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今文经学”经师何休的“太平”的思想

何休(公元129一182年)，东汉未期最著名的“今文经学”经师。其主要著作是《公羊传解访》，其实，就是对《公羊传》的注解。

东汉末年，比较关心当时社会危机的知识分子都注意到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及其不断激化的具体情况，他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些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农民起义和汉王朝的灭亡。何休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其“《春秋》三世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并产生的对“太平盛世”的一种理想追求。

(1)在何休看来，社会太平的基础是“民以食为本”。在《公羊传·宣公五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这就是说，统治者向农民收税，应该以总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率最为合理。如果统治者真正实行“什一税”的话，农民就会歌颂他们了。

而对于《公羊春秋》中的这段文字，何休解释说：“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经传数万，指意无穷状。相须而举，相待而成。到此独言颂声作者，民以食为本也。夫饥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兼并，虽皋随制法不能使强不凌弱。是故圣人制井团之法而口分之。”

何休的这段解释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春秋》中，讲“经”与“传”这一道理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在这里还要专门讲“颂声作”呢?

何休认为，这是因为《春秋》已经意识到“民食”的重要性。其实，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何休的认识。在何休看来，人必定要吃饭，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老百姓当然是“以食为本”。如果人民饥寒并至，即使是尧舜亲身教化，也不可能使“野无寇盗”；如果以富辱贫、诈贫，即使是阜陶亲自执法，也不可能使“强不凌弱”。毫无疑问，有寇盗的原因是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而农民饥寒交迫的原因却是两极分化的加剧。

因此，要真正地解决这一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就应该尽快地实行古之圣人制定的“井田之法”，按人口分田，使每一个人都能填饱肚子，都能够穿上衣服，这在实际亡就是指解决温饱问题。统治者如果真正解决了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老百姓当然就不会以身犯险。

(2)何休认为，在《春秋》看来，作为劳动者的广大民众的理想就是对于“太平盛世”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对于自己极力主张的“井田之法”及其意义，何休还真的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作出了比较详纫的叙述。以此为基础，他还描绘出一幅农民在“井田制”下面劳作和生活的美好图画。毫无疑问，他所描绘的这幅美好的图画本身作为“太平盛世”的蓝本虽然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这对于他提出来的“太平盛世“的概念及其虚构的“春秋三世说”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有作出说明之必要。

毫无疑问，“春秋三世说”作为“公羊家”们所主张的“三科”之一，在西汉初中期首先是由董仲舒提出并阐发的。而其中的所谓“三世”，就是指“所见世人“所闻世”和“所传闻世”这三个概念以及相互关联的内容。在“公羊家”们看来，孔子在《春秋》中，虽然以同类的事实为依据，却可以因其所在之“世”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书法“(解释、说明和书写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何休也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何休认为，上述的所谓”三世”，不过是“公羊家”们所幻想的孔子的“《春秋》王朝”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春秋》所说的“所传闻世”，这就是指的所谓“衰乱世”。因为，在其时，就是《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它历表达的意思就是《春秋》先从治理本国做起，以本国为“内”；以别的属于“中国”的诸侯国为外(“内其因而外诸夏”)。

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春秋》中所说的“所闻世”，这就是指的所谓“升平世”。因为，在其时，就是《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按照《春税》规定的治理及其教化方式治理国家，已经普及了“中国”范围内的所有的各个诸侯国。在这个阶段上，孔子显然是要实现以“中国”范围内的各个诸侯国为“内”，而以其他的文化相对落后的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为“外”(“内诸侯而外夷狄”)。

第三个阶段就是(春秋》中历说的“所见世”，这就是指的所谓“太平世”。因为，在其时，“天下”都统一了(“夷敌进至于思，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在这个阶段上，就如同所谓的孔子在(礼运》中所描绘出来的那样一种人人称道的所谓“太平世”的景象，既然已经实现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天下就再也没有国家和种族的界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一类的东西也就只有全社会都认可和道循的公共道德原则(“祟仁义”)，因而根本没有任何暴力，也用不着什么暴力(《公羊传解话·随公元年》)。

综上述可见，由于何休在所谓的《春秋》里面讲不同之“世”时，已经分别阐述了同类的事情有不同的“书法”，因而使得所谓的“《春秋》王朝”的发展也因此而逐渐地从“衰乱世”(“所传闻世”)出发，经过“升平世”(“所闻世”)，员终到达了所谓的“太平世”(“所见世”)。在这里，整个社会的所谓发展过程虽然都是由何休之辈的学者们臆造出来的种种幻想，但是，由于其中的所谓“太平世”的描述主要是从农民起义的思想中“吸取”过来的，这也可能是对农民起义思想的一种比较曲折的反映。

而在传统的“中国”范围内，“太平”二字历来都是广大民众的一种理想，也是农民起义中的一种追求，或者说是一种期待和愿望。所以从古至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的小老百姓，凡是“中国人”都总是力图把“太平盛世”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来加以追求，或者进行奋斗（有的人或者把历史上的“至治年代”称之为“太平盛世“，或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干脆把现实社会称誉为“太平盛世”)。所以，在东汉末年，人们把现实社会中农民起义所依托的宗教组织叫做“太平道”(当时广为传播的一种“道教”)，而包括有反映农民的理想追求目标的宗教经典被称为“太平经”是很自然的事情。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也同样沿用“太平”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天国”。

从表面上看，东汉未年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是以宗教的形式，用“太平道”把农民组织起来，似乎是真的应验了“今文经学”所编造的“滋纬”迷信：“受天命为王”的孔子在“为汉制法”而作《春秋》的时候，就已制定了“太平”之法。其实，两汉关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这一思想领域的斗争，既是从“春秋公羊学”开始，也是以“春秋公羊学”结束的。在这一斗争中，董仲舒和王充是对立面挂帅的主将，张衡、王符、仲长统的思想是对王充这个对立面的补充；而何休则是对董仲舒这个对立面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