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教堂与宫阙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写文章，写诗，要一直沉浸在那种氛围里才好。生活和艺术有距离，不管食不食人间烟火，你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道理讲得最明白。便是所谓纪实，也加工过，材料有取舍，态度有爱憎。这种情况下，即使一张照片，也和虚构无异。所以创作的时候，作者是要脱离出生活一点点的，这脱离，好比身处地球却不受重力的牵制，可以牢牢站立，也可以飞起来。
陷入生活很深的人，进入写作的氛围不容易，又不能像张旭那样，管它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都脱帽露顶、狂呼乱叫一番。我喜欢唐诗，写旧体诗虽乐而不能精，偶尔应命而作，需要好几天泡在古人的集子里，试图进入特定的语境。写文章相对简单些，处于当下的情境，使用此刻的语言，纵有距离，触手可及。尽管如此，还是要一出一进。状态不好的时候，一步跨过门槛也不容易，不免找不到题目，不知写什么好，或者反复写来，开头总是僵硬，我的办法，是去楼下图书馆借几本散文随笔集上来，看人家写什么，怎么写。内容不拘一格的书最好，题目五花八门，容易刺激头脑。很多人喜欢整齐，我不然，我喜欢驳杂。很多专栏作家都有这个特点，但不能细读，太淡白，咂不出什么滋味。我们图书馆中文藏书数万，散文百家，经得起重读，能给人启发的，数家而已。我说这话是很功利的，因为找来读，目的是激发自己作文，动机很不纯正。在这不纯正的动机下，十几年下来，可取的，又经得起反复读的，就只剩下鲁迅和知堂，有时也读读钱锺书夫妇。
这不是说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只有他们四人，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各有其好，但沈汪二先生的文字，和我的路数相差太远，想学也学不来。台静农是可以更亲近的，可图书馆没有他的书……
在写了一两年论说性的文章之后，对鲁迅的文章，认识又深了一层。文章写到一半，一大半，觉得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物却捕捉不住的时候，想起鲁迅，这才感觉到他的厉害，从一件小事、报上的一则新闻、书上读到的一段话说起，一步步往前推，自然引出一个结论，要么步步为营，逐渐深入，要么不断否定，通过重重否定，盘旋而上。好比剥笋，一般人剥了几层，以为到了核心，其实还远着呢。也有人知道还远，却力不从心，不能剥下去。直到曲终奏雅，结果还是套话。套话，即使真心真意，兼又清辞丽句，别人读了，还是无聊。鲁迅的厉害，就在于能一直推进到寻常人想不到的地方去。知堂也行。他说理，平铺直叙，缓缓往前，像一条小河，水不急，四平八稳的，却能越引越远，到最后，停下来，读者仔细回味，其味真是深长。能这样，一是读书多，道理想得透彻，二是写作环境好，下笔从容，第三就是天分了。这三条，缺一不可。
鲁迅的文章，像欧洲的教堂，塔尖高耸，上出云霓，下临无地，仰望之下，只觉天宇浩渺，无限悠远，知堂的文章，好比中国的宫阙，在大地上平平铺展，“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鲁迅说拜伦，“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仿佛夫子自道。知堂新诗《小河》中有句：“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经过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也是他文章风格的极好说明。
往简单了说，可以打个比喻。鲁迅和知堂的文章，意思可以推到四层、五层，我们往往只能推到两三层，运气好，偶尔能推到四五层，但机会不多。我读二周，常常废书而叹：类似的题目，写到他们的倒数第二第三段时，已经力竭，再往后，勉为其难，挤牙膏似的挤，也未必挤得出来，更别提奇外出奇了。
日前读知堂《姑恶诗话》，前面分讲姑恶鸟的来历和形貌，谈到宋人苏轼和范成大的诗，都能体察人情，但碍于礼教，不得不尽量温柔敦厚。后半部分讲明清人的姑恶诗，就全是道学气。姑恶鸟按传说是被婆婆虐待而死的小姑所化，明清人的诗，竟然归结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上去。如果就此写来，已经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然而知堂在中间，却由苏范的禽言诗引到陆游的《夜闻姑恶诗》，说陆诗“虽非禽言而意特悲凉”，因此很自然地想起陆游的沈园故事，写“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时的怅然”。沈园故事是婆媳不和酿成的悲剧，知堂这段题外之引，把自己的见解说得明确而又无迹可寻。读《姑恶诗话》，最佩服的就是这段插话。
2019年5月2日 原载《南方周末》
部分摄影：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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