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病人
立春之前的大寒时节，到了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刺骨的寒凉带着锥子一样的尖锐的重量，在人们身上毫不留情地一下就钻个透。让人不得不赶紧快走，尽量缩短在户外的时间。这还是在普遍吃得饱穿得暖的现在，在肉体的饥寒与精神的单调裹挟着的过去，这样的季节给人的近于绝望的氛围笼罩，是一点也不亚于过冬的时候瑟缩在无叶的枝头的麻雀的。
七十年代上半段里的某一年的冬天，也是这样最冷的时候，我七八岁的样子，和爸爸一起随着他们单位的救护车去送病人。
那些年里，在那个医院，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那就是送病人。为什么要送病 人呢？因为病人的钱早就花完了，但是病人的家属或者病人的单位就是不到医院来：既不来交钱，也不来把病人领走。这种情况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这里的病人得的不是普通的病，而是精神病。精神病的治疗往往是令人绝望的，不论花多少钱也很难根治，而且一旦回到家里，回到过去的老环境中，就非常容易复发。对于家人来说，病人虽然是亲人，但是时间久了以后，这种智力与行为都已经远非过去那个亲人状态了的人，也就逐渐变得陌生而隔膜起来，被这样撇在医院里，就有除了摆脱经济上的负担之外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摆脱这个人。
开始，医院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没有钱也给治疗，但是时间长了、撒手不管的家属太多了，医院就受不了了，上面的拨款，每年只有一定的额度是作这项开支的，这项开支没有了，就没有钱了。计划经济，钱花在什么地方都是有预算的，不能挪用别的开支。怎么办，医院就只好派人派车把病人送回家去。病人送回家去了，钱也还经常是要不回来，后来又派生出了一种工作就是去要账。要账相对于送病人就更不容易了，这里还是先说送病人。
小时候，很少有机会能随大人出门。记得除了跟着父亲去北京西郊的四季青给单位买过一次锅炉以外，就是几次跟着送病人的经历了。
送病人一般用救护车，司机加上护士，再加一个行政人员。什么样的行政人员？没有一定之规。都是临时指派，或者自报奋勇。什么人自报奋勇？愿意出门的人，或者目的地和自己的家乡离得很近，可以借着送病人的机会回一趟家的。这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项大家心照不宣的福利。
那一年的冬天，已经放了寒假，我正趴在桌子上拧着大电子管收音机的旋钮没完没了地调台，屋子里充满了吱吱嘎嘎的怪腔怪调，父亲突然从单位回来，对我说：“走，跟着我回一趟老家，送病人去。”
救护车在寒冷的大地上奔驰着的时候，风肆无忌惮地从窗户和脚下的缝隙里吹着我们。大家缩成一团，跺着脚。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土黄色。荒凉的大地和死寂的村庄，死寂的村庄和荒凉的大地，眼前只有这两种东西。连我这酷爱外面的景色的又很少有机会看见外面的景色的人，也感觉到了乏味。
刚开始的兴奋都已经消失了，大家现在都很沉默。汽车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着，过了一个村又一个村，那病人缩在车的最后面，眼睛直直的，既不看外面也不看里面，只是盯着脚下。开始我对她是怀着一些恐惧的，就瞄她一眼，又瞄她一眼，想象着她会突然爆发起来，掐住谁的脖子，张嘴去咬，任你怎么使劲儿也弄不开她的嘴------不过，她始终保持着那种姿势，一点变化也没有，渐渐地我也就放弃了对她的怀疑和警惕。
车一进村子，就被眼尖的孩子看见了。他们像是从土堆里突然站起来的一样，把车围上了。他们浑身都是土，但是眼睛是黑的，脸上带着观赏的喜悦，好像这救护车救护车上的我们都是这寒冷的冬天里盛开着的什么花，那种欢快的情绪一下感染了我。使我对这趟出来已经越来越淡漠的兴致，突然又活跃了起来。
我跳出车外以后，孩子们的眼睛就有点不够用了，有的还在看车，看车上的红红的十字，看车上的那个呆呆的病人，有的却已经开始看我。我一跳出去，他们就赶紧向后退，仿佛我会对他们有什么异样的的举动。其实他们是在看我的棉帽子和棉手套，一个孩子居然还有棉帽子棉手套，这在他们来说的确是新鲜的。他们无论男女都没有帽子，也没有手套。他们的手冻得肿了起来，脸上嫩嫩的皮肉上有些鲜明的血口子，一道一道的，像是摔裂了的西瓜。我意识到差别以后就很不自在，赶紧就跟着大家往病人家里走。
