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杨连山
日本张老师多幕剧
1贺 俘虏了到日本做劳工。
杨 还在花冈受了很多苦。花冈在北海道那个地方。
贺 在花冈做劳工受了很多苦，后来在花冈暴动了。有很多资料你都可以看到。
杨 我主要想了解他年轻时候那事儿。
贺 那时候做劳工受苦，可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劳工能够作证。因为是亲身经历，能够作证。
杨 对，他们是见证人。
贺 是见证人，成了代表团的团员了，到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杨 那时候是审判日本战犯时。
贺 （笑笑地说）对，审判日本战犯，在这时候，他外爷认识了他婆，后来就有了来往。
杨 噢，是这个时候他们认识的。
贺 以前只是来往，后来结婚了。
杨 在日本结的婚。
贺 那个时候在日本结的婚，有亲属参加，有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还有结婚证。
杨 那现在这东西没有保存吧。
贺 结婚证我保存着。
杨 (惊讶万分)噢，还保存着的？！
张 因为去日本办手续需要俺娘的结婚证，那一年我和老贺两人，还有贺林和他爱人去日本，俩人来回每个人才两千多元。
杨 你们去住一段回来了，他们两个人留日本了。
张 对呀，当时找人买的打折机票便宜。现在新冠疫情严重，机票不好买。一个人一趟就得九千多。那时候俺娘说，热爱中国，喜欢中国料理。有色有香有味，真的很好吃。当时战争才结束，日本的物品供应紧张。很多日本女人无法生活，苦活儿脏活儿，啥都干，惨不忍睹啊。俺娘有工作，有工资。
杨 有工资生活都有保障。
张 俺娘家附近有一个中国叙乐园饭店，俺娘常常去吃饭。俺伯是代表团成员，也常去，时间长了，两个人认识了，有了交往。那时候俺伯年轻，个子很高，人长的很英俊。
杨 后来咋结婚的？
张 后来央饭店的老板做媒人，按中国的结婚风俗举行了婚礼结了婚。过了段时间，到1948年代表团回国的，俺伯也得随代表团回国。当时俺外公、外婆、还有俺娘都想叫俺伯留日本，俺伯想家，想回来。
杨 是啊，经过打仗，又被俘抓到日本花冈当劳工，干苦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同伴都死了多少人，自己能幸运活下来，九死一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就特别想平平安安回老家。
贺 可不是嘛，那时候他外爷虽说年轻，也想落叶归根。
张 （坐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打着手势）回来的时候，临走上船的时候，俺娘没有到码头送，心里难过呀。从内心俺娘矛盾啊，她不想让俺伯走，回到万里之外的中国。这一走能不能再见的，还真不好说。可是俺伯非要走。她会想叫他走？怕一到码头，心里不好受，怕受不了。后来俺娘还是偷偷地去了码头，只不过是故意不叫俺伯知道，俺娘远远地站在那儿。船开走了，俺娘都站在码头上不走啊，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载有自己丈夫的船远去，一直到那船成了一个小黑点儿，一直到啥也看不见了，她的眼前，似乎仿佛还有着远去的船的影子，俺娘就那样久久站在那里。
杨 我看资料是先到上海。
张 后来俺娘来到中国了，先到上海下了船，一打听去了广东，就到广东去找。难啊，那时候还不会说多少中国话，举目无亲并且人生地不熟的，到广东惠州，找到了。两人一见面啊，高兴的哭了。
杨 那可不是，从日本分别后，虽说时间不是太长。当时自己的妻子不远万里坐船找到中国，辗转多地才找到。
张 两人就租了房子住那儿，俺娘上学校学中国话呀，还买了一本字典。后来我出生了，就起名叫广生嘛。俺伯想着当兵也不是长法儿，眼看着国民党要败了，不能再为国民党卖命啊。就想逃跑，和俺娘一商量，瞅个空子两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也不知往哪儿去，两人就商量着回老家曹埠口。走到湖南衡阳时，坐不上车了，就在那儿租房子住下了，住下了没有钱，没有钱生活不下去啊。俺伯生个法儿做个小生意，勉强维持着。俺伯心里还想回老家，兵荒马乱的，到处都乱哄哄的，光在外面晃荡着也不是个事儿呀，那就回老家吧，俺娘有点儿不愿意，后来还埋怨俺伯。
杨 那个时候咋非要回老家呀？
张 为这事儿俺娘还埋怨俺伯，为啥要回来的，那儿是个城市，生活条件总好些，回到曹埠口，一大家子人，没有吃的，还没有地方住，就住了两间草房，连红薯干也吃不上。
杨 是啊，您娘在日本有工作，有工资，吃的是日本料理，大米饭。一到中国的农村，条件差的她做梦也不可想象。才解放，战争才结束，农村苦啊。
张 俺娘生活不习惯，也不适应，她还没有说她是日本人。邻居们还认为她是广东人，就叫她老广。后来就随着俺伯的姓，起个名叫张惠玲。有一年青黄不接，俺娘领着我要饭。1962年兆梅出生，1964年兆莲出生。我那时才十一二岁，就会站在小板凳上刷锅，还哄俩妹妹。
杨 你是老大，老大往往懂事早，干活儿多，为家庭，为姊妹们付出的很多。但是往往得到的反而没有别的姊妹们多。
张 兆莲出生后，俩人相差一年多，管不过来。后来俺娘又去教学了，就把兆莲外奶到徐庄儿，叫人家管。
