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墙的美学
20世纪90年代末，每当北京出现保护古城活动时，都会有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她就是被称为“蓝眼睛的北京人”的华新民，她的祖父华南圭和父亲华揽洪都和北京城市规划渊源很深，而当华新民骄傲地叙述祖辈历史时，却很少提及祖父华南圭的一件往事：50年代在关于北京规划的争论中，华南圭曾极力主张拆毁北京城墙，与主张保护城墙的梁思成针锋相对。在陈徒手的记载中，梁思成出于对城墙的热爱，对同行华南圭的表态很愤怒。也许在读者眼中，华新民保护古城的行为就有了替祖父还帐的味道，比如我尊敬的杨东平先生，在新版城市季风中就说她“义无反顾地走上保护北京古都文化的道路,继承了梁、陈的思路”,这一切仿佛坐实了，华南圭是个北京城的破坏者，但这远非真相。华南圭可以说中国第一批西方城市规划建设的研习者，1876年4月4日,他出生于江苏无锡荡口镇。在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华南圭1902年进入京师大学堂，1904年华南圭被派往法国，190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程师学位。1910年回国,参加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获最优等,赐工科进士。1911年廷试一等,授翰林院编修。作为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华南圭不但曾为工科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还有过城市建设实绩，曾出任北平工务局局长，抗战期间出国避难，解放后，受新中国邀请，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由于主张拆毁城墙的标签，华南圭似乎给人留下了不重视古城保护的印象，但事实是，在梁陈方案提出之前的1949年8月，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华南圭就正式提出了“西郊新市区计划纲要案”，建议在西郊五棵松建新城，他在提案中重申了自己三十年代在《公路与市政工程》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改造旧城市，是市政最大难题，西方某些国家的经验是在旧城市的近郊盖新城，而把旧城保留下来，尽量加以改良，而对旧城大改造“既不可能，亦所不必”。此方案之所以不为人所知，一方面可能因为，方案是他所在的“都委会”同事的共识，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另一方面，当方案遭苏联专家否定后，华南圭就没有再坚持。1957年6月，华南圭在北京日报发表意见，建议拆掉北京城墙，理由有40条之多，算是为他和梁思成多年的争论做了总结，据陈徒手记载，梁思成对这篇文章非常恼火，接受采访时，气愤地拿手边的汉镜打比方，问是不是可以铸40个铜板。因为和梁思成的这次长期争执，华南圭对古建筑的态度在后世读者眼中变得不可理解，受父亲影响，作为梁思成都委会的同事，华南圭之子华揽洪同样主张拆除城墙，那么他们究竟如何看待北京古城墙，他们为何不能象梁思成一样欣赏老城墙之美，必欲拆之而后快呢?首先华南圭认为遗产要分精华和糟粕，比如三大殿和颐和园是精华应该保留，而砖土堆成的城墙不算精华。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如果象梁思成建议的那样，把城墙建成空中公园，因为太陡，老人和孩子行走多有不便，这是一条可能让我们觉得很牵强的理由，可能会让读者觉得这并非华的本意，而是受到了政治压力，比如此时，毛泽东对城墙存废的态度在建筑界恐怕已广为人知，但是，对服务对象老百姓的关注，对使用是否方便的关注，在华南圭的建筑规划思想中是一贯的。据华新民介绍，祖父强烈主张“还城于民”，把城市“从皇帝手中还给人民”，比如向市民开放中南海,把中南海做成市民公园，好多北京的公园都和华南圭有关系,如中山公园、景山公园、香山公园等。华新民说，受祖父影响，父亲华揽洪在设计时经常考虑实用，又注重细节，尤其是实际应用上的细节，比如老人下的台阶，因为是平的会感觉往下坠，能不能前面翘一点。华南圭出于这个思路，有些想法甚至有些偏执，曾经有一段时间，新修的道路被冠以“汽车路”的名称，这让他非常难过：路不仅为汽车所设，又为什么偏叫“汽车路”？直到人们渐渐开始使用“公路”一词，“名正言顺，我之悲大减”。讽刺的是，华南圭主张拆除城墙完全是为老百姓着想，但群众似乎对他的努力并不认同。据统计，195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全年共收到人民来信165件，其中关于处理城墙方面的来信共计51件，约占来信总数的31%。而其中主张拆除城墙的来信共计5件，只占10%左右。其他90%都主张完全保留或改造利用城墙。甚至有群众来信直斥华南圭这样的专家是“败家子”。其实，工程师出身的华南圭并非不能欣赏古建之美，华新民介绍，祖父和父亲这辈留法人员，都主张建筑应归在艺术系里，觉得建筑工程教育应该有美学素养，这样房子才能建得更漂亮。华南圭还亲自北京胡同里设计了一个漂亮的四合院，华新民从小就在院子里长大，父亲告诉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得到过比四合院更多的赞扬和宠爱。华南圭如此执着地坚持拆除北京城墙，很难单纯用政治影响解释，就像喜仁龙和梁思成对城墙之美热爱的真诚一样，华南圭的拆墙肯定也有他的美学，背后也必定有他的哲学，那就是，一切为了人。在有人询问华南圭上建筑规划条陈的宗旨时，他回答:“予之条陈只一字,即人字是也”。他尤其关心现在的人，而非过去的人:“文化与人同，过去者为死文化”,“现存者为活文化，言其近者如圆明园堆瓦砾，徒成凭吊之场；言其远者如洛阳，古时之繁华，渲染史册。今则连一堆瓦砾而亦不可见矣，所谓死文化者此也”。在王军的《城记》中，很多那个年代的人会认同华南圭，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陈干明确支持拆除北京内外城城墙，理由是：不能“削足适履”,不能让“死人”管住“活人”。否则，就“违背宇宙万有的共同发展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不能为文物活着，应当相反，文物要适应人的需要”。据称华南圭是最早把地铁和计算机介绍到中国的人，他希望中国尽快步入现代化，他的很多想法带有启蒙性质。而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把过去看成黑暗的，启蒙就是用光明照亮黑暗，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类会不断走向进步，最终建成理想国。所以启蒙美学更看重现在和未来，轻视过去，这可能是华南圭对城墙态度的最初动因吧。
不过，概念又很难概括一个活生生的人，2012年7月，当北京因一场特大暴雨导致重大伤亡，华南圭当年的下水道治理方案又得到广泛关注，即使在文物保护方面，他对玉泉山水源的呵护，他对云岗石刻的"伟大华美之工作"的评价，他对地坛内古树命运的大声疾呼，都证明了他眼光的独到和对文化的热爱，华新民继承的正是祖父的事业。
虽然在城墙存废的大是非上，历史证明了梁思成的孤明先发，华南圭的判断是错误的，但回避这一段历史，对华南圭同样是一种误解，正如历史曾长期误解了梁思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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