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清与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乾嘉学风
在为汪世清先生编著的《石涛诗录》所撰序言中，黄苗子先生称汪先生为“京城第一读书人”。偌大个京城，读书人成千上万，以黄先生的见识，能如此称誉，当属不易。然而，这位读书人一生低调，圈外人对他鲜有了解。
汪世清先生1916年生于安徽歙县，1935年高中毕业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名校录取。他向往北大，但考虑到经济条件，遂选择了北师大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时入北大哲学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南归，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十年。抗战胜利后，他于1947年返回北师大完成学业。他的本行是物理学史，生前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但青年时代的汪世清受乡贤汪采白先生的熏陶与黄宾虹先生的影响，对徽州书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拓展到整个明末清初书画家的研究。
友人曾向我形容汪先生读书的情景：离休前，他每个周末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看书，数十年不间断。离休后，他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有时看半天书，有时则直到闭馆，再坐公交车回家，中午只吃简单的快餐。白天用铅笔抄录的数据，晚上再用毛笔恭楷重新誊录。日积月累，集腋成裘，至2003年汪先生逝世时，留下了他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辑录的文献资料140余种。
2006年夏天，经白谦慎先生介绍，我去北京看望汪师母沈家英老人，并在她家中翻阅汪先生所辑录的史料。汪师母非常和蔼，每次去，她只和我寒暄几句，就留我一个人静静地翻阅。因为天热，她总是让保姆给我切一盘西瓜。到了第四天，她忽然拿出汪先生写的一帧小楷诗作送给我，并说汪先生若是还在，一定会和我这样的年轻人成为忘年交。这让我在仰慕汪先生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传承的责任。
我从汪先生手抄的许士佐《野耕集》《汪右湘先生荣哀录》，辑录的《水香园觞咏集》等罕见的诗文集中获得不少关于清初书法家郑簠的资料，这些资料都运用到我次年出版的《郑簠研究》一书之中。在翻阅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汪先生辑录有一册《黄山艺苑诗》，收入明末清初百余位安徽籍诗人、书画家的700多首与黄山有关的诗作，汪先生为每位作者都作了小传，是研究安徽书画很有用的资料，遂抽时间进行整理。2009年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过出版时编辑执意将书名改为《明清黄山学人诗选》，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和白谦慎先生一起去看望汪师母，聊天时谈起汪先生的遗著已经基本出版，我们有意继续整理出版汪先生辑考的明清艺术家史料。这一提议得到汪师母的积极响应，她在很短时间内整理了尚存家中的手稿以及手稿复印件（大部分原件已捐赠给汪先生故乡的黄山学院）交给我们。这些资料有整整三大纸箱，运回南京之后，我和白谦慎先生很快进行遴选，其中与艺术史关系不大的、他处已经出版影印本或整理本的（如程邃《萧然吟》、黄生《一木堂诗稿》等），不再进行整理。目前这套《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大概只是汪先生手稿的一半。
这套书分善本诗文集、诗文辑录、书画辑录、未刊稿四个部分。以龚贤为例，善本诗文集部分收入龚氏《草香堂集》《自书诗册》，诗文辑录部分收入《龚贤集外诗》《题画诗》《各家赠答怀念龚贤诗词》等。由于龚贤诗集从未出版，汪先生的抄录本可视为善本，加上汪先生从他处辑得的其他诗词，这些数据对于研究龚贤具有重要的价值。又如，诗文辑录部分收入郑旼的《郑旼诗文钞》，书画辑录中收入《郑旼画录》，未刊稿部分收入《郑旼年谱》，这些材料的集中出版，对于研究郑旼的生活与艺术，其作用不言而喻。再如，汪先生《程邃年谱》虽然已经出版，但他所辑有关程邃的资料，仍有许多为年谱所未收，对于研究程邃大有裨益。此外，除了关注渐江、石涛等重要的艺术家，汪先生辑录的材料中也有不少与艺术家关系密切的人物，他们不以书画见长，但在艺术家人脉网络中却颇有分量，如许楚、程守、许士佐、汪沅、汤燕生、王炜等，他们的相关诗文、书札，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难得的信息。
汪先生精于考证，这源于他系统读书、读画，并不厌其烦地抄录善本，辑录与归类各种材料。他对艺术家的周边关系极为熟悉，即使是一些名头很小的人物，他也有相当的了解。这些材料看似竹头木屑，但积累得多了，就能看出其中的关联，并作出更大的推断。他的专著《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以下简称《查疑》）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书画家的生卒、行迹、交游、作品研究为重心，兼及当时其他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虽没有宏大的框架和高深的理论，但所展现出的积学功夫令人敬佩。他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明清艺术史上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廓清了不少张冠李戴的错误，一些历来被认为无从稽考的人物、事件也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的工作费时费力，不少人视若畏途。