2杨 我小着时候在那儿（指草庙王学校）上学，我都有印象。兆梅也上学，俺都是上下年级，兆莲大概也在上学的，我都有印象。我记得可清了，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兆莲用一个木棍打门前小菜园里的坷垃，大赵笑着问她，你这是干啥儿的呀？兆莲说，我用榔头打坷垃的，大赵笑着说，这都是榔头啊。我在旁边听见了，心里很新鲜好奇，还知道用榔头打坷垃的，呵呵呵。
张 她俩儿只差一岁，一岁零几天。
杨 不到两岁。
张 咦，不到两岁，一岁零几天，兆梅是年尾。隔了一个年，兆莲是一年的年初。
杨 你小着时候跟着您娘，都是在学校里上学吗。
张 那是都晚儿了呀，那是1958年前了。
杨 1958年前，还没有上学的。
张 那时候好象跟着在那儿上学。
杨 上学都是小学。
张 上学也就没有几天儿，就是一期，也不知道是一年级。
杨 后来就是回家，回曹埠口了。
张 后来她（指张惠玲）都回家了，我都也回了。
杨 噢，回家上学没有？
张 回家上学了，在王场上的嘛。
杨 噢，在王场上的小学是吧。
张 噢。
杨 初中哩？
张 那时候家庭穷劲儿，都不好。
杨 上一回你还给我说过，你还有地是吧，你在家里后来还种过地嘛。
张 上过地，生产队呀。
杨 噢，在生产队跟着干活儿。
张 生产队呀。
杨 你学历还没有上初中高中的呀。
张 没有啊，没有条件上呀。俺娘也回去了，俺父亲成天跟人家跑个义务送个信儿，在生产队干活儿。
杨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开水）可不是的，得出工的呀。
张 出工的呀，又加上这俩儿小妹也小。
杨 她们小，没有人专门照顾。
张 那也没有人招呼，没有经济来源呀。
杨 可是的。
张 本来那时候上学几块几毛钱都没有。
杨 那个以前是这个上学学费不多，但是人们的钱都少，有钱的少。
张 啊。
3张 日本人呀，他们那饭好做的很。
贺 她们的饭店是中餐。
张 对，是中餐。
杨 咱认为好做，但是日本人不会，日本人好学习呀，唐朝时候他们都派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来的诗人和李白就有交往，两个人还作诗相互酬和。李白听说他回日本途中船出事了，认为他死了，很悲痛，做的诗叫做《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诗是李白以为自己的好友晁衡命丧大海而写的。
晁衡的原名叫阿倍仲麻吕，出生在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里，父亲官拜中务大辅。那时候的日本，贵族阶层都以识汉文，懂汉学为荣。阿倍仲麻吕的父亲也不例外，在阿倍仲麻吕小的时候就教他汉学。阿倍仲麻吕很聪明，又肯勤学苦读，在17岁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名气。
那时候，日本有着遣唐使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船队去中国学习，有心到中国留学的贵族子弟都可以申请参加。在第九次的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遣唐使的时候，19岁的阿倍仲麻吕申请并通过了选拨，开启了来中国的求学之路。
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后，就进入了国子监太学学习，认真研读，甚至来参加了科举选拔，并一举考中成为了进士。中榜后，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开启了他的为官之路，从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太子陪读到门下省左补阙（从七品上）。
阿倍仲麻吕这个人很受唐玄宗的喜欢。即使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都带着他一起逃命。阿倍仲麻吕自从来了中国后，就一直待在长安，在73岁的时候去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土。
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一个严谨又不失浪漫的人，常常与李白吟诗作对，与王维也是好友。王维专门写了《送秘书晁衡还日本国》送给他……
阿倍仲麻吕的一生是有遗憾的，在他青年的时候，就曾想回归故土，却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实现；阿倍仲麻吕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不是他的人生波澜起伏，而是他活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天地。在西安，还有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纪念他为促进中日文化做出的贡献。那时候派来的遣唐使到唐朝后，全面学习中国当时的先进东西，剑术带回日本后演变成了剑道，茶术传到日本后，发展成了茶道。他们学不来天才型的诗人李白，就学白居易，故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巨大。饮食文化他们学来学去，还是没有把中国的饮食文化精华学到家。
张 有一个厨子是 驻马店的。
