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发病率20年暴涨120倍，教师子女成高危人群？
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又该如何浪费？悲哀的是，很多优秀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
口述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
大概十多年前，有一位在美国某常青藤大学读博的中国学生，他平时兢兢业业，也颇有学术成果。一天，他突然对着电脑大笑，然后走出了宿舍，疯掉了。
父母闻讯赶到美国，把他接回家。回国后，他再也无法和人正常交流。父母不解，从小到大，孩子的成绩名列前茅，也从未有过出格举动啊。最后，父母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几行惊悚的文字：
“我很害怕，或许我还不够好，我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据他室友回忆，他仅仅是在一个小项目上卡了几个礼拜。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几乎每个年轻人都试图回答过，却几乎无人能够完美回答。而答得不好的人，则陷入无尽的精神漩涡。
最近读了一份关于中国精神疾病的报告，深有感触。
报告的撰写者是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他还是前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副主任和总督导。在报告中他揭示了一个现象：
今天很多优秀的年轻人都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疾病，甚至产生强烈的自杀倾向。
他提供了三组数据。
第一个数据，40年前，也就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1%，即100个人中有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疾病。这个数据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17.5%。
第二个数据，40年前，中国的焦虑症发病率大概为1%，现在这个数据是13%，100个人里有13个人患有病理意义上的焦虑症。
第三个数据，20年前，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是万分之五。现在是多少？竟然飙升到6%。也就是说20年里，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增长120倍。
所以近几年来，我们听到了一些古怪的新词。
比如“职业倦怠症”，一种由工作无限膨胀与挫折引发的身体和情感的入不敷出感。心理学家大卫·波森认为，“倦怠会摧毁你每一样能力，短期记忆、正面乐观的态度、统筹、判断与推理能力。”
用流行话来讲，就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我努力工作到底为了什么？
为此，心理学家从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制定了一份调查问卷。结果参与调查的4000名中国人里，40%的人都有“职业倦怠症”。
两年前，频道也曾做过小范围调查，那些认为自己对职业厌倦的读者，在表达个人感受时大多采用了“无助”“无意义”“抑郁”甚至“自杀”等负面词汇。
还有一个词叫“微笑型抑郁症”。有些年轻人乐观开朗，人缘也不错，突然有一天就做出异常行为乃至自杀，让人难以置信。
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悲伤、苦恼、困惑。只不过，这些情绪都被隐藏了，在微笑的面具下，却是一个无助声音：“救救我吧。”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然而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近几年来似乎并没有太多讨论。
徐凯文博士讲了一个案例。
他认识一位大学生，刚入北大的时候非常优秀，第一学期考了全院第一名。也就是那个学期之后，他数次尝试自杀，四年来，住院、吃药，所有治疗手段都用尽了，却不见好转，最后他只能放弃学业。
100多年前，德国人威廉·冯特建立了现代心理学，并逐渐形成了对病理的分类诊断和治疗的科学疗程。一般情况下，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都可以药物、心理咨询进行治愈（严重的甚至会用电抽搐疗法）。
但徐凯文博士提出，在今天，药物等疗法对很多年轻人的心理疾病是无效的。
他把这种精神疾病称为“空心病”，症状很像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却根本无法治疗。
我想，那位常青藤博士，或许也是“空心病”的受害者，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感、自我怀疑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那么，哪一类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最容易患上“空心病”呢？
徐凯文博士对有过强烈自杀倾向的孩子做了一个分析，调查样本不多，总共38个，但居然有50%的孩子来自教师家庭。
我们一般认为，教师最了解教育的逻辑和本意，最容易培养出优秀的孩子，但是调查的事实却为何相反？
一位频道的读者认为，教师在教育子女时，喜欢发号施令，不把批评当回事。子女由此产生了很强的挫败感，这样的家庭关系和成长背景容易把子女塑造成一个缺乏自信、自我评价很低的人，进入社会后，挫败感就会被放大，进而出现极端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把“空心病”乃至自杀归咎为教师群体的“职业病”？或者进一步探讨，教师群体职业素养的缺乏和道德问题才是罪魁祸首？这样的观点可能是片面的。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不能看仅仅看作是个人选择或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当一个人和社会的联系发生异常和脱节时，就容易发生自杀。
社会为人的行动和价值观提供了一套有序的、被多数人接受的框架，这种框架被称为“社会规范”，而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破坏因素，它会导致“社会功能障碍”，形成一种社会病。受害者的行为只不过是社会病在个人身上的补充和延续。
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是一套完整且截然不同的大框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规范，它是由国情、资源、历史、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
在全球教育排名第一的芬兰，学校崇尚“融学科”教学，弱化考试与排名，一个普通班学生人数不到20人。我们很难想象，教育会变成一种考验服从性的军事化管理，教师被塑造成发号施令的群体。
我们当然无法否定中国教育体制，至少它是目前一种相对公平、能保证阶层流动的高效系统，但它同时是一种淘汰制度。
“读不了好的小学，就无法考上好的中学，读不了好的中学，就考不了重点大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种社会共识，淘汰甚至在初中阶段“考不上就读职高”就开始了。
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下，普通人的容错率实在太低了，所以一个家庭，在没有绝对财富实力的情况下，要小心翼翼地为子女做好详细的人生规划。
显然，教师比普通家长更清楚教育的“捷径”，知道如何让子女“鱼跃龙门”，在未来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和走上成功之路。
只不过充满着成年人视角的规划本身，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
因为空洞、机械和缺乏温暖的量化考核目标，并没有解释个体“存在的意义”这个命题，我到底在为谁活？这个世界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那些高考状元、优秀学生进入中国顶级大学后，患上抑郁症、空心病，乃至产生自杀倾向的根本原因。
教育究竟为了什么？如何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人生？如果说要人生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对孩子来说，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又该如何浪费？
这是人生在世需要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悲哀的是，很多优秀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
这是一个系统性难题，然而在目前来看，却是无解的。
今天这篇文章改编自《每天听见吴晓波》的音频。【点击此处，立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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