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 我的中学岁月 2021年第78期（总675期）
我的中学时代
黄文泉
01
1969年，文革如火如荼。我小学毕业，按片区进入贵州安顺地区二中（现在更名为安顺市第二高级中学）。进校之初，文革的氛围浓重，毛主席语录代替课本，成了学业的主要内容。吃忆苦饭、请贫下中农来控诉旧社会，然后就有同学站起来带节奏、带头举手高呼口号，随着大家就一起义愤填膺也举手高呼口号，教室瞬间被革命小将们的热情点燃。
本文作者小学毕业照
课外，我们不改孩子的顽皮，该玩乐还是玩乐。男同学，好多都带了弹弓去上学。哪怕是课间十分钟，我们也不耽误，把弹弓从书包里拿出来，到教学楼外去打鸟。有次，我们站成一排，站在教学楼后面残存的城墙上，瞄准远处菜地上方站在电线上的麻雀，把一颗颗石子发射出去，我一弹弓打出去，没有打中鸟，却只见鸟站的电线断为两截，齐刷刷颓然掉到菜地里。旁边的同学严崇义立刻调过脸来，一脸坏笑，指着我，说：“你打断的。”我立刻觉得闯了大祸，狼狈得不能分辨。还好，他之后没有向老师揭发我，不过，我紧张了整整一天，从此，就不敢再把弹弓带着上学了。
不久，学习气氛渐渐酝酿起来。那时候讲究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所以我们的班级也都统统叫排。一个年级则叫连。我所在的班级编制为一连七排，班主任是曾文兰。
曾老师是教英文的，她丈夫是随着三线企业虹山轴承厂从北方来到安顺，她也随夫来到了这里。她写英文一丝不苟。先在黑板上用大尺子画起三横格的标准英语书写格式，然后再工工整整地把英语单词和句子写上去。曾老师治学甚为严谨，课堂间课堂下教训人常常疾言厉色。激励学生也是曾文兰老师的拿手好戏，她关于努力学习、成名成家的教诲至今还言犹在耳。今天，这一类鼓励已是平常话，但在文革时期听起来，就觉得格外亲切振奋。
80年代，安顺二中老校门
下厂劳动一月两月在那时候是常态，学生们大都觉得很新鲜激动，至于学业荒疏一类的事却并不挂在心上。然而，曾老师却不让学生偷懒倦怠，在学工期间，她仍然支起大黑板，教大家ABCD。她在教学上的苛酷让学生都很敬畏她，而我也在这种敬畏心态下开始了学英语的起步。
到了高中的时候，担任我们英语教学的是黄国华老师。黄老师与曾老师截然不同。她慈眉善目，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要好好学习，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补习。每次考完试后，我们总爱围在她的周围让她当堂判卷，并不时讨价还价，但她微笑着并不妥协。
高中时，在黄老师的组织下，我们曾参加过许许多多英语书法比赛，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推选入年级的专栏里展览，心里就充满了美滋滋的荣誉感。1973年的7月，发生了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学生张玉勤自杀事件，学英语于是就成了一桩很臭的事，英语也不再成为考试科目，黄老师好长一段时间也是一脸阴云。可惜我们那时候还自以为有些解脱，不懂得老师的心境，所以也不知道去安慰她。
后来，参加高考和研究生考试，英语成为许多考生的高难障碍，而我却凭借二中打下的根基，成功跨栏而过，英语都考及格了。再后来，漂洋过海，英语成了我工作和生活的语言，无论听说读写，都可以找到从二中积淀下来的痕迹。
在二中，我聆听过教诲的语文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而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段时间所吸纳的知识则很深远地影响着我。
安顺县学宫里 图片来源网络
初中教我们的第一任语文教师是蹇永新。每次一上新课，她总是要我们用几句话说出某一段的大意，可怜我们小小年纪，怎能简明扼要地去叙说一个段落。但她总是以鼓励的眼神地看着你，直到你好歹说上几句。后来到川大学哲学，才知道当初蹇老师其实是在培育我们一种叫概括的哲学思辨能力。
读到初三，张子达老师教我们语文。《捕蛇者说》就是他讲授的。记得班上有个普定来的同学叫上官敏，张老师让他朗诵，他的普定口语把捕蛇者“戚然”而叙述的语气渲染得极富感染力。张老师相当生动地讲解了该文，“苛政猛于虎”这个著名的道理就是那时候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的。期末考试的时候，同学一个个交上考卷，张老师就当即一个一个判卷。我差不多是最后交上考卷的，张老师立马判卷，完毕，说道，终于有个高分的了。我为此快活了好几天。
写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到单慧丽老师。
她是上海人，矮矮胖胖，白白净净，戴一副秀朗架眼镜，说一口吴侬软语的普通话，虽短促，却也温软。她那时也许才二十出头，大学毕业后，不远万里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僻远的山城。她有一个未婚夫，在海军服役，假期的时候，他来探亲，我们会在某个午后，看到她跟穿着水兵制服的未婚夫在校园散步。