杨 噢，一个是西安的，一个是驻马店的，这是厨师，还有工作人员。
4张 你那时候在城郊，在社旗的时候在三初中？
杨 三初中啊，我在三初中时间也不短的，我是1985年秋天去的 ，当时三初中校舍还没有建好，租山陕会馆的大殿上课，二个月后记者去参观采访的，听见有朗朗的读书声，拍了照，写了文章要发表，县里知道了，赶紧做工作不让发表，也不让在那儿上课了。我是1992年调到南阳十四中的，在社旗三初中七年。
其实，一个人的人生紧要的路口也就那几个，一是家庭出身，有的人出生在上海大资本家家里，从小都到美国上学，拿了博士学成归国，继承家族企业，干一番大事业。比如宋氏姊妹，很小就到美国学习，宋美龄是博士毕业，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是出生在大西北黄土高原牧羊人家里，从小就放羊，长大了还放羊，生了儿子接着放羊。二者出身不同，人生格局就不同，干的事业不同，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二是学业，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与一个在大街上推三轮卖菜的文盲，人生格局不一样，干的事业有大小之别。三是家庭，干的好不如嫁的好，干的好不如娶的好。
而个人的命运和成就与时代社会密切相关，有多大的舞台就能唱多大的戏，观念和思想的转变至关重要，很简单的常识，没有亲身体验就认识不到，更不能去做。像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的农民家庭，上学时赶上文革后期，教育成了重灾区，啥也没有学会，荒废了学业。但是赶上了文革结束的1977年，恢复了高考，凭着死记硬背，使着狠劲，拼劲，横劲，一举考上了社旗师范，当上了老师。但是考上师范后松劲了，成天为了谋生，像老黄牛一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挣扎，再加上天赋中等偏下，又不勤奋刻苦，半生潦倒，碌碌无为正是情理之中的事。
张 也行啊，干的也怪好，过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能调南阳来，哎哟，那得有人儿呀。
杨 可得找人，我是遇着贵人了。一个人一生遇到一个贵人就很幸运了，要是遇到二个贵人就特别幸运，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遇到贵人，那这个人就极为幸运。我这几十年遇到了四个贵人，初中上学时遇到了教语文的班主任李性功老师，关心我表扬我，人都怕张纲，一表扬学习的劲头上来了，考上了高中，高中又遇见了教历史、地理的党云古老师，表扬着考上了师范。我大哥把我从李店乡中调到社旗三初中，小孩儿他大姨夫、文哥把我调到了南阳十四中。
5杨 在一高她教课是哪一年？后来她胃病犯是哪一年，七几年又犯过一回呀，我在网上看的资料说，是您伯用架子车拉着她到南阳来看病，是哪一年啊？
张 到南阳来看病，我在车子上坐着。
杨 噢，你跟着的呀。
张 我跟着的，到南阳看病那是走高庙。高庙东边有一个漫水桥。哟，走到桥跟儿了，她要下去，说，我下去，我下去，妮儿快些儿，线蛋儿掉了。
杨 拿的还有线蛋儿的？
张 她不是的，她迷着的。
杨 是胃病啊，还神志上迷了的。
张 那是在太和住院，在太和住院住着输着水，还打的有那个吗啡呐，是止疼针呐。
杨 打针打的呀。打针打的了呀，吗啡是止疼的。
张 啊，打的那个吗啡针打的了，恁小我都能记着打的那个吗啡针打的了。打的迷糊了。成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杨 吗啡药止疼。但是打的多了神经会麻痹。
张 那也就是从太和拉来的呀，都没往屋去呀，走到家门口还都在车子上睡着，在外头放着。俺伯又出去借钱。
杨 噢，还借的钱呐。
张 出去借的钱呐，也不知道借了多少家才借了十块钱。
杨 那时间本来每一家那钱也都少。
张 你要是不提这事儿，我也都給这事儿都忘了，他都借了十块钱，难的很呐知不，过那难日子。
杨 到漫水桥她要下来，后来不都没下。
张 没有下啊，她是迷着嘛，你看资料看的。
杨 对，我搜的资料。
张 你要不说这事儿，我都給忘了。
杨 后来到南阳，在哪儿看的呀，你给我说说那个情况。
张 到南阳在哪儿看的，也没钱，后来到南阳说是专医院，我是听别人说的，我是不知那哪儿。我都是跟着在车子上坐着。后来夜里拉了，拉到夜里，到了医院，挂的急诊。看了啦，也没有住院，没钱嘛。也没住院，都住在一个可小的半坡坡人家停车子的棚里头。都在那儿架子车上到明。到明了俺一个姑，俺有一个叔伯姑。我的爷是老二，那个我爷的弟弟跟儿的妮，那算是我爷的侄女。
杨 是的。
张 俺爷的侄女儿，那算是俺伯喊妹的嘛。叔伯妹子，他们是电信局的。
杨 上人家家去了。
张 他们是电信局的，那俺伯都上人家家里去了，把俺娘俩儿在医院那儿撇着的。他都去了，他去了到那儿了，俺姑跟着一路儿过来了。一路儿过来了领着俺回家了，那不是出院，就没有住院。
杨 住她家去了。
张 住她家里去了，到她家里去了。这清是我记得的，这不是听别人说的。到她家里都住在那儿。那时候生活也不好，他们在那儿电信局家属院住，那地方我都恍恍惚惚记不清楚了，记的恍惚了。反正住到人家家里，住人家家里，那时候吃的困难。后来住那儿又住多少天呐，住那儿了，也不知道住多少天，治好了才走。因为啥治好了哩，就是吃了饭了，俺那个姑，又领着俺伯，拉着去扎针。
杨 到医院去扎针。
张 不是医院。
杨 噢，是又找个诊所。