在黄土已经被冻得梆梆硬的路上七拐八拐以后，便有一个矮小的男人急匆匆地迎了过来。老远地他就伸出手来，热情地招呼着大家。我看见他的一只手是没有手指头的，只有一根光光的肉杆儿。那种光滑是人身上的任何部位都没有的一种光滑，触目惊心。父亲在面对他伸过来的手的时候原是很热情地回应着的，但是在握在一起的那个刹那里，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停顿。当然，这个停顿完全是我在事后很多年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的分析的结果，当时我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只是觉着这个肃杀凄凉寒冷的地方实在让人难受。
我大概很快就表现出了对那种环境的不耐烦，那缺手的男人对我格外照应着，一会儿问是不是放假啦，一会儿又搓搓手，手足无措、无计可施一般。他出去了，在他出去的空档里，父亲和同来的司机和护士交换着意见，大家跺着脚说着话，最后的结果大概意思是说看样子钱是拿不出来了，不行以后再要吧。这样商量着的时候，那女人就一直坐在炕沿上盯着脚下的地面，她不跺脚，也不活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她好象一点也不怕冷，或者正为什么更神秘的力量攫取着灵魂，完全顾不上寒冷之类人间的感觉。她的两个孩子缩在炕里面，在漠然的天光投下的格子窗棱一道一道的昏暗的影子里，他们（或者是她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刚刚在寒冷中还挂在脸上的泪珠似乎都停止了流动，僵在那里了。那盯着地面的女人知道不知道自己的身后就是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的孩子呢？对一个灵魂出壳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没有意义的。缺说对于自己女人的这种状态是一点也不惊讶的，他所以能娶亲，就是因为这肢体健全的女人是个疯子。
缺手回来了，热情又卑微地笑着，递给我一包用报纸包着的编炮。一百响，一摸就知道每个炮都很粗很大，用报纸裹皮的那种，不同于城里卖的瘦小的红皮浏阳炮。父亲坚决地推辞，一定不准我拿。我放下又被缺手给塞过来，来回了几次，后来缺手好像哭了，说你们这么老远来了，又不吃饭，我给孩子一挂小炮儿也不要……
司机和护士也都劝，父亲这才没有再坚持。父亲在村子或者公社里，请大家吃了烧饼。烧饼虽然非常稀罕，但是当时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吃上。我还沉浸在得到鞭炮的激动之中，在很少收到礼物的童年里，这是一件让我记了很长时间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放完了以后很久，还是记忆犹新。长方形的报纸包上的字被割裂了，现在还能回忆起两个标题，一面是粗体的“战无”，另一面有同样是粗体的“不胜”；一面是“阿尔巴尼”，另一面是“亚友人来访”。手指在这些字迹上摸过来摸过去，就有了那种很粗大的、硬硬的感觉，字里面的每个炮放起来都要比别的炮响很多，嘣！
我完全沉浸在获得这意想不到的礼物的欢乐之中，没有顾及后来的一切，端详着手里裹得非常紧的报纸包，我不觉着冷了，也不觉着周围的一切那么难以忍受了。至于别的孩子的眼光，特别是那在炕上的呆呆地望着我们的孩子的眼光，我一点都没有记忆了。
向回走的时候想向另一个方向走，因为不认识路，缺手就一直在车前面引导着，一直到了村外。这时候我才从那报纸的编炮上抬起头来。正看见缺手站在路边上挥手呢。他没有挥他缺了手的那只手。他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大大的土坑，黄色的冻的很硬的土坑，那个土坑成了他永远的衬托。
多年以后，父亲告诉我，那个始终盯着地面的女人很快就死了，缺手也在后来不长时间以后离开了人世。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那报纸皮儿的编炮，然后就想起那个最后一瞥里的大土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着他们死后就埋在了那个大土坑里。那又冷又硬的土坑里面永远不会有光，永远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