单慧丽老师教数学，兼职校团委。有个学期，我们到工厂劳动了一个月，回来后，要讲心得体会，听了我在班里的发言后，她笑吟吟地表扬我，并指名要我在年级讲用会上发言。接到任务，我既有几分得意，又很是紧张。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于少年的我，并不轻快。
有一天下午，全年级就在大礼堂里开了大会。孔庙是我们校园的一部分，大礼堂多年前是孔庙的大成殿。我们分班成纵行席地而坐。老师挨个叫同学走上台上去发言。一进入大殿，我的心就打鼓般跳着。台上的同学发的言，我几乎一句也听不进去。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从空行里走出去，沿着旁边的石阶上了台，把稿子拿出来，眼睛一直盯着稿子，不敢往下面或者旁边看一眼。照本宣科念完，在掌声中，我快速走下台去，顿时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后来，高年级组织读报小组，到低年级里去读报。也许因为那次发言虽然紧张，倒也一气读了下来，我又被她选中。每周下午，定时到另一栋楼的低年级班里去读报。读报当然是用本地话，不过读得很流畅。那时，流畅朗读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做到的。第一次去读，我有些紧张，读起来未免疙疙瘩瘩。去的次数多了，方才应对自如。到了后来，觉得上讲台去读报就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了，于是，读起来，极尽抑扬顿挫之能事。新学期来临的时候，不再去为低年级的同学读报，竟然生出几分失落的情绪。
安顺二中老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约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学校里一直没有开设演讲课，所以中国人一般不太善于演讲。一上了讲台，非得用稿子，不然，发言就大抵会语无伦次、语病百出、逻辑混乱。其实，演讲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内容和技巧。多上了台开口说话，就会从拘谨变得从容，从而享受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这个过程，做到心到口到，按部就班。这么说起来，上面说的这些初中上台开口说话的往事就是我上过的演讲课了。
到了高中，先是胡安忠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戴一副金丝眼镜，天然卷曲的头发，跟旧时代从海外留洋归来的学者有些神似。他讲课时从来都用普通话，而且还要经常很夸张地妈麻马骂地示范一下四声，这让我们学生觉得他很有些洋味。一次到他家，听到他与家里人说安顺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才知道普通话不是他的母语。
离开了安顺，我也开始操普通话了；儿子进中文学校学习，回到家里自是要辅导他一下，还要时时地矫正他典型的鬼子发音，这时候当初胡安忠老师抑扬顿挫地念四声的神态就不由浮现在脑际。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大着胆子教过美国人的中文，经常模仿着胡老师的神态甚至腔调纠正着人家。这时候就不由不佩服胡老师的勇气，在一片家乡口音中去操弄京片子。在说方言的人群中说普通话在那时候也许还不免为人在背后讪笑，而现在则已成为经济一体化大环流中的天经地义的事。胡老师真有些超前。
洪阜老师既是我们高二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古文功底极其深厚，一篇《石钟山记》上得有声有色、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就罢了，为何我还说图文并茂呢。这是因为他在讲解苏东坡去考察石钟山的动因时，一边声情并茂地讲解苏东坡不轻信其他人对石钟山的定评，于星夜乘舟前往的情景；一边就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弯新月，那新月悬于万仞之上，轻舟之上立着苏东坡迎风潇洒的身影，顿时一种清新悠远的气氛烘托而出，让我们在堂下静静聆听的学生对远古的悠远和古人的洒脱心向往之。《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也都是洪老师讲授的。于今，洪老师模仿着祥林嫂反复念叨的“我真傻，我真傻”的神态和语气还历历在目。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多次使用的反语的技巧自那以后便被我铭记在心。洪老师授课时所进入的那种忘我、沉醉的心境，我在走出二中校门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总觉得以后所上的课，大多不是沾染上了实用和商业味，就是显得沉闷而枯索，哪里能够与洪老师授课轻灵的诗意和多彩的画意相比。