张 哈哈哈，不咋花钱知吧，不咋花钱，又找个地方去扎针，就是好象是个私家诊所。样儿很简单，一个小门面嘛，是个小屋子，我都记得不太清楚了呀。这后来就在那儿去扎针，扎了针回去，俺父亲都回家了，他回家了，跟娘俺俩都撇到俺那个姑家了。
杨 在那儿治病的。
张 靠着在那儿扎针的，在那儿扎针的住到那儿。俺娘还觉得可不好意思样的。
杨 那是的呀，一住几天搅合人家。
张 搅合人家嘛。
杨 还心里过意不去的。
张 还过意不去，后来是天天都去扎针了，也不知是隔一天一去扎针，我记的不太清楚了。来来回回过那个电信局门口，那个电信局是个门面，都是现在一个门口样的。都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通信知吧。
杨 去问了，去问能不能往日本寄信。
张 俺妈说的，她不敢进去问。你要不提我都给这事儿都忘了知吧。俺妈说，妮儿呐。你想我还可小了，不是七几年，俺妈说的，妮儿呐，你进去你问问，我说咋问呢，你就问往日本通信不通，那还没通过信的。
杨 对，那还没有联系的。
张 对，没联系的，你问问往日本通信不通。我就到里头，人家那个柜台也不知道有多高，我给你说，我都站到底下，扬手扒着，手扒着都瞅不见人。
杨 那小啊。那时候，您娘还不敢进去自己问。她在前些年开除教师队伍了，心里害怕嘛，心有余悸啊。可是见了电信局，心里还想着能与家里通信，抱一丝希望，就是这么矛盾的心情，就支派你进去问问。
张 那小啊，我能有多大呀，手扒着问人家，那时候她不知教学没教学。反正我都觉得我记得事儿早呀。我都扒着柜台我问人家，往日本通信不通啊，人家里头人都说，通信呐。哎，说过通信，我也怪高兴。
杨 是的呀。
张 一知道通信，我也怪高兴，我都赶紧出去，我给俺娘说，我就说，娘，人家说通信呀。哎，她都心里，哎，可高兴啊，还激动。她说，可快回去，赶快回去。问你九姑要个笔，要个纸。回去了，她问俺九姑要个笔，要个纸。她也没说她干啥的，也没说。都在街上吧，都在那儿买的信封。一片儿纸，俺姑给俺娘那一片纸。我记得这一片儿纸。这一张纸写有个几行字啊。
6杨 那时候都想着说，不知道能收着不能，试探下儿的。
张 都写那几行字，写那几行字，叠叠装里头，都送去。又到那邮局里送走了。送走了，扎扎针，扎的好了，清是好了，都是人家扎针扎的胃病好了。
杨 那效果怪好。
张 疼多少年呐，知道吧。你要说到这儿呀，我都又给你提的这是那个也通信了。这还没回去的，那在那儿之前啊，我给你说，那都是啥时候啊，那是啥时候，我不知上学没上学的。每年每一年立秋了，都开始胃疼。
扬 犯病了。
张 年年犯，不隔一年，年年犯病。犯的她能疼的在床上打滚儿歇火。
杨 哟，那胃疼都疼起来疼恁厉害。
张 疼恁厉害。她那胃病是咋得的哩？
杨 对，咋得的，估计都是来了吃咱那个红薯饭不中。
张 她咋得的哩，我给你说，来到这儿一是没吃的，二是成天哭。
杨 噢，心里不得劲呐，成天哭。
张 心里不得劲，她哭她想家。
杨 是的，对。
张 她想家，她心里也不舒服，她呕饱的时间长了，落个胃病。
杨 噢，那是的呀，你想那时间多年轻，二十多岁来到这儿，跑有一、二万里。远离父母姊妹亲人，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独个儿，叫地地不灵，叫天天不应。在日本是都想的咋好咋好，谁知道来了，那苦的梦里都想不到，落差恁大，心里会好受了，能不想家，想父母姊妹亲人。哭是有办法，哭也没有办法呀，时间长了受多少熬煎，能会不得病。
张 她生我是她二十岁时候那一年生的。
杨 啊，这只二十岁。
张 啊，二十岁。
杨 跑这个一、二万里，举目无亲，一个熟人没得，生活还真苦。
张 生活还真苦，说又没头说，还不会说，咱这儿的话还说不好的。
杨 还没法儿给谁说，说的语言还听不懂。
张 啊，还不会说。
杨 这边儿在日本过的生活那是很富裕的。
张 那人家说那话儿，那都没法儿比较。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杨 对呀，她并不是说她一开始对这个苦日子都很适应，都很接受。你像咱这个地方的人，咱本地人，一直都过着苦日子，成天都是稀的稠的，饥的饱的个兑着。然后吃那红薯干红薯馍，都那连拉着，他接受，因为起根儿都是这。
张 这她连红薯干、红薯馍都没有的。
杨 她是从好日子一下到这个害日子里头了。
张 啊。
杨 这一下那她受不了，一个是想家，一个日子苦，还说了没人听懂，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更不说改变这苦日子了。都您伯能听懂，别的人听不懂。
张 现在是给你说的这个事儿，也没法儿这样说。她去套磨去，她去套磨这事儿，这都是门上的别人给我学的。
杨 啊。
张 你知俺五婶儿，我叫娘儿的那号劲儿，权当俺五婶儿的，就是俺喊妈哩，俺五婶儿不是能嘛，能的很呐。老是着粮食她出去了走了，说起来去上刘门岗去套磨去了。出门就叫俺娘着粮食，她空着手走。那刘门岗过半拉子庄子，再到徐庄，才到刘门岗呐，你想的那个到刘门岗套磨去了，多远啊，都叫俺娘着粮食。这都是我听门上的学的，给我学的，一说起来起来，俺五婶儿咋着能了，给俺四婶儿（指张兆琴的妈，叫娘的。）欺负的，着那粮食出来了，说起来叫家里人瞅瞅，俺四婶儿跟着，她着去套磨的，装出是她着的样的。
杨 啊，是的。
张 实际上一出村去了，她就叫俺四婶儿着了。
杨 然后就叫您母亲着。
张 叫俺娘着，你想想，俺娘心里会情愿，她不认为吃亏了。
杨 那几十斤的粮食呀。
张 叫俺娘着，到了那儿了套磨了，她去串门去了，俺娘在那儿干活磨面。
杨 是的，叫您娘在那儿干活儿。农村这号事多的很。
