘士人精神建构与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源泉。

　　元明两代，随着湖湘岳麓、南岳、玉潭等书院的修复，历代山长仍秉承着“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使得湘学经世致用传统也随着书院办学积淀与传承下来。如元代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曰：“且张子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其要曰仁。”强调为学修身与传道济民理想的结合。王船山便是在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熏陶中成长，成为上承宋代湖湘学统，下启清代湘学源流的关键人物。

　　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全面总结与反思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历史文化，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反对空谈义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倡“道器一体”“理气一体”，强调“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主张知行相资，追求道统、治统、学统的合一，推崇圣王兼豪杰的人格理想，促进了清代湘学经世思想的高涨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从道光年间开始，邓显鹤、曾国藩等湖湘士大夫开始陆续刊刻《船山遗书》，修建船山祠，使船山学说成为承传湖湘学统，重振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其经世思想对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强烈的经世情怀与危机意识下，湖湘士子纷纷以自立自强、富国强兵为目标，探寻中国近代化之路，涌现了几个不同的士大夫知识群体。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世派提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关注社会现实，主张以实事程实功，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导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其受贺长龄所托编撰的“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使得“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促进了湖南经世学风的发展。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将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用儒家义理之“道”指导经世求“治”的实践，在治军与政治上卓有成效。左宗棠坚持“理义”和“艺事”的结合，胡林翼以“理学、经济著闻”，罗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他们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本，将湖湘学统中的理学思想、经世实践与道德践履有机结合，同时又从经世的社会功用与实用理性出发，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开展洋务运动，建工厂、兴学堂、派留学生、翻译书籍，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在今文经世与理学经世两大思潮的影响下，从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到黄兴、宋教仁、蔡锷，再到杨昌济、蔡和森，一批批湖湘知识分子虽学术、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均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实际行动，从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出发，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反思中，积极投身于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经世大业，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不同侧面将湘学的经世传统推向高潮。

　　为什么近代以来，湘学会逆势上扬，湖湘人才辈出？这是因为湘学在千年发展的过程中，其经世致用传统从未断绝。即使在清代乾嘉汉学鼎盛之际，罗典、袁名曜等书院山长们仍恪守着“坚定德性，时习时务”的教育理念，提倡“有体有用之学”，将“学”的知识体系、“道”的价值理想，落实于“治”的实事实功之中，造就了大批经世之才。正是湘学这种尚理学、讲经世、重践履的特点，激发了湖湘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从经世济民的实用理性与实践精神出发，根据历史演变和时代发展要求，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改造世界，引领近代社会变革与政治文化思潮。所以唐才常说：“（湖南）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相与忠爱缠绵也。”可谓一语中的揭示了湘学经世传统对湖湘文化建构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大推动作用。

　　湘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不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而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继续成为中华儿女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变革图强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源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转自微信公众号国际儒学联合会；作者：王琦，长沙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