上课的情景之一
那个年代，是一个政治气氛极为浓烈的年代。我们所耳濡目染的差不多都与政治相关，既然每天都在呼吸着政治的空气，所以学校里老师郑重其事讲授的政治课反倒有些印象模糊。
初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先后有两个，一个是胡德伦老师，另一个是张忠琴老师。胡老师拖长声调模仿领袖大声说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成为了一个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张老师给我们讲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又在班上提问谁是美国的副总统，我正好知道是阿格纽，便迫不及待地举手回答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在那堂课中的得意时分。
到了高中的时候，胡达莘老师先当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师。他肯定给我们讲过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哲学原理，只是我记得不甚分明。后来复习参加高考，已是高中毕业六年以后，幸得胡老师这位高人指点，我在高考中政治得了高分，不然是否能读上985高校也还是一个问题。
胡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全班教学颇富力度的管理，每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他都严加督促，考试结果都被他统计出来，算出每人的平均各科得分，然后张榜公布。现在据说这种张榜公布的方式已被国家教育部明令禁止，原因是没有排上前列甚至第一名的学生会受伤害。所幸那时候我们大家似乎既在意分数又不至于走上极端，即使名落榜尾的同学也一样乐得其所。后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二中也轰轰烈烈地响应了，所幸的是胡老师安然无恙。
02
说到这里，我都在谈文科，好象我那时读的是文科，其实我们那时候文理兼修，接受的是综合教育，而这种教育以后我就没有再获得过。
阳汝祥老师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教我们物理。杠杆原理、欧姆定律、反射原理、浮力定理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讲杠杆原理时，阳老师一笔勾画出的人体简图不仅有物理意义，也有美学意义。
安顺二中老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初三时，学校里在一个仲夏夜破天荒地举办了一个科技晚会。阳老师指定我与卢玉森同学一起上台展示麦克斯韦滚摆原理，我们一边做实验，一边则讲解，那天晚上颇有几分踏入了神圣科学殿堂的感觉。
我想我今天的数学知识并没有超越我那时在二中所达到的水准。初中时，我们很系统地学了代数。记得那时候经常会有数学竞赛，封忠犹老师循循善诱地为我们讲解各式各样的解法。一次因式分解竞赛一共出了十五题，我做对了十四道半，那一半没有完成的分解以后还是让我耿耿于怀。到了高中，曾朝月老师给我们很透彻地教了三角函数，对数以及解析几何。用胶泥制成的轴承以及为之所画的三视图我一直珍藏着，可惜后来跟一箱历史文件一起邮寄到美国的途中丢失了。我们花了足足一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个课外项目完成。
直到今天，我还会小为得意地在化学博士的面前卖弄我的化学知识，比如横背竖背化学元素周期表，比如写出硫酸、氢氧化钠等等的分子式，又比如阐述分解反应、中和反应的过程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素朴的化学原理，在化学领域里何足道哉。然而，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的是，我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汲取了这些化学ABC的。而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犹如三年困难时期居然有一些吃肉的经验一样。
谈起化学，就不能不提起杨恩滇和尤连钧二位老师。在初中时，他们教的无机化学让我感到有趣之极。在配平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美学意义上的愉悦。而在一个个的化学实验的操作中，我看到了世界万物结构的绚丽和奇妙，以至于到读大学，讨论是物理应该包容于化学之中呢，还是物理应该高于化学时，我感情上竟然倾向前者，拥护大化学主义。当然高中的化学老师兰以鑫和丁国栋也应该提及，虽然他们教的有机化学已经有些复杂和艰涩，碳链结构和醇的分类还是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上课的情景之二