张 啊，叫俺娘在那儿套磨。这是别人上那样学的，你知不知，我说，我不知，我也没听说过这号事儿。她说的呀，俺四婶儿给俺学的呀。俺四婶儿给俺学的，说俺四婶在那儿套磨的，人家（指五婶儿）都串门去了。她说，人家都算着的，赶她拐回来了，都磨好了。
杨 估计是快磨完得了，她都要过来了。
张 她都过来了，收拾收拾叫着面回家了，到家了，人家接着了。
杨 那就是个能人空能空能的。
张 说人家接着了，她不也想想气。
杨 那是的呀，她还没法儿说这号事儿，她还没法儿说。
张 她还没法儿说，她还气。她还气，还没啥吃。
杨 那时候还没有分家的呀，是一大家子。
张 是一大家子在一起的，她还没法儿说，她还光呕饱着气。她给俺父亲说了，俺父亲脾气不好，他能有时候也说她不好。
杨 对，言语上说她了，不给她一势，也说她的不是。受了委屈受了气，自己的丈夫还不给自己一势，不理解自己，还派自己的不是。心里那委屈就大了。
张 没站她立场上。
杨 对，你想想都知道心里受了多大的委屈，没有人的背地里会不哭？
张 她还气，气自己的男人不给自己一势。
杨 那你可是，连自己的爱人也不理解，还不给自己一势，还不理解，她心里会得劲了，肯定心里生气。
张 这是俺娘给我学的说，我黑了想家了，我哭，我给那枕头都哭湿了，你伯还说我，咋着了，还说我不对，意思是哭啥的
7杨 影响身体，会叫胃有病。
张 时间也长了，两人各不着，我父亲那脾气不好，再加着日子又不好过。
杨 哎，过的啥日子呀。
张 加着日子不好过，不好过还受气。给俺伯安个反革命分子，你说。
杨 对。
张 运动了，整啥的，给你点名出去了，嗡你一排子，你想那日子会好过，脾气会好了。
杨 这是您伯呀。
张 对，是俺伯。
杨 您娘在1958年她被开除回家了之后，不再当老师了，那1958年以后在家里日子不好过的很。
张 那日子不好过呀，那也不好过呀。这后来我都记得。俺娘给我说的，哟，后来落个胃病。她说俺爷好，是个明白人，通情达理。俺娘始终对俺爷好。
杨 噢，他对这个媳妇好，向着这个媳妇。
张 啊，俺爷是识文断字人嘛。
杨 噢，识字呀。
张 她说，您爷老嚷你伯呀。嗯，他有会了还打她，说，她说，有会了还打她，说你再嚷她，还是你打她，那可不中。曾经我父亲也动过手。
杨 你在农村，你知道那男的脾气上来了，可不就动手嘛。这号事可普遍。
张 他也窝囊啊，心累，心里烦。
杨 是嘛。
张 他也窝囊啊，他有火也没头泄。
杨 是的，给谁说没人理解。
张 俺娘是没头说，俺父亲是更没头说了。你说。
杨 他那身份也是限制着的。
张 那个身份给你弄个反革命分子，那是反革命不是的哩。给你弄个反革命分子，成天休息休息不好，夜里叫你出去送通知，白天叫你站大队里。成天受欺负知不，这日子就不好过，心情一不好，脾气会好了。这后来了开会学习，批斗你。
杨 你还坐沙发上面，坐沙发上面，腿翘起来，你别垂着，时间长了脚脖会肿。
张 中啊。
杨 你还侧着身儿坐，腿翘上，翘上了好些。垂的时间长了，这个血液不循环。
张 俺这个娘都对俺这个爷也好，说这个爷当时都说，不能对她不好，人家在东京，在日本时候，人家家那个条件多好。
杨 是的呀。
张 都没有受过这号苦，人家没有接触过这号事，都这都够委屈人家了。
杨 那真的，说的是个实话。
张 哈哈，俺爷说，够委屈人家了。俺爷是个明白人。反正是俺伯也不是说，因为俺娘咋着，俩人吵架生气。
杨 他自己心情也不好。
张 有会儿是因为俩人都心情不好。
杨 对。
张 两人都心情不好，有时候抬杠。小时候我记得他们抬杠嘛。哎哟，夜里他俩一抬杠，夜里俺娘两回都出去了呀，都出去了哭着都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出去了走多远不回来。他们一抬杠，我心里都觉得天都塌了。
杨 你回家能做得到？能回家去。回家还回不了啊。
张 哈哈，那时候通信了。
杨 噢哦，都已经通了信了。
张 啊，通信了呀。
杨 通信了也回不了啊。
张 她都往南跑，我在后面跟着。
杨 还得撵着，还在后头跟着。
张 我都在后头跟着。
杨 不放心啊，自己妈的，生气吵架了，半夜跑出去。做为女儿的心里会放心了，那不跟着招呼着。
张 我都在后头跟着。
杨 不放心呐。
张 哟，你瞅瞅，我过的日子。我都跟着她，昏昏儿的月亮头，跟着她。我说，娘啊，你往那儿去呀？她说，我回家呀，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呀，我要找妈妈啊。俺娘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头流水的撵。我说，你上那儿回家呀。你说，我从小也就是精，也明白事儿，知道吧。
杨 你是老大，老大往往都懂事的早，干活儿多。
张 我说，你往那儿去，你能回家呀。那是能回了家的。我说咱回家吧。我都跟着她回家了。这又扯到这儿来了，还说那个她胃痛吧。
杨 对。
张 你知她那个胃痛啊，每年到红薯下来时候，她都开始胃疼了。咋会我都记得，那咋会红薯一下来，她都胃疼。
杨 胃疼人不敢吃红薯。
张 是的啊。
杨 那个红薯吃的多了犯酸水，光吃红薯都容易引起胃病，别说有胃病了。她有胃病，她一吃红薯都不适应，引起胃疼。
张 是啊。
杨 她都犯胃病。
张 咋会我都记得，咋会一到秋天，她都犯病。尤其是那一年犯病犯的很知吧。那一年呐，犯胃病疼的很。
杨 那也怪幸运，来了南阳治好了。
张 我给你说，那一年犯病，那一年还没通信的，我给你说。
杨 是的呀。
张 还没通信儿的，我给你说。为啥没通信的，她疼的很呐。白天也疼，晚上也疼。疼的很呐，疼的她都要受不了啦。那是哪一年啊，饿死人那一年。