不仅如此，人们甚或以其琐碎零散而轻视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乾嘉学派，就不难看出，对古代名物制度不厌其烦地细致考证，正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看似琐碎的精致考证，为更为宏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嘉学者集体呈现的考证成果，后来学者莫不得其沾溉，其价值不容置疑。如果我们将汪先生的研究放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其起步不久、尚显粗疏的学科背景中去评价，其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可以说，汪世清先生将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拓展到先贤不甚留意的艺术史领域，从而为后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扩大艺术史数据的范围，系统搜集以诗文集为中心的各种材料，经过细读、勾连与考证，往往能够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突破。
考证离不开资料，在过去的美术史研究中，人们总是较为关心画史画论著作，而很少留意与艺术家同代时人的诗文集。汪先生《查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诗文集，其数据开掘工作具有文献学意义与示范价值。就艺术家传记而言，他并不十分信赖那些晚出的画史载籍，因时代相隔，其中存在许多不实之处。而诗文集中常会有同时友人为他们所作传记，而且不止一篇。有些诗文集，作者既不著名，亦不能经见，但汪先生百般搜求，披沙拣金，往往有意外的收获。如程邃的生卒年，通常的说法是生于1605年，卒于1691年，享年87岁。但这明显与程邃同时人陈鼎《垢区道人传》“卒年八十六”的说法不合。汪先生从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费冕《费燕峰先生年谱》、王撰《揖山集》中搜得三则材料，确定程邃生于1607年，卒于1692年。又如，在考证石涛好友“岱瞻”时，汪先生首先根据一件石涛为岱瞻画扇作品中“江氏子孙世守”的收藏印，得出岱瞻姓江。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十四《江氏先友尺牍跋》，又知其为新安人。再据江登云《橙阳散志》，知“江世栋，字右李，号岱瞻”。从闵华《澄秋阁集》卷二《题江右李表母舅楷书册子后》，考得江世栋为歙县江村人，以书法名于江淮间。“岱瞻”这样一个后世无闻的名字，汪先生却通过文集考证出他的生平。虽说小人物的生平似乎无关宏旨，但石涛有四封写给他的书信，若没有对其生平的考证，这些书信很难在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更有意义的是，汪先生考出了若干像岱瞻这样的小人物，在研究石涛行迹时，这些人物发挥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汪先生用以论证的材料都是从诗文集、方志、选集、宗谱、书画作品、书画录中一条一条爬梳而得，远非一般的索引书籍可以提供。即使是翻读原书，如果仅仅浏览目录也不能一下子发现，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必须逐字逐句阅读才能辨别其价值。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读书功夫，掌握如此丰富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能够这么做，既需要作者具有学术上的定力，也需要时间上的保证。在数码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便捷的检索节省了学者大量的时间，人文学科也确实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如何设定检索词颇能考验研究者的学力。最早提出“E考据”这一概念的黄一农先生指出，完整的“知识地图”对于E考据具有关键作用。E考据所获得的资料通常是片段的、零碎的，脱离了文本的上下文，也脱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不尽力还原这些材料的历史场景，对它们的利用就会出现问题。有研究者竟然将某作者文章中引述他人的一段话作为该作者的见解大加阐释（这个观点恰恰是汪先生所反对的），令人啼笑皆非。此外，E考据可以解决一些信息类问题，却无法解决修辞类问题，对修辞的准确把握与理解，仍需要大量完整的文献细读。因此，身处E考据时代，如汪先生这般地毯式阅读、抄录与辑录各种史料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细致分析了汪先生的研究路径、搜集与使用文献的习惯之后，再回到这套《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读者们想必更能理解它的价值所在。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史学者，汪世清先生在读书过程中所做的文献辑录及相关考证，不仅是他个人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样也能为本领域的学者提供大量经过整理的研究素材与具有提示性的思考方向。换句话说，汪先生在他一生的读书生涯中，虽然准备了大量成系统的资料，但他并未有时间完成全部的研究与写作。如今，这些史料经过整理出版，人人得而用之，汪先生倘若知道它们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一定也会感到欣慰。（本文为《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的代序，略有删节。）