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峰 金观涛：姗姗来迟的“中国哲学”
之前，双体实验室陆续推出了《中国最先现代化转型的两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和文学的脱胎与重构》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传统学科——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文学，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相对于地理学和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和哲学这三门主要现代人文学科对应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现代转型就困难得多了。这是因为它们与儒家经典和伦理规范结合得更为紧密，深受经世致用主导原则的约束。民国建立时，历史学和文学大致已在第二阶段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发展为新学科，只有作为义理之学的哲学研究，最后在第三阶段才完成现代转型。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教改课程设置中，如何摆放经学和哲学的位置常常是争论焦点。当文学尚未实现现代转型之时，经学和义理之学可以称为“经学”或“道学”，放于“文学科”或“文学门”中；但是，二十世纪初当文学和历史学开始现代转型并发育为独立学科时，就会发生很大困难了。困难在于，是否将经学独立出来、又将其置于什么位子。
相关争论很激烈，一直持续到民初。
姗姗来迟的“中国哲学”
文/刘青峰 金观涛
哲学义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本，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建立哲学学科的困难所在。
第一，可以从为“哲学”定名的过程，来观察义理之学纳入哲学研究的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西方哲学本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人文学科。早在明末，来华传教士传入“Philosophia”（拉丁文，意为哲学）时，就留下了“斐禄所费亚”、“理学”（艾儒略[Giulio Aleni]）、“性学”和“爱知学”（傅泛际[F. Furtado]、李之藻）；十九世纪又有“智学”（花之安[Ernst Faber]）、“格学”或“学”（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等名称；在学科上，西方哲学包含的众学科也简称为“理科”。
这表明，一开始中国人是用儒学的理学来理解西方哲学的。最早将“哲学”与“Philosophy”对应的是日本学者西周，1881年《哲学字汇》把西周的用法确定为通用译名。不久，“哲学”一词传入中国。最早使用“哲学”的中国人是顾厚焜，他奉命考察日本和南北美洲多国，回国后写了多种出国考察报告，1888年出版的《日本新政考》使用了作为学科的“哲学”一词。虽然顾厚焜使用的“哲学”是指“Philosophy”，已与中国传统理学分离了，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士人，包括王韬、康有为等谈到涵盖各学问义理及原则的大学问时，仍爱用“理学”一词。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多次使用“哲学”一词，仅书名中带“哲学”的就有十六种；但哲学作为学科又被安排在该书第二卷“理学门”中，这一门包括十九类自然科学和几门人文学科，即哲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因为，在康有为心目中，经学高于哲学；他在该书按语中这样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又说：“凡六经，皆经济学书也”。康有为对六经的赞美并不是为防范保守人士的策略用语，而是真心话。正如陈黻宸所说：“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也。”。
第二，从如何为经学和义理之学在众多人文学科中定位的角度来观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教改课程设置中，如何摆放经学和哲学的位置常常是争论焦点。当文学尚未实现现代转型之时，经学和义理之学可以称为“经学”或“道学”，放于“文学科”或“文学门”中；但是，二十世纪初当文学和历史学开始现代转型并发育为独立学科时，就会发生很大困难了。困难在于，是否将经学独立出来、又将其置于什么位子。相关争论很激烈，一直持续到民初。
1903年张之洞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取消并禁止设置哲学科，将经学列为众学科之首。其理由正如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说︰“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广志荒之弊”，“哲学置之不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而王国维于1903和1906年先后写〈哲学辨惑〉和〈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书后〉两文，旗帜鲜明地为哲学正名，反对大学取消哲学，并提出把哲学放入文学科目中的新方案来安置哲学。
在为哲学正名中，蔡元培是另一员战将。1903年，他在《哲学解》一文说：“哲学者，普通义解谓之原理之学，所以究明事物之原理原则者。”由王国维和蔡元培对“哲学”意义的理解来看，在中西二分二元的第二阶段，汉语中“哲学”已与理学区别开来了。但是，一直要到1913年民国颁布《大学令》取消了作为主要学科门类的经学，哲学才真正成为独立的现代人文学科。而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中国学者按现代学术规范撰述的中国哲学史。
第三，哲学作为西方传入的现代学科，是否应该或能够包括儒家义理研究，亦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上述第二阶段中西二分二元论思维模式中，是无法处理经学的。因为，儒学义理承担君主制的政治合法性及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论证功能，经学是这一套政治和社会道德伦理的诠释和注疏，它本身是一个完整而不能分割的主体。这样，只有在持续两千年的王朝政治崩溃、民国建立，经学失去其功能之时，才有可能把儒学视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哲学，才可以整体地被纳入现代学术规范，即这时它才能完整地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民国建立不久，发生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反传统运动，否定儒家伦理超越现代理性的地位，用哲学范式来研究儒学才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在诸人文学科中，中国哲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核心地位的确立最晚，要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实现。
显而易见，一旦“哲学”不同于理学，则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摆脱儒学的桎梏。关键词统计分析可以佐证这一点，该过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分析“哲学”一词使用次数，可以发现两个高峰，一个是1902年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另一个是1920年与新实在论、唯识论等有关的学界讨论。第一个高峰意味着西方哲学不再属于“理学”和“格学”。
经第二个高峰以后，儒学的义理之学才被认为是哲学。中国哲学这一现代人文学科形成的过程表明：把西方哲学格义式地纳入儒学穷理之学虽早，但意识到中国的“理学”应该是哲学的一部分却步履维艰。新文化运动前，很少有把儒学视为哲学的言论；之后义理和中国古代思想才成为哲学研究对象。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得以确立。但是，即使到1926年，胡适的观点尚未被人文研究者普遍接受。傅斯年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