兰老师的慷慨至今我还记得。每次考试完毕，我们到他家零乱得有些潇洒的家里看他判卷子，常常向他多争几分，他笑眯眯的也就给个一两分作奖励。而丁老师的严厉与他在足球场上的凶悍交相辉映。一次，与我同座的同学一边说黑板反光，一边偏了偏头去看，他立刻把手中残遗的粉笔头猛地砸了过来，吓得大家顿时大气不敢出。那时其实是很师道尊严的，虽然那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年代。
后来在国内读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哲学都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既然如此，学哲学必须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底才是。社会科学还好说，多看书，博闻强记则是。自然科学则谈何容易，而我所凭借的就是二中时学到的那些知识。还别说，看哲学书时所遇到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和阐释，其实都没有太大地超出二中时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
我们不仅在课堂里学知识，还走出课堂去了解书本知识的应用。读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蓝以鑫向大家宣布，为了跟书本知识相对应，我们要到外地的化肥厂去参观。我们就如同要到外地度假一样喜不自胜，心一下从平时的学习重压中解脱出来，一下轻快不已。
有个叫郑宝蓉的女同学，既是班头，还是学习尖子，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她父亲是本地火车站站长，也不知如何被宝贝女儿说动了，居然安排了一辆小火车，让我们全班乘坐，到40公里开外的平坝化肥厂去参观。
高中的化学课已经读到有机化学，碳氢化合物及其冗长复杂的分子式，让我们如同进入迷宫一样。理解起来，比初中的无机化学要大费周章。在书本上知道化肥就是碳酸铵或者碳酸氢铵之类，但这些化肥是如何生产的，是什么模样，却一无所知。而现在，我们就可以以度假的方式，到化肥厂去一看究竟，自然兴奋莫名，每天以倒计时的方式期待起来。
那天，大家都起了个大早，连平时对学习淡漠的同学对这次出行也格外感兴趣。我们走了三里路，到了火车站，按照安排上了那辆我们翘盼已久的小火车。小火车前面是驾驶室，后面就是平板的车厢。大小兴安岭里面的那种平板小火车大约就是这样的。车厢里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在平板上，不过一点也不觉得难受或者寒碜，反倒觉得很酷很舒坦，犹如现在小青年坐敞篷跑车一样。小火车向东飞奔，五月的清风迎面吹来，两旁的田野农舍，在眼帘里如纪录片一样一一出现。大家欢声笑语，都被前所未有的这种新奇体验所激动和迷醉。
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车，步行了一段，当空气里一下飘过来一股股强劲的刺鼻味，化肥厂的厂房就进入了我们视野之中。在化肥厂里，刺鼻的味道充斥着每一块空间，躲无所躲，哪怕屏住呼吸。我们一边为眼前粗壮的传送筒、高耸的烟囱、堆积如山的一袋袋化肥而惊奇，但又难以忍受冲鼻而来的氨水味道。那些工人们长年累月，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劳作过来的！那时没有多想，现在一想，很是为这些饱受毒气一样的气息所侵袭的生命喟叹。
安顺二中老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所以，当我们告别化肥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流连忘返的。我们想念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小火车，逃也似地离开了被氨水统治着的这片天地。当我们又重新安然地坐在小火车上，暮色已经降临。清凉的夜风拂面而来，我们在黑兮兮的野外，乘着小火车往家的方向飞奔，有些豪迈又有些诗意。在一个小站，小火车停下来，等待别的列车通过。小火车站正在放露天电影，银幕上播放的是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队的比赛场面。我一直着迷乒乓球，日子里除了学习，就是怀着成为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打乒乓球。可以想见，即使是在等待的那点时光里，我的心情依然愉悦。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黄文泉：生长于安顺。后入川深造，再赴美求学。现居美国，著有长篇小说、随笔散文集、人物传记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