杨 那个1958年、1960年刮无风嘛，1958 年、1959年，1960年三年 最厉害。1959年年底都开始没吃的饿死人。1960年是冬天、春上最严重。1961年还饿死的有人。生活真正好转是从1962年开始，经济上好了。食堂一解散，老百姓都千生法儿的弄吃的，不叫自己饿死了。到地里挖些野菜，掺些包谷糁儿煮熟，填饱肚子，慢慢的身体都恢复了。这才不再饿死人。政策重要啊，政策好了，老百姓生活都好。政策不好了，人都能饿死。那得了，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你说的都是1959年，1960年，1961年这几年。
8张 她都说，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疼的很呐。她正在那睡着睡着的，疼的很呐，她折腾时候大，她都累了嘛，她疼的来回滚呐，来回动呐。她累了累了，她不是疼的轻了，似似糊糊想睡着的。赶疼的很了，她都又醒了。那一醒她呼一下子都要起来，她一起来我也赶紧跟着起来。她都说，我不活了呀，我疼的忍受不了啦。
杨 那你得起来招呼的，跟儿前得有个人招呼的。
张 啊，俺伯都没在屋。那他得出去出工的呀。
杨 是呀。
张 那生产队嘛。后来俺娘都赶紧去开门，我都在后头拽着她，我拽着她。那住的还不是自己的房子。俺那时候的房子，住的那时候是在北门儿住，住的是人家的房子知道吧。住人家的房子，俺都住一间，那那个婶儿住一间。她住个门朝西，俺住个门朝东，中间隔个剥离儿。俺娘她都说，我不活了呀，我走的呀，我走的，我上河上去的，我跳河的呀。她要跳河的呀。我都赶紧拽着她，我赶紧拽着她，结果累的不得了啊。给她拽到那床上，翁到那儿，往床上一翁，我都赶紧到门口起关着门，搭着门，我都跑了。
杨 哟，那是的呀，你说她情绪上来了，她失去了理智。
张 啊，搭着门，我都跑了。我都赶紧跑到她肯去串门那一家老党家。
杨 找人家。
张 喊人家，他们出身也好，哎呀，我都往那儿去。往人家家喊人家，人家都过来人了劝劝，过来人了也可怜呐。你瞅又没亲戚，自己一个儿。
杨 是的呀，这她是从日本来的，到这儿举目无亲。
张 啊。
杨 连个说话儿的人也没有，也没个亲戚。
张 啊啊，人家都过来了看看她，说说劝劝，看看也没有啥办法，她还是疼的折腾啊，在床上打滚儿啊。
杨 那一会儿都不气了，心里好了，情绪都平静了。
张 她都好些了，那胃疼好象是好些呀。赶人家走了，到黑儿了，到喝了汤。那咋会俺父亲都没在家样的。到喝了汤，她疼啊、疼啊，疼的一疼都歇火，妈呀妈呀歇火。
杨 受不了。
张 哎，赶不吭声了睡着了。我都贴她跟儿贴着她也睡那儿，睡那儿了她都跟那做梦一样，她都跟那做梦一样。小声儿说，我想我妈呀，想我妈，我想回家，我想回家看看。
杨 没睡熟的，那个时候没睡熟的。
张 我回家的呀，我回家呀，我想我妈呀。哭着就那小声儿自言自语，我回家呀。她不是睡的熟，也不是醒着。
杨 没睡熟。
张 迷迷糊糊的。
杨 对，疼劲儿过去了。没睡熟，迷迷糊糊的。
张 啊，迷迷糊糊那号劲儿，哟，我也都那恁大儿点儿，我也跟着哭，我也跟着哭，我想想真是的，我也跟着哭，真是多可怜。这胃疼真很疼、真很疼，我那是记的最清的时候，知她疼的那号劲儿。后来也都是年年犯病，年年有时候治的好了，哎，这算疼的不恁很，不恁很。
杨 犯的时间短些。
张 这都是说这个胃病在通信之前的时候胃疼。这后来了在我九姑家扎扎针，扎扎针，扎扎好了。往这儿来不咋胃疼了。那你知道那儿有个医生了是不是。
杨 是的呀，开始她有病都赶紧来，赶紧来都治着了。
张 啊，后来从九姑家回去，哎，在我九姑家，也是她给我说，妮呐，饿的慌，饿的慌喝茶，哈哈哈。我也说饿的慌，她也说饿的慌。饿的慌喝茶，三碗稀的顶一碗稠的，她会这样说，哈哈。
杨 住到人家家，她胃不疼了，胃功能好了，她会有饿感。想吃的没法儿给人家说，叫人家再加顿饭，你说是那个劲儿不是？要是在自己家，就随便了，饿了想吃的就做饭，做一碗鸡蛋面疙瘩、鸡蛋面条容易吧，能做到吧，不算啥。但是在人家亲戚家就不恁方便了，想吃的也没法儿给人家说。
张 想着在人家家吃饭都不错了，咋好意思给人家说晌里再加一顿饭，那时候都是生活紧张，买面得凭粮票的，谁家有恁些多余的粮食啊，也能理解。
杨 你能按时顿里跟着吃都行了。
张 啊，跟着吃。
杨 你是自己家里，想咋着就咋着，到底是不恁方便啊。
贺 那时候人家做饭叫吃都不赖了。
张 啊，这是在这儿给你说起来，也确实是这个情况。俺姑始终到现在她也不知啊。
杨 那你是的呀，也没法儿给她说。
张 这是俺娘儿俩说的。
杨 没给她说过这事儿。
张 连回家也没给谁说过。
杨 那这事儿呀，没法儿给人家说。
张 你在人家家住都够落连人家了是不是，都够行了。
杨 是的呀。
张 收留你，叫你上家去，人家叫你吃住。
杨 要是吃住时间长了，人家也手头紧。
贺 现在生活好了，那时候按指标买面。
张 还不是俺的亲姑。
杨 要是住宾馆里那花钱可厉害呀，吃的住的。
贺 连旅店也住不起。
张 旅店也住不起呀。
贺 那时候南阳的饭店都十来家儿，南阳饭店的饭稠馍大。在那儿吃饭凭粮票凭钱。
杨 对呀，没有粮票饭都吃不来。
贺 现在凭做的好，有味没味的，好吃了人才多。
张 那时候九姑还没有工作，光俺那个姑父上着班。
杨 你看人家一个人挣钱，她那经济也不会多宽裕了。
张 啊，都是一个人上班。
杨 这后来治好了。
张 后来治好了，治好回家了，治好回家了。
9张 后来治好了，治好回家了，治好回家了。有一天正在那儿后头的一家姓郭，老郭家大婶儿家。二嫂也是活剌剌的好说话儿，在俺家串门的。还有谁呀，也在俺家串门儿的，在那儿说起来话儿。在那儿串门儿的，说着说着人家说，外边有个人喊，四婶儿给你报告个好消息呀，快些儿日本来信了。
杨 哎呀，这收着信了。
张 嘿嘿嘿，日本来信来了呀，这是头一次知吧。这个事，我还知的还，日本来信了。这个事还是我知的，我跟他一路儿到王场儿，到贾桥去的。贾桥是个大队。
杨 上大队拿信去了。
张 上大队拿信去了，去拿信去了。人家都拆拆了啦，人家都拆开了，都在那看这号片的，哈哈。到那儿了给这信拿着回来的呀，高兴的很呐，知吧。
杨 这都可不一二十年断联系。
张 没有一二十年。
杨 十来年。
张 啊，十来多年。
杨 十来年断联系，这现在联系上了，你想她心里高兴成啥了。
张 啊，高兴的很呐，高兴的很呐。接着她回信，回了信，俺婆都往这儿寄的有钱。
杨 噢，第二次再回信都寄钱了。
张 都寄钱了，寄的都有钱。
贺 六几年时候，六零年。
张 还没兆梅的。
贺 62年最高的指标是27斤，一个月半斤油。农村的粗粮占20%。
杨 生产队。
贺 交粮本啥意思，交粮本就是死了。
张 交粮本，人死了交粮本。
贺 人死了交粮本。
杨 人死了，不给你供应粮食了。
贺 这后来工资才提高了。
张 那时候说人死了商品粮交粮本来了。
贺 人死了交粮本，就那比农村强的多的多，农村一年有会给你一斤油。
杨 你说的那是第二次得着信，往回来寄钱，这时还没有兆梅的，那都就是62年之前的事儿，这还没有兆梅的事儿。噢，那这实际上是一寄回来钱，生活立马都改善了，都好的多了。
张 嗯嗯，有兆梅，是没兆梅，没兆梅。
贺 五几年实行粮票，我在南师上学吃27斤。劳改队里的老改门吃四十多斤。
杨 人家是体力活，按政策供应的多。
贺 那个时候人民路西边完全是庄稼地，老改们吃的多，俺当学生的27斤，老改们吃40多斤。你像唱戏的，武打的多少，别的多少。
杨 角色不一样，供应的粮食也不一样。
贺 也不一样，南师我的一个同学叫王全福在南阳唱戏，唱花脸的，吃一顿得半斤粮票。
张 嘿嘿嘿。
贺 那都六几年了，五几年都实行粮票了。我五三年考上南师，都实行粮票了。
张 这就是的，俺娘就是纺线干家务，那就是那一年。
杨 都是62年之前，58年之后，没上班之前。
张 64年之前。
杨 没有教学之前这一段，在家里干活儿干家务。
张 干农活儿干家务。
杨 开始学这个纺花。
张 啊，纺花。
杨 纺花那也难为人呐，你想她都没有见过这号东西，别说纺花做活儿了。
张 哈哈哈，都那都会纺了。
杨 能学会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张 纺到半夜里了，饿了说，妮呐，炒点儿豌豆，炒点包谷籽吃吃吧。我站起来，我小嘛，跟着她在那儿熬夜，我都抓一把搁到锅里炒炒吃，炒炒吃。她说叫做啥的，我自恁大儿都会了。我会站个凳子，不拉锅里头刷锅刷碗，刷锅刷碗。有会叫整个啥了，炒个包谷子了啥了，我都是站了凳子啊。
贺 那都后来了，那六零年刮五风时候没有锅，锅都收走了，那都是使的烂瓷盆。
张 这都是58年过去了。
贺 那几年主粮食都没有了，吃大食堂。
杨 那在家还跟着生产队得出工干活儿的呀
张 啊，那可是，没兆梅、兆莲时候，出工干活儿。后来有兆梅了没出工。
杨 啊，都不出工不干活儿了，不干活儿了又没工分的。
张 那可是。
杨 不过是给日本联系上了之后，隔一段了寄回来点儿钱。然后兑换成人民币，那对家里的贴补大的很呐。
张 贴补大的很呐，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知吧。有购货券，购货券，这个购货券这都代表真几样子东西。这几样都属于购货券，没有购货券买不成东西。
杨 兑换不光能兑换钱呐，还能兑换这些票的。
张 这事用日元兑换人民币了奖励的。
杨 噢，哎呀，弄回来外汇来了，这是奖励给的。那个时候国家缺少外汇，稀罕外汇，能弄回来外汇了就奖励。
张 给的奖励的呀。
贺 粮票、布票、还有油票。
张 油票、粮票还能买粮，购货券能买恁几样东西。
10张 在县医院不是那一次呐。她肯搁县医院住院。这一回是从南阳直接住到脚病医院，那不是这一次，不是一回事。
杨 咱刚才说到是住到专医院了，在专医院住着，检查结果出来啦。结果出来啦，那你不就在这儿开始治。
张 出来了啦，都在这儿住了一段。又回到郑州了，又回来。在建西医院治。
杨 郑州的建西医院。
张 南阳的建西医院。
杨 噢，建西医院，在那儿住啊。
张 啊，建设路西头那儿。
杨 嗯，那儿有个医院。
张 路南的有个医院，在建西医院住在那儿住。在专医院宋秀影一说，说了啦。俺表妹、老表们，还有表弟媳妇他们一路儿去上专医院去看。看了啦，俺都在一半拉子说话儿，商量哩。
杨 商量这个事儿。
张 商量这事的，那个表弟家说，二姐，我小名儿叫广生嘛。二姐，建西医院一个医生看的好啊。
杨 噢，说建西医院治的好，介绍叫上那儿去的。
张 啊，她叫上建西医院去的，这后来就手转院，就叫的车，到那个建西医院了。到了建西医院了，它条件不中，条件不好，热，也热。住在那儿也不中，还是中医，吃的中药。还有一个西医也想看，也想看。咦，俺妈都说要回家，不看了。她都说回家，不看了。她也不知，哎，知。这已经是治了，都说给她了啦。俺伯去了，贺松在油田给俺伯说了，说了啦，俺伯说不背她。
杨 嗯，不胜背着。
张 俺伯说不背她。
杨 你侧着身儿坐。
张 中啊。
杨 这号劲儿怕你坐的时间长，脚脖肿。
张 坐坐活动活动。我也是事儿稠啊，我检查是肌酐高了呀。
杨 这一回检查。
张 这肾功能有的数据高。
杨 最近检查的。
张 啊，今儿前半儿我拿回来的结果。
杨 肌酐高了是肝功能不好。
张 是肾功能的问题。
杨 肌酐是肾的问题
张 啊，肾功能有问题了，肌酐高。
杨 你别在意，咋别在意的，我是在春上时候化验血，肝功能肾功能也说有问题，肌酐高。是吃降糖药吃的了。
张 噢噢。
贺 肌酐你高多少?
杨 我那是稍微高，没高多少，，是在那个正常值，在那个正常值里头偏高。
张 偏高。
杨 它不有个正常值中间数字，这比那个中间数字还高，过界了。
张 正常值高峰的顶边的。
杨 对，都到高峰了。
张 我这今儿是150多呀。
杨 这一个你别在意，你该咋治咋治，该咋用药咋用药。
张 不在意。
杨 心里别在意，别想着说，哟，我这肾功能不好啦，数值都高了。别往这儿想，有病情治了。
贺 往这儿想不行。
张 我不往这儿想，别人都说我想的开，要不的都十来多年了。2007年到现在。
贺 这个数值指标也不是一个，有40多到80多的，有45到90多的，有一百多的。
张 一个医院一个指标。
贺 正常范围指标也不是一个。
杨 吃药吃多了，吃药吃多了伤着了，一句话都是这。
张 糖尿病时间长了，它也对血管不好，对肝功能肾功能不好。
杨 肯定了。这后来在建西医院那都因为已经给她说了，她都肯定说要不治。
张 这在建西医院，在建西医院我父亲给她说了，我父亲给她一说，一说下子，她都给我父亲也说实话了。她说，还有存多少多少钱，这存折儿在那儿那儿，存折儿在那儿那儿，。
杨 肯定内心里多想的多了，她都把这事都交待说说。
张 嗯，不是，她叫俺父亲回家拿钱去的。
杨 拿钱的。
11张 拿存折去的，这后来了我都在那儿伺候她。
杨 对，有病了我看是主要靠你伺候的。
张 这后来我都在那儿伺候她。哟，在那儿呀，做点饭咋还是做点饭，做点饭了啦。人家提供的锅吧，在那儿自己买着做饭。做的细面条，她咽不下去了呀，她都咽不下去了呀。咋会没在郑州治的，咋会她要回南阳。一到郑州治，住到那宾馆，俺弟俺俩领着她住到宾馆。住到那旅社里，不是宾馆，住的是旅社。第二天去了，去了人家采血的，那个血情是少的很，血脂不好，血清少的很。后来叫多喝水，喝水你知吧，那一会儿抽血没抽成。哎哟，第三天才又去抽的血。
杨 这是在郑州。
张 在郑州，抽的血，那还是去的肿瘤医院，去了啦，也不在那儿，她要回来，她要回来，回来这都到南阳专医院找着宋秀影，又到建西。到建西了，哟，黑了热的睡不着，睡不成。她又说要回社旗，她又说要回社旗。我说，出来治病的，要是咱在这儿吃吃药，要是好了的，要是药认了的。虽说条件不好，自要治病。
杨 没有专医院条件好。
张 她也咽不下去，给她下的稀面条，咽不下去，一顿用那小碗儿盛那都给这小碗一样，——张兆琴指着茶几上的小茶碗说。盛那半碗儿都喝不了，她都喝不了呀。在那儿住也不知道几天，五天还是六天，热的我也受不了啊。
杨 那你说晚上休息不成，是难受。
张 热的我也受不了，这后来有一早上，她去洗脸去了。她洗脸手里拿着个毛巾，她拿着这个毛巾咋会拿着拿着，我一迈脸儿瞅的，我说，娘啊，毛巾不是掉了吗？她再拾起来拿到手里又掉了，拿手里又掉了。有这个半身不遂了样的，都那号劲儿。后来我一看不对，我都赶紧给医生说，这都又出个这号病，本来是过来治那个胃病的。
杨 想栓塞的，手不管用了。
张 手不管用了嘛，手也不管用了。说着说着手不管用了吧，这嘴也歪了。
杨 栓着啦。
张 嘴也歪了，嘴歪了，我都赶紧给那个往家里打电话。我给谁打的电话呀，那时候兆莲们在家里没有，没在家呀。没有搁家呀。
杨 1994年1995年？
张 没有在家，我咋给谁打的电话。
贺 病重的时候，他们都上日本去了啦。
张 我给你说，是给谁打的电话呀，我想起来了，我是给谁打的电话呀。一高派的车，校长也来了，一高去的车。这都赶紧给她拉回来了，拉回来，这一拉回来是到脚病医院了知吧。拉到脚病医院了，拉到脚病医院住在那儿，住那个西屋。
贺 西屋在财务室旁边，住在那个西屋里，在那儿没住几天，那时候还会说话的。
杨 嗯。
张 我在那儿伺候她，这接着兆湘也回来了，这李凤琴也跟着回来了，他们在油田也都回来了。这后来了，他们都走了。她都黑了给我说，妮啦，嗯，我要晚些了，这个真是说那了痛苦了，我都不活了，我都跳楼。
杨 头脑清醒着的。
张 我都跳楼。
杨 嗯，还说都跳楼的话，呵呵呵。
张 啊，她都那号劲儿说，都那号劲儿想了。她黑了啦，我给她睡两头，在那个病床上。她都说，妮呐，过来咱俩睡一头，我给你说说话儿，我给你说说话儿。后来我给她谁一头了，她说，她跳楼的。我说，哟，你那个时候你想跳走不动了。我说谁舍得好好的去跳楼去的呀，咹，我说谁舍得好好的去跳楼去的。病嘛，慢慢治的嘛。她说，呀，都治不好了呀。
杨 她心里知道啊。
张 她知道啊。
杨 头脑清醒着的。她心里确实是那样想的，想着治不好了，活着多受罪，多痛苦啊。那也是万不得已的想法。人到活不成的时候，也不想离开自己的亲人呀，舍不得一干子亲人。人都有一个求生的本能，都是想活着，天天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乐活恶死是人的本能。心里都害怕临死的那一刻的痛苦。现在想象，其实人到活不成的时候，也就几分钟，十数分钟都过去了，都没有感觉了。一口气上不了，两眼一闭，万事皆休。痛苦的是活着的亲人，他们日日在哀痛悲伤中思念着逝去的亲人。
张 啊，嗯，她说治不好了呀。说了啦说，赶我死了之后，你可记着给我送钱啊。我一辈子钱紧，缺钱花，成天俭省着肯。我死了到那边，再也不想过没有钱的日子，妮呐，妮可记着啊。我听了泪都流下来，还怕她知了，不敢哭出声儿。她信呐，她说你可记住一年了，你给我送钱。
杨 嗯，连这都给你交待交待哩，呵呵。
张 啊，这她都给我说说，你可记着给我送钱呐。不的我都说，我说，我自要说能咕隆着动，我都给她送钱。
杨 站瓦儿（南阳宛东方言，现在的意思。）有车有啥的，回去这也好回。
张 可是的，她说你可记着给我送钱。我说中啊，给你送钱呐，看你想多少？我说着，你想多少。后来她都又说存的款，这个存点款。哎，那一儿了，说着说着，兆莲也回来了。
贺 最后交待钱的